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小说的情绪线索

海明威小说感人的艺术力量来自于其作品中一条流动的线索———情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影响、作品特有的情节结构和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 ,特别是战争的经历都是这条情绪线索形成的原因。这是一种对死亡的恐惧、逃避和无可逃避的情绪 ,而最后作者又以行动为这一情绪划上了句号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批判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引入的西方"文学"和"文学史"概念作为话语方式的权力、中国自本世纪初以来文学史的本土建构积淀等从深层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模式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是异常复杂的,除了作家作品以外,文学期刊、文学社团流派、文学沙龙、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制度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事实,作为文学史,如果这些现象和因素被略而不记,显然是有弊端和缺陷的,也缺乏历史应有的过程性.文学史在模式上不具备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它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匠心独运的艺术结构--谈《威尼斯商人》的情节线索

在<威尼斯商人>中,作者巧妙地安排了三条线索安东尼奥和夏洛克有关签立契约、照约割肉的故事情节为第一条线索;巴萨尼奥和鲍西娅"选匣子"的故事情节为第二条线索;杰西卡同基督徒罗兰佐私奔的爱情故事情节为第三条线索.前两条为主线,后一条为副线,三条线索既交错又平行,在作品中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情节线索,体现了作者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     

当代文学史中的"非主流"文学

当代文学史著中对于20世纪50-70年代"非主流"文学的关注折射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它重新激活当代的某些文学事实,并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图景,对于重新"返回"历史情境,深入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起到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留下不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诸如某些作品在写作时间认定上的问题、有关文本阐释空间的问题、对"非主流"文学本质化的理解以及进一步厘清各种复杂的文学史概念的问题等.     

"十七年"文学的再反思——兼与王彬彬、吴义勤先生商榷

王彬彬先生的<<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和吴义勤先生的<在历史与审美之间——重读<红旗谱>>,这两篇文章对<红旗谱>的不同评价,实质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十七年"文学?作者认为意识形态的介入确实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也加速了"十七年"文学的传播,促使<红旗谱>等作品成为"红色经典".而文学史一再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深度的现实关切和完美的艺术性结合的典范.     

第一次"文代会"与新文学传统的规范化阐释

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确定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文学史叙事线索,派生出一种新的文学史系统。"文代会"对纷纭复杂的文学史现象作了梳理,其中许多重要的观点和结论对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中国文艺生产与管理体制的形成,是以"文代会"为发端,并由此获得理论支持。"文代会"显示了一个特殊年代对于文学传统的理解力,同时也表现出难于超越的历史局限性。随着时代变迁,"文代会"的思想、观念和概念有些已被摒弃,有些则在文学史书写中延续下来,甚至存留在"集体意识"之中,至今还影响着人们对新文学历史的"想象"。本文试图从几个最有影响的概念作为切入点,考察这一带有界碑性质的史事。     

关于两种文学史线索观的思考

文学史研究的传统格局是形成了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线索观 ,它们分别是文学史的他律论和自律论的线索观。这样两种不同观点的对立状况 ,为我们进行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照和启迪。可是过去的思想材料不能仅是作为我们学习的对象 ,它们还应该成为我们今天进行新的思想创造的起点 ,作为新的理论之花盛开的基肥 ;那么 ,真正要尊重那些过去的思想的成果 ,也应该是在总结它们的基础上 ,得出我们的认识 ,进而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使得我们的思想与前人的认识形成一种思想的和声。     

文化线路视野下明清云贵走廊"路诗"研究

贵州古代文学史研究,从现有的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以贵州为单位的省域文学研究;以黔中、黔北、黔西北等为单位的地域文学研究;以著名文化世家为中心的家族文学研究;以族属为单位的族别文学研究;以知名文士为中心的作家个案文学研究,等.文士过境云贵走廊创作的文学作品,往往被人为割裂划入该作家所属省份、地域、家族、民族、流派等范畴的文学史,从文化线路层面论述道路文学的研究成果鲜见.从文化线路视野去探究云贵走廊道路文学遗产,特别是道路诗歌的作者类型、路景、内容及特点,提供有别于贵州地域文学史或文化史研究的"路域"文学研究新路径,践行陈寅恪"以诗文证史"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价值与意义.     

文坛“影射事件”的思想根源——以王蒙的遭际为例

时隔35年,王蒙两次因其小说的"影射问题"遭逢"影射事件",这在文学史上闻所未闻.文坛"影射事件"产生于受众的接受活动,其关键不是作者的创作动机,而是受众能否从作品中读出作者的"影射意图".从思想方法看,受众混淆文学和生活、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在现实生活逻辑、经验和艺术生活逻辑、经验间画等号,是文坛"影射事件"的思想根源.王蒙的遭际,不仅充分彰显出文坛"影射事件"的生成机制,而且牵涉众多与此有关的问题.受众转变混淆文学和生活、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思想方法,是文学界根除"影射事件"的前提和基础.读者与人为善、评论家切实遵守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是文学界根除"影射事件"的根本保证.     

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在1980年代后中国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格局中,香港文学的历史存在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较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问接纳的左右翼文学格局挑战了以1949年为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1970 年代后的香港文学与香港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相呼应,以其在全球性背景下开始的多元化进程和雅俗课题上的突破揭示出20世纪后3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这些都根本性地拓展了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使之得以摆脱"中原心态"、"启蒙思路"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遮蔽,建立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互为参照的格局.     

文学观念的变革与“纯”文学史的兴起──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编写

“五四”前后，中国文学观念发生了大的变革，这给当　时文学史的编写带来深刻影响。传统文学观念下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大都非常博杂，近似国学　史。而二三十年代编写的文学史多持“纯文学”的观念，集中于真正的文学作品上，更能显　示文学的艺术特性，是很大的进步。但是矫枉过正，也存在着论述范围过狭的弊端。     

狂欢年代的“荒山之恋”——王安忆小说“三恋”的叙述经验

王安忆的小说“三恋”,在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冲破“性爱禁区”的重要作品。这样的认识,一直影响到文学史对她的书写。通过细读办法,可以深入到小说内部,发现另外一些文本效果,同时也对作者当时隐秘的创作意图做出新的解释。显而易见,单纯的批评视角已不足以揭示80年代小说多元化的生产机制了,因为除了“纯文学”的因素外,大众文化也在进军小说的领域,成为其构思和谋篇构局的复杂语境。     

五四文学:对立的现代性

西方的世界性影响和中国本身的开放性要求是五四文学现代性产生的背景。在这种无论是对物质还是精神的现代化的追求之中,他们无一例外地都遭遇到了“冲突”这种处境。五四文学的现代性是以对立的面貌出现的,而冲突对立正是五四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个内在特质。对立、反抗既是中国现代文学解放、革命的需要,更是不回避中西、传统和现代碰撞的内心思想冲突的表现。其中既显示着中国文学特有的现代性的表达方式,也显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简单、直线思维的欠缺和局限。     

从杜丽娘形象的浪漫主义色彩看汤显祖的"至情"观

在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中,对于明末清初戏曲、小说产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在左派王学影响下,由李贽、汤显祖、冯梦龙、孟称舜等人直接推动而形成的强大的写“情”思潮,它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增添了最亮丽的色彩。《牡丹亭》中的主人公杜丽娘形象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汤显祖的“至情观”。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兼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当代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研究的3部专著都涵盖了台港澳地区的现代文学史论著,表现了中华文学大一统的气概,但3部专著都撇开了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作为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氏专著奠定了新的、更完备、更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小说史的基础。正因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绝不能闭口不谈夏氏《小说史》。只有将夏著纳入自己的版图,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才真正称得上走向成熟。     

苏青言语的"孤岛"认知价值

与张爱玲齐名的"孤岛"时期的女作家苏青,被评判为"汉奸文学"范畴,或称其作品"无益无害",这样的评判是错误的,不公正的.苏青的认识价值是另类的,不可替代的.由于苏青言语的实录性、再现性,使得她的言语具有历史认知价值,为了解"孤岛"时期的文坛亦或文化界,了解日本人的文化侵略,了解日踞时期的民众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佐证.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西方文艺理论比较论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西方文艺理论之间具有内在结构上的深层一致性,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在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否定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二者既相互矛盾又互相统一。     

论“文史两分”认识的三阶段——兼论《史通》在此过程中的理论意义

汉之前,文史一体。《史记》以后,至魏晋迄唐,文史两分。与之相对应,人们对文史异辙过程的认识,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文论家将重藻饰、押韵、抒情的诗赋类为主的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史作品区分开来。第二阶段,史学家将史著为主的叙事性作品和文学作品分离。第三阶段,人们对以史著为主的叙事性作品自身即史著和小说的分离,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并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在对文史两分认识逐步深入、细化的过程中,刘知几的《史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明清纳西族文人创作的价值探讨

纳西族是生活于云南西北部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历史,她的东巴文化早已为世人关注,而盛于明清时期的文人创作虽有研究,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选取明代木氏作家群的代表木公和清代旁姓作家群中成就显著的桑映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查他们在创作上与中原文学的联系,探讨这一时期纳西文人创作的价值所在。本文认为木、桑的创作价值在于体现了纳汉文化融合的模式之一——人格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