《周易》生命哲学内在生成“三论”

《周易》是一部讲生命哲学之书,“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本是《复卦·彖辞》中的一句话,“天地之心”一词在《周易》中只出现一次。还有一个词那就是“仁”字,“以下仁”,也在《复》卦出现。“仁”是儒学的核心概念,“天地之心”就是“仁”,就是“生”。在一定程度上说,儒学就是“仁本体论”。对“生”问题视域的展开,《周易》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正所谓孤阳不生,独阴不长,这是宇宙生成论的诞生地和秘密。宇宙生生不息而有秩序,“中和之道”是宇宙生生不息所遵循的“生生之德”,即规律。人生于天地之间,作为“三才之道”之一,理应维护这个秩序,忧患这个秩序被破坏,“吉凶与民同患”,这是人的责任和使命担当,也是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天人合一"的契合点——论朱熹"仁"说的终极价值

＂天人合一＂是一种人与自然万物和融的道德境界追求,＂天人合一＂的契合点一直被探寻。朱熹以＂心之德、爱之理＂释＂仁＂,把标示情感之＂仁＂提升为道德本体,唯＂仁＂能承载沟通＂天、人＂的重任;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扩展了＂仁＂的主体指向为人和天地,凸显＂仁＂是＂天、人＂的终极价值表现;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彰显求＂仁＂为贯通万物的过程,践＂仁＂为＂天人合一＂的实现路径。朱熹的＂仁＂成为＂天人合一＂价值意义上的最佳契合点。     

黄道周心性工夫论思想发微

晚明大儒黄道周的心性工夫论思想既具有明显对治王学末流弊症的特质,又具有融合朱、王,直接孔、孟的宏博气象。可从如下五个方面窥其一斑：一、关于“格物致知”问题;二、关于“未发”、“已发”与“慎独”问题;三、关于“博”与“约”问题;四、关于“克己复礼”问题;五、关于“朱陆异同”问题。     

宋代画评中的艺术伦理思想及其生命蕴涵

宋代画评中蕴涵着丰富的伦理思想,画评家倡导的“胸中士气”和“心胸的涵养”是艺术心胸的成就,强调的是个体人格的建构,体现了自我生命的确认;立品和载道则是基于作品展开,在作品与创作者及天地宇宙关联中生发作品的价值意义;而“大其心”“观生意”“尽物性”“比德”等品评思想彰显的是天地之大德,凸显了宋代艺术伦理的大生命视域。     

孟子“浩然之气”新解

目前学术界对孟子的“浩然之气”似有定论：儒家学说以伦理道德为核心,这种气一定是伦理之气;再进一步说,孟子把人的内在伦理要求外化、放射为天地之本体,从而认为伦理道德是天地自然的本性,“浩然之气”也不过是这种充满天地之间的伦理之气。但我们认为这只是其表层...     

从“重生”到“知死”——简论孔子的人生哲学观

以《论语》为原典,集中分析和讨论了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生死有命＂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等人生哲学思想,指出：孔子重视＂生＂并不意味着忽视＂死＂,强调人之＂知生死＂就是＂知命＂,即明白＂死生有命＂;面对＂求之在天者＂而非＂求之在我者＂的生死问题,人所能做的就是以＂践仁＂来实现生命的永恒价值,并借此获得对个体生死的超越。     

“天地不仁”辨释

本文通过对“天地不仁”的辨释,说明老子的天与道同为一超越性范畴,而非指自然界的天地,并且此天道与基督教的上帝有类似性,因此,“不仁”并非“不爱”,而是超越于人的本能之上的“博爱”,故“天地不仁”应为“天地至仁”。作者认为,以往注家多把“天地不仁”释成“天地无情”,抹煞了老子思想中包含的准宗教形态,即“道”虽不是人格神,但它具有人格神的超越性,不能简单地以“自然无为”来理解。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试论魏晋"深情"及其诗学意义

魏晋时期,伴随着理性世界的转变,人们的感性世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现所谓的魏晋“深情”。这种以知识分子为情感主体的“深情”,既不同于《诗经》时代原发性的“民情”,也不同于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性情”和道家“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的“天情”,它是知识分子个体生命意识觉醒之后于天地宇宙中寻求心灵安顿和精神自由的情感,即人生和宇宙合而为一的生命超越之情。正是这种魏晋“深情”,把中国诗学引向强调“神与物游”和“情景相生”的抒情道路,并深深地刻上了宇宙情怀的烙印。     

论新安理学家范涞及其哲学思想——以《范子哤言》为中心

范涞是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新安理学家,《范子哤言》是其从中年到晚年的读书笔记以及人生体悟的综合,其中囊括了范涞主要的哲学思想。在“理气论”方面,范涞继承了朱熹“以理为本”的宇宙论思想,并且认为“气”是沟通“形上之理”和“行下之物”的中间环节,但是他的理气论思想中存在着“理”和“气”两个本体的“二元矛盾”;其“心性论”也基本上继承了朱熹的观点并有所发挥,但有些地方亦有不足之处。最后,在其“格物致知论”方面,范涞认为“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思想最为重要。     

唯有"文采"不成"文"——先秦"文"的三维建构

先秦的“文”,其涵义为一个一元形态下的三维建构:于天地而言,为天地之心的外现;于人而言,道德为质,合乎礼乐的行为为“文”;于文章与“言”,仁义道德为本;雕文刻镂之义,亦由礼而来。“文”上为天地之现象和意志及其显现,中为社会制度、发展规律与人的生命本体及其外化,下为文章与“言”的表现对象及其形式。其礼乐道德的义项贯穿于宇宙、社会、人的价值和文章与“言”几个层面,在宇宙层面赋予“文”存在的依据和文章法则;在生命层面赋予“文”主体的生命本质与价值选择,在文章层面赋予审美过程中客体的道德属性;使天道、道德、人与文章融为一体,从本体论意义上规定着中国文学及其思想建构。     

“仁”“礼”关系探析

“仁”和“礼”到底谁高,这是孔子思想中一个久有争论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争论总是伴随着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想把孔子向上抬一抬的人就大讲其“仁”,以“仁”为孔子思想之核心;想把孔子往下压一压的人则大讲其“礼”,把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归结为“礼”。“仁”和“礼”好象成了抬高和压低孔子的依据,这是极不应该的。我认为:“仁”与“礼”就其实质而言不存在谁统摄谁的问题。“仁”是属于孔子伦理学的范畴,而“礼”在通常情况下则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我们知道,处在不同学科中的两个概念是不能比较谁高谁低的。然而“礼”在有些时候又同“仁”一样作为一伦理范畴出现,这就是“礼”作为外在的强制又可以化为内在的自觉,从而影响、控制个     

宋明理学知行观道德内涵刍议

宋明时期,知行关系成为理学家关注的焦点,从“知先行后”到“知行合一”,知行及知行关系被理学家赋予积极的道德内涵。由知行关系到格物致知,理学家同样赋予格物致知以丰富的道德意蕴,并把格物致知作为一种提高个体道德修养的必要手段。理学家的知行观,迎合了统治阶级加强道德教化,巩固宗法等级秩序的需要,对促进封建统治的稳定和谐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重视知行关系道德价值的同时,却漠视了人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追求。     

情感的回归:隆武朝的黄道周及其门人诗风

南明时代发端期的隆武朝,虽然存在时间仅一年有余,但却是一代大儒黄道周生命价值最后绽放的时刻.作为写在生命最后时刻的诗歌,忠实地记载了黄道周从对隆武帝充满幻想到走向生命决绝的心路历程,诗风虽然仍然多用典,但在对隆武帝忠贞、对故国亲友眷恋的情感激发下,往日僻晦变得相对朗畅.在黄道周的感召下,门生钱澄之以诗为史,寓褒贬、思考于其中,读来令人深思;故友路振飞啼血寻帝诗,让读者感受到了悲壮的心情与绝望的痛苦.     

孔子与中国知识论体系的创化

如果说西周文化已经建立起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之取向,并在天命观的背景下,蕴育了主观的德性自觉与外在的礼乐教化相结合的获致途径;那么,孔子则是承继西周的基本思想,提出仁的概念,从而把天人合一进一步落实到知识层面,并确立起“道学政”三位一体的致思方向。传统儒学因此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知识的问题突显出来,天人贯通开始由宗教性的祭祀转至问学上了。孔子的问学之道从浅处说,在于培养伟岸的个体人格;从深处,在于通过个体的人格力量参于社会以至天地之间,使个体人格与天地合而为一。这些都融为儒学之真精神,奠定儒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也为后世儒者所继承。     

儒家“知、仁、勇”思想的当代价值

挖掘儒家“知、仁、勇”思想的当代价值,可以为人的生命实践提供哲学指引。从《中庸》的相关原文出发,分析“知、仁、勇”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所体现的内涵及其关系。分析认为,《中庸》提出“知、仁、勇”思想是基于儒家对人的精神价值及其人格生命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儒家“知、仁、勇”思想的精神智趣及其道德价值对当代社会人们道德信仰缺失和道德体系重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试论孟子的生命诗性乐境论

孔子开创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并开启了儒家美学中的生命诗性乐境论,即个体生命完满实现“仁”时所生成的诗性境界。孟子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他继承孔子的生命诗性乐境理论,从“善、信、美、大、圣、神”六个层面,层层递进地进行论述和深化,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论语·里仁》篇“我未见好仁者”章浅释

对《论语.里仁》篇中“我未见好仁者”这一章,学者的理解不是很不一致,其解释也有许多差异。在参考了多家注释之后,认为本章的章旨在于:仁之境界难至,但为仁之方易行。孔子慨叹世人不知为仁之方,所以未见用其力于仁之人。实际上为仁之方,主要在己心之好恶。如果真心能好仁恶不仁,则其心已至于仁矣。也就是所谓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如果真心能好仁恶不仁,心志于仁,则用其力于仁没有力不足的。世人以力不足为由而不行仁,实际上是误认为仁在心外,要借外力才能求仁,不知道仁体本在己心之好恶。     

《易传》“性命”思想论

《易传》继承和发扬了孔孟和《中庸》的性命思想,构建起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道德形而上学理论体系.一方面,《易传》把乾道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以阴阳论的方式来说明乾道如何下贯于人的生命中,成为人生命主体之本性;另一方面,《易传》又强调人要凭借此本性积极努力地做道德修养工夫,以把人之德性生命向上提升,进而参赞天地之化育,并使人与天地三才鼎立,达到“天人合德”的理想境界.     

道家生态美学观略论

先秦道家建立起了以“道”为核心,从“道法自然”出发的和谐生态美学思想,在更高意义上阐发了人的审美活动,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老子和庄子感悟天地自然无为而成的“大美”思想,把完美和谐的自然生态系统看作宇宙的完关生命,把“自然无为”的精神看成顺物之性的高尚境界,把“乘物游心”的性情看作对生命自由的追求。这种“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状态,具有极高的生态美学价值,在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的今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胡宏的仁学思想简析

胡宏作为南宋著名的哲学家,在继承二程仁学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对儒家的仁学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提升与发挥,使本体仁学的理论形态更趋于成熟与完善。从内容上说,他以仁为天地之心,赋予仁本体论的意义;借助于主体精神"心"的作用,使仁之生生之德能得到充分彰显与实现;他以"仁"为"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并将其最终落实于人的德性行为。在为仁之方上,他提出一系列的心地工夫,从尽心求仁、孝悌等多个方面进行阐述。胡宏并以仁学思想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德治、仁政的政治主张。其仁学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