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管理:激发公共部门人力资源潜能的合理途径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是现代公共行政领域研究的重要问题,提高公共部门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己成为公共部门改革的迫切要求。文章从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基本理念出发,介绍了绩效管理的相关理论以及我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实践,着重分析了我国目前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模式存在的瓶颈因素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对于提高公共部门绩效的重要意义

公共部门绩效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现代公共管理界的重视,组织行为的结果体现组织绩效的高低。我国使用政绩评价的干部机制,领导权是绩效激励的动力。为了强调对部门领导以及各级管理人员的激励在提高组织绩效中的作用,本文探讨了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的建立对于提高公共部门绩效的重要意义以及方法,探索提高公共部门绩效的杠杆着力点,以期各界学者对于此问题的关注。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中的价值考量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成为公共部门的基本管理工具.公共部门的特性使得企业绩效评估理论和技术在公共部门的应用受到限制,公共部门在借鉴企业绩效评估理论与经验的基础上要形成自己的评估体系.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中的价值考量具有合理性,公共性是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最根本准则,而合法性、透明性、法治性、责任性和回应性则是评估中需要具体考量的价值因素.     

以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为基点的评估类型比较

在整个公共管理领域,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与公共项目绩效评估、公共人力资源绩效评估有联系又有区别。此外,同样作为一种工具与手段,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与企业绩效评估亦有可比的地方。了解各种评估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发展大有裨益。     

平衡计分卡在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中的应用

"平衡计分卡"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在企业中取得巨大成功的绩效评估方法.本文基于平衡计分卡在西方企业界和政府绩效管理应用的成功经验,结合平衡计分卡的特点及其应用原理,从我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实践出发,探讨了将平衡计分卡引入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可行性,并对平衡计分卡按公共部门的使命逻辑进行修正和改造,构建合理、有效的评估指标体系,提出把平衡计分卡方法引入公共部门将有利于提高公共部门绩效管理质量.     

公共部门引入绩效管理相关问题分析

绩效管理满足了现代行政对管理工具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需要。绩效管理源自私人部门，将其全盘引入公共部门存在着动机、技术、观念和制度障碍。绩效管理对公共部门的价值在于它的责任机制、结果取向和动力机制，相应地，公共部门应加强社会互动，建立分散治理体制，改革人力资源管理和其它配套制度，以使绩效管理真正能在公共部门中发挥作用。     

我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不足及对策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是近年来中国公共管理学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当前中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在于制度基础和社会环境的缺乏、价值取向存在偏差、评估主体单一、对绩效反馈环节的忽略、政府绩效管理与对公务员个人的绩效考评相脱离，等等。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方面的：制度层面上缺乏相应法律的规范、相关人员停留在传统考核阶段的观念、干部管理上单一强调经济增长在评定政绩中的作用以及中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分离。因此，改进中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效果既要建立制度基础．注重填补法律空白，加强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结合，又要重视管理技术的完善。     

政府绩效评估的理念与方法分析

政府绩效评估就是对政府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中期成果和最终成果所反映的绩效进行评定和划分等级 ,它是在 2 0世纪 80年代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贯穿了公共责任和顾客至上的管理理念。政府绩效评估指向的是政府公共部门的特殊职能 ;意味着政府公共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信息的交流与沟通。政府绩效评估是由收集资料、确定评估目标、划分评估项目、绩效测定及其评估结果使用等组成的行为体系。绩效评估措施对加入WTO之后的中国政府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传统视野下的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分析

探讨了传统视野下的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现状,剖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的症结提出了新时期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新思路.     

试论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对私营部门绩效评估的借鉴

近些年来,国际上为了解决政府日益突出的财政赤字、信任危机、管理失控和行政低效等问题,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纷纷引入"新公共管理"模式,力求从企业经营管理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其中企业绩效管理特别是绩效评估尤为各国政府所青睐。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借鉴私营部门绩效评估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但也存在着差异性和障碍。在借鉴过程中,公共部门不能简单地照搬私营部门绩效评估的理论和方法,而要在对两者比较的基础上,探索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借鉴私营部门绩效评估的内容与路径。     

现代性与理性的嬗变

理性有着十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涵。由于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建构方式的不同,它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出来。这说明,理性是历史的理性,有历史的维度。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理性嬗变的历史。由于现代性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现代性的状况也不可避免地通过理性的嬗变表征出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叛离、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殊途同归是现代性的必然反映。     

理性的历史演变及中国社会的理性建构

近代启蒙哲学家开创近代理性主义以来,理性思想经历了"独断论"、"批判理论"、"辩证理性"、"技术理性"、"社会批判理论"、"交往理性"等的历史演变,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思想家,从自己所抽象的理性理论出发批判、补充前人的思想,却难免从一个片面理论走向另一个片面理论,这种理性的历史演变虽难以穷尽,但其核心却揭示:具有现代系统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应是一种肯定"技术理性"系统之外的"价值理性"系统存在的价值的理论.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和肯定价值理性的理论为当代中国社会培育理性精神,达成技术理性、价值理性、艺术理性的统一,实现理性自身的超越提供了建设性思路.     

现代性的理性特征及其技术理性探源

现代性作为时代属性和特征的总体体现,有着十分丰富的思想蕴涵。在现代经济、文化形式和政治的变迁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它与传统时代性和传统社会的差异性。以哲学理性的视角去审视。相对传统社会及其时代性而言,现代性不仅更加凸显出了其技术理性的僭妄,而且在现代的各种理性形式中都在深层次上受到技术理性的影响,现代经济理性所表现出来的市场化、标准化;现代文化理性的消费、娱乐、时尚化;现代政治理性的民主、自由秩序化等,都内在着深刻的技术理性根源。     

理性的透视：从“中庸”的视角

古希腊先哲对实践理性的探讨、近代欧洲先哲对工具理性与新实践理性的探讨、西哲对理性的探讨,启示现代世界：工具理性存在着毁灭人类的可能性。而以“中道”为标准的实践理性。能在道德层面弥补工具理性的不足,防止工具理性的无度泛滥。     

对现代管理中工具理性的反思

工具理性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巨大物质文明但也受到诸多非议和批判。回首百年现代管理的演进历史,工具理性在现代管理的核心工作以及管理实践中仍然具有无可取代的位置,工具理性深深地影响着管理的现代发展,也深化了现代管理思想内涵和管理模式并引导了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方向。但随着管理实践问题的反思,工具理性思维下的“人性假设”、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效率主义”、官僚制组织对人的异化以及工具理性高扬下的价值理性衰落已成为凸显问题。只有在现代管理中深度融入“3p”人本管理理念,强化管理伦理建设,建立有效的管理价值评价体系,才能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管理中的融合与统一,找到工具理性更好的发展之路。     

理性的结构与教育模式的转换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理性矛盾结构的两个方面 ,理性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发展 ,不同的教育使理性的不同方面得到发展 ,人文教育发展的是人的价值理性 ,科技教育发展的是人的工具理性。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 ,越来越发现理性的单极发展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理性均衡发展的意义日益突显出来。为了实现理性的均衡发展 ,教育必须实现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的有机结合     

现代性的救赎——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哲学逻辑

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并未因现代性使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各自逻辑发展的特点而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将工具理性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理性之蚀的审美救赎——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研究

理性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但当它发展成为一种工具理性时,却给人类带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他们认为理性在近现代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工具理性,并异化了人性.法兰克福学派正是从理性带给人类的危害出发,展开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并力图通过审美救赎来恢复人的真正理性.     

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探析

合理性问题是哈贝马斯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探讨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思想,通过对韦伯理性观的分析,指出了传统合理性的局限之所在,并在以“生活世界——体制”的双重构架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基础上,阐述了哈贝马斯以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去构建其交往合理性的必然性。     

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 .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是多样的、相对的,建立起了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