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与“隐喻”──中西诗学审美追求比较

“兴”与“隐喻”──中西诗学审美追求比较［新加坡］王力坚闻一多说：“《易》中的象与《诗》中的兴……本是一回事．所以后世批评家也称《诗》中的兴为‘兴象’。西洋人所谓意象、象征．都是同类的东西，而用中国术语说来．实在都是隐。”（闻一多《说鱼》．《闻一多全...     

简析司空图《诗品》的“景”“象”“味”

一中国古代文论偏重审美欣赏,《诗品》的“品”字本意就是品味即欣赏之意,欣赏出来的感受就是诗歌理论。古代文论家总是把诗歌的审美欣赏看作是一种复杂甚至艰难的精神活动。司空图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与李生论诗书》)。这里所说的“难”,就是指欣赏之难。之所以说“诗之难尤难”,是因为中国古代诗歌是高度提炼、高度含蓄、极有韵味的艺术。司空图是位高明的     

王船山“诗”“乐”关系论

王船山“诗”、“乐”关系的主要观点是：“诗”、“乐”密不可分,“诗”须协和于“乐”,“诗”、“乐”合一,因“诗”起“乐”,于“乐”用“诗”。他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文体特征,体现了其对诗歌艺术审美理想的独特追求。     

张戒《岁寒堂诗话》中的“意”与“味”

张戒《岁寒堂诗话》这部著作中,存在着以“意”、“味”论诗的现象。“意”和“味”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有不同的含义和价值,特别是在《岁寒堂诗话》中,“意”着重于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味”着重于诗的审美情趣。在两者之间,张戒更强调“意”。     

“孔子删诗说”辨正

自司马迁断言孔子删诗以来，“删”与“未删”之辩，纠葛千年，迄无定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深感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司马迁谓孔子删诗，言之凿凿，确为不刊之论。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予以申论。一、关于“淫诗”和“逸诗”的考辩凡主孔子未曾删诗者，大都举出今本《诗经》有“淫诗”存在，以此为据，力主孔子未曾删诗；既然孔子主张“放郑声”，何以《郑风》多至21篇，且有多数“淫诗”保留？问题在于对“淫诗”的理解上。今以《郑风·溱洧》篇为例：《诗序》说：“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毛诗正义》：“郑国…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春秋时期“歌诗”、“诵诗”、“赋诗”辨微

春秋时期“歌诗”、“诵诗”和“赋诗”在形式、原则和功用上有很大区别,“歌诗”是乐工歌唱《诗》,重在突出其仪式功能,必须遵从“歌诗必类”的原则;“诵诗”是乐工抑扬顿挫地朗诵《诗》,重在表现它的讽刺效果;而绝大部分“赋诗”是公卿大夫近似于直白地朗诵《诗》,重在“言志”以凸显其政治效能和实用功能,“诵诗”和“赋诗”在“断章取义”的用诗原则下使用得相当灵活。     

钟嵘《诗品》“滋味”解

钟嵘的《诗品》在诗歌创作理论和艺术审美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滋味”说。他认为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指出诗歌不可用来说教,否则就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要有“味”,读者才能反复品味,收到“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效果。在钟嵘之前,也有人提到“味”的问题,最早的恐怕还是孔子。《论语·述而》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后来是《礼记·乐记》:“一     

中国古典剧论的一个审美观点——“趣”

“趣”同“意境”、“风神”、“科诨”、“本色”、“声律”等一样,是中国古代对戏剧作品所提出的审美要求,构成中国古典戏剧审美理论的一个部分。一任何一种美学观点都是人类审美创造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抽象的结果。“趣”这一审美概念在戏剧领域的产生、发展,也有一个过程。“趣”在元曲中已充分表露,在明代传奇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经过长期酝酿,才被升华为审美观念。在戏剧专著中最早提出“趣”的审美观点的,当推元代的钟嗣成。他在《录鬼簿》里,称王守中“制作清雅不俗,难以形容其妙趣”。这种“妙趣”,后来贾仲明用“画中诗,诗中画”来概括。贾仲明认为能得“间中趣,物外景”的戏剧乃上品,视“趣”为衡量戏剧作品艺术的重要标准。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是戏剧美学专著,从戏剧风格学的角度,提出了“趣”的审美概念。所谓“气劲趣高”即风骨道劲有力,趣味高尚浓厚之意。朱权不仅提出了“趣高”的美学主     

“诗”与“偈”不能混淆

《石头记》甲戍本第一回,在“无材可去补苍天”旁,脂砚斋批云:“书之本旨。”稍后,在“满纸荒唐言”一诗后批曰“此是第一首标题诗”。在“未卜三生愿”旁,脂砚斋批云:“这是第一首诗”。但却不批比这首诗出现更早的“惯养娇生笑你痴”为第一首诗.戴不凡先生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详见《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一文中     

说“思无邪”与“诗言志”

“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整体思想的概括,具体可表述为“诗人言志无邪”。“诗言志”在先秦文献中最早出现的乃是“《诗》言志”,说明《诗经》作品乃是诗人思想志意的表达,其中的“志”被限定在礼教规范之内,其情感应该符合“无邪”的要求。“思无邪”的评诗标准,是对“诗言志”命题最好的概括和解释,孔子之后,孟子、荀子和《礼记》,也都在“言志”“无邪”方面做出了引申阐述。     

论司空图的“情悟”美学理论

“情悟”是指审美主体的情感对审美活动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情感的意向性对领悟、体验、审美、判断活动有直接影响。晚唐著名诗论家司空图在他的《诗品》中提出了“清悟”的命题,这可以说是他诗论的核心,也是他的主要审美方式。司空图诗论美学的基础来自禅宗的顿悟哲学。历来关于《诗品》的争议聚讼,其焦点也在一个“悟”字。由于《诗品》乃以诗论诗之作,对“情悟”之说语焉不详,更由于司空图采用了“比物取象,目击道存”的方式,致使人们难见其庐山真面目而多将其忽略。因此,对司空图的“隋悟”理论作一些探索,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严羽“别材”说探微

《沧浪诗话》多方面地接触了诗歌理论问题。如果把《沧浪诗话》涉及的理论问题分类归纳,那末,它的全部理论便朝着“什么是诗”和“什么人是诗人”两大方向集聚。而“别趣”说解决“什么是诗”这个问题,“别材”说解决“什么人是诗人”这个问题。本文拟就“别材”说略陈管见,就教于专家、读者。     

“辅三秦”与“俯西秦”

唐,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起句,诸家均作“城阙辅三秦”,唯《文苑英华》录此诗时注,“(王勃)集作俯西”。清人蒋清翊《王子安集注》于此句诗后注明“杨本作俯”(指杨炯编纂作序的《王勃集》),可见原     

用“诗”的眼光读诗——论闻一多古典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视野之三

在古典文学批评中,闻一多极力反对只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去解读古代文学典籍的非文学化批评,他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回归文学本体,应该“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用‘诗’的眼光读《诗经》”,深入挖掘文学的审美本性。     

论“六诗”与钟嵘《诗品》“三义”说

钟喇诗品》谈五言诗创作,说:“故诗有 春官》记载,“督檬”的职责如下:“掌播釜、祝、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 cj赋。”诗品》各 敌、垠、萧、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种版本,或作“故诗有六<肾’。其实,钟峪在 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这里,又一《序》的下文即说“弘斯_二义,酌而用之”。明说 次讲到“六诗”。可是,到了《毛诗序》,却径改是“三义”,上文怎么会说成“六义”呢?《诗“六诗”作“六义”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品》明代刊本《夷门广砌、清刊本《砚本偶钞》二门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均…     

关于“以议论入诗”

<正> 对宋诗的评价,多少年来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则是在于所谓“以议论入诗”。 “以议论入诗”,历来被视为宋诗的大病。早在南宋末年,严羽就提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见《沧浪诗话》)因此,他认为语虽工,却非古人之诗。明人屠隆则更进一步地说:“宋人好以诗发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宋人又好为故实组织成诗,……用故实组织成诗,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见《由拳集》卷二十三《文论》)     

论“六艺”与“六经”

“六艺”、“六经”习见于我国古代丈献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指六部儒家经典。其实,先秦只有五经,并无《乐经》,后人说《乐经》毁于秦始皇焚书,只是主观揣测,并无文献根据。汉人所谓“六艺”,原本仅指孔子为教学而开设并为儒门历代传习的六种课程。孔子授课只有《诗》、《书》、《易经》三部古代文献;他讲授礼、乐主要是根据《诗》、《书》,而《春秋》则是他唯一的手编教材。“六经”为“六艺”之尊称,“六经”之“经”,是常道、常法之义,与“五经”之“经”的义蕴有别。     

儒家“温柔敦厚”诗教散论

在中国古代文论领域，儒家“温柔敦厚”诗教是个千年话题。是耶？非耶？古往今来，人们争论颇多。处在世纪末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一影响深远的文论命题，确立它在我国古代文论体系中应有地位。本文试图通过对“温柔敦厚”诗教系统的梳理，来诠估其正面价值。一、“温柔敦厚”诗教理论传统溯源最早提出“诗教”这一说法的当是《礼记·经解》篇：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     

“发愤著书”说管窥──兼论与“温柔敦厚”之关系

一、问题的源起 “发愤著书”说是我国古代文论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命题。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公羊传》宣公十四年注）这句话中已透露出“发愤”而有所作的意思。孔子在探讨诗之社会功能和审美价值的过程中，标举“兴、观、群、怨”，把“怨”做为重要一端加以称举。孔子之“怨”虽有着极强的伦理政教意味，但并不否定诗歌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传达怨、怒的内容，这从孔子删诗即可看出。屈原的著述中，也蕴含了“发愤著书”说的萌芽，如“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然而系统阐明“发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