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学教育中的法治精神培养

法治精神作为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中人们对法治进行理性追求和崇敬的思想理念,是与制度层面以及法律实践层面的法治相辅相成的。法治精神是法治社会的灵魂。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匮乏已经成为制约法治现代化的严重障碍。法学教育中重视法学知识和法律技能而忽视法治精神养成培养是当前法学教育的误区。法学教育应当强化法治精神养成教育。     

欧洲中世纪商人法对罗马法的继受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商法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商人法,而欧洲中世纪商人法兴起之日恰是罗马法复兴之时。罗马法是调整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者和所有者之间各种关系的完善法律,其中的原则和制度,特别是万民法内容所包含的商法规则是公认的国际商法准则。欧洲中世纪商人法正是在“扬弃”罗马法制度成果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和完善的。欧洲中世纪商人法对罗马法的继受主要表现在具体制度和法学理念两方面。     

论逻辑优先是我国现实法治条件下的应然选择

逻辑与价值有着共生与紧张关系.法律的生命究竟是逻辑,还是价值?不同的本土背景对此应有不同的回答.对法治精神深入人心的国家而言,鼓吹价值优先有利于摆脱形式主义法学的桎梏,获取进一步寻找法律发展的新动力,从而进一步寻找法律生存的新土壤.但对于我们这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来说,价值优先容易成为背离法律的口实,稍嫌极端的逻辑优先更能抵御、纠正一段时间内法治精神消解的现实.因此,逻辑与价值极端冲突时,应择逻辑作为我国现实的不二法门.     

灵活行为的法律规范性

在现代法治社会里,法律规范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这一行为方法运用的产物,法律规范赋予了行为主体以适当的灵活行为限度。以违法的方式,在法律规范之外寻求非法的灵活行为空间有违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在现实行为过程中,究竟是以法律规范规制灵活的行为,还是以灵活的行为冲破法律规范?特别是在创新成为时代的主题、与时俱进成为永恒的追求、法律规范的确定性受到怀疑的时候,如何理解符合法律规范的灵活行为?如何避免假创新真违规?有助于信仰法治的人们正确理解和运用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经典性行为方法。     

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与生成逻辑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历了三次法治目标的飞跃。“法律信仰—法治信仰—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过程中从现代国家建构到普遍法治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进程中国家经验积累和政治认同的结果。法律信仰体现了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规范的核心地位,法治信仰从价值维度、目标维度和实践维度三方面对法律信仰实现了超越,社会主义法治信仰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文化传统和文化自觉的历史逻辑以及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践逻辑来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未来期待。     

认知的功能：论纯粹法学对中国法治理论的意义

当代中国主流法治概念在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制之外,更强调对道德价值的追求.但对于“认知”却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这就为法治理想的实现埋下风险.故而,本文将对致力于建构追求客观认知的“法律科学”的纯粹法学进行研究,论述纯粹法学中的知性国家观、规范命题和分离命题,为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的完善作出尝试性讨论.     

经济分析法学对我国法治的意义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法律应体现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要求。经济分析法学坚持效率应当被看作法律的基本价值 ,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发展的合理性和实践根据在于它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要求 ,因而经济分析法学对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建设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检察官的法治思维及其养成辨析

检察官的法治思维,涉及特定的思维主体,属于特殊的、独立的思维形态,其思维的涉围依赖于、附着于宪法和法律设置的检察职能,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受制于法律体系、机制框架制约。检察官的法治思维是检察官在运用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实体法规范、程序法规范、政策性规范、职业性规范、证据性规范、法律逻辑规范的前提下,通过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诉讼或非诉活动中对特定的监督主体运用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实现法律监督的思维外化;其突出地体现在依法、理性、科学的法治思维模式。检察官法治思维的目标性决定了其以司法公正、社会正义为职业价值追求。     

后现代法学的批判价值及其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后现代法学对现代法学进行过激烈的批判,否认理性个人作为法律主体的存在,反对法律本质主义,否定法律的同一性和普适性.这些批判性观点在其终极指向、发现的问题、思维方式以及学术精神等方面都具有独特价值.本文试图在梳理西方后现代法学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力求揭示其批判对法学发展的价值所在以及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论我国制度化社会治理方式的实现

制度化社会治理方式指的是通过制度化的规范约束权力行使的范围和程序,并对社会利益进行明确的、可预知的和被接受的分配和调整。在我国构建制度化的社会治理方式既符合经过论证的实质价值,也在实践中获得了经验事实上的一致同意。在建构这种社会治理方式的过程中出现了法律与政策博弈和冲突的问题、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争论的问题,法律始终应当是制度化社会治理方式的核心内容,但其他的制度化规范和准则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法律应当与政策通过良性互动进行衔接。在此前提下,实质法治所追求的价值判断又对制度化方式形成了冲击,应当在坚持形式法治的基础上适度接受规范以外的其他标准对制度化方式的评价和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我国社会治理的制度化。     

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的运行实践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中必须树立合作协商的美德、保持相对的社会均衡性、发挥教育的先导性;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键在于深化法治实践、增强法治主体的高参与度、实现法治根基的本土化。     

论法治的文化基础

任何制度都是特定精神和文化的载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未能走上法治之路,不仅仅是政治认同问题,关键在于法治文化基础的缺失。面对中国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通过政府推动的方式加强道德建设,转而致力于社会文化底蕴的塑造,以及更深层的社会心理、观念的变革,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刑讯与法治：现代性视域下的提示性反思

现代性代表一种精神和理念,它不同于现代化和现代性观念。法治现代性不能因法治现代化而蒙尘,也不应被法治现代性观念所遮蔽。法治就是在现代性视阈下不断反思的法治现代性。     

论法治的妥协性

法治是利益妥协的产物,而个体的分散意志经过妥协形成的法律是对各方利益的均衡。故阶级斗争思维与法治精神相去甚远。民主是多数人的政治,但多数人的权利亦须受到制约,这是由法治的妥协机制所决定的。以权利制约权力、分权制衡体现了法治的妥协性,同时法治的妥协性还体现为对传统的尊重和让步。     

加强道德与法律建设应升华为弘扬民族精神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加强道德建设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强调“法律”,并侧重于法治,特别是法治精神。然而,理论的统一与完美,并非意味着实践中的有效和真实。不管“道德”还是“法律”,仅仅停留在它们本身是不够的。一切进步都应处于超越之中,因此须将其先升华为一种精神,进而铸就优良的民族精神。     

《国家赔偿法》违宪条款质疑

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工具的法治,必须是善法之治。《国家赔偿法》作为我国现代社会法治进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基本制度,必须符合法治原则、宪法精神及国际法准则。然而,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的有关条款之规定却不乏违宪之处。为了保障宪法效力的至高性和权威性,维护我国法制建设的统一和尊严,实现宪政宗旨,充分而全面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推动廉政建设,促进依法治国,《国家赔偿法》的违宪条款应予以修订。     

当代中国的法治社会化:缺失与建构

中国的法治社会化,在主体、客体、内容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弊端,原因在于中国缺乏法治社会化的自然的途径和精神力量,中国传统法治观的影响,使法治社会化的推动主体的动力不足,甚至成为法治社会化的障碍。法治社会化的渠道中也存在诸多缺陷,不利于法治人格培养和法治信仰形成。同时,法治产品的严重短缺,使人们丧失了法治社会化参与的积极性。我们应发展市场经济为法治社会化创造经济条件,发展市民社会为法治社会化奠定社会基础,塑造中产阶层加大对重点人员的法治社会化工作,培养合格的法治社会化客体。     

中世纪西欧法律观念下的王权

中世纪西欧素有法律传统。该传统既体现在日耳曼习惯法中,也体现在基督教观念中。根据日耳曼传统,习惯法源于人们共同的习俗和观念,遵循着古法原则,并非由国王制定然后自上而下推行的法律。根据基督教观念,国王和世俗政府被置于上帝和神法之下,民众对上帝的忠诚胜过对世俗统治者的忠诚。总之,法律第一位,国家第二位。在这种法律政治环境下,西欧逐渐形成了国王要在法律下统治的观念。中世纪学者不断总结阐述这一观念,最终在中世纪形成了法律限制统治权威的传统。     

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谐”与“法治”密不可分,构建和谐社会首先是要构建一个法治社会,而构建法治社会之前提则又在于培育法治精神,因为没有法治精神的法治社会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法制社会,根本没有和谐可言。     

试论社会主义的德治与法治

在分析了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的联系、作用和区别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德治和法治国家必须 :1、社会主义德治和法治必须双管齐下 ;2、要把建立德治系统工程放在突出的位置来抓 ;3、在良好的德治环境下 ,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普法等环节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