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没有错，“学理疏漏”方为错——评析摩罗《中国站起来》

2010年初,摩罗先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新书《中国站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摩罗在此前创作的《耻辱者手记》等著作中,曾坚定主张继承五四传统和鲁迅精神,对“耻辱”的奴性主义中国文化极尽批判,对具有尊严感的西方文化不吝颂赞。而在《中国站起来》这本书里,摩罗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变异——读摩罗《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

一、能绝望的是高贵的几年前摩罗以一册《耻辱者手记》为荒芜沉寂的文化界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摩罗之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恐怕主要是由于他批判的激情与青春的血性以及他锐利的锋芒。钱理群先生欣然为摩罗的第一本书做序文:《“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称摩罗继承了由鲁迅先生开创而中断已久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战士的传统。很多人一直以鲁迅为中国20世纪道德文章的楷模,认为回归鲁迅,可以找到前进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然而人们多关注的是鲁迅作为一个批判者的勇气与骨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钱理群先生称摩罗是对鲁迅谱系…     

试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人情美

中国小说的产生、演变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和其他任何事物的成长一样,有它的童年时期。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古代神话不同,它所描写的对象不是那样远离现实,任凭幻想只在神的世界里驰骋,使那些神话人物那样难以为人理解;它和产生在“《庄》、《列》之前”、被称为“古今小说之祖”的《汲冢琐语》也不一样。它将幻想和现实之间拉近了距离,不再注重对“和凡人不同的”“古来建大功的英雄”     

“摩罗”精神下的“呐喊”——鲁迅早期创作之一瞥

<正> 一1908年,青年鲁迅在《河南》月刊第二、三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这篇带有宣言性质的论文,展示了青年鲁迅独特的认知视角。这种寻找“新源”的离经抗俗的情绪走向,在鲁迅那里形成了强烈的内驱力。它包容着作者很浓的使命感和浪漫的情怀。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价值取向、文学情趣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鲁迅后来思想与个性的发展变化,其起点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摩罗诗力说》不像一般的译介文章那样带有学究的味道,它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诗人的理性直觉。从鲁迅所介绍的那些作家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他是把人的精神解放与艺术自     

然疑待征录补(1——5)

1、嗟我怀人《诗·卷耳》《卷耳》是一首“劳者自歌其事”的诗篇。过去注家不知“怀”这个词在先秦为忧伤之义是很普遍的,却只拘泥于“怀念”一个意思。于是“嗟我怀人”变成“采卷耳的妇人怀念她在外远行的爱人”了。这样一解,下文许多“我”字,只好沿用“代我”的旧说,把这些“我”说成是“妇人设想的爱人的自称”,于是全诗除开头四句,全是“妇人幻想出的她爱人在外的情况”了。诗写得那样具体,那样真切,怎么会幻想出的呢?“代我”之说,是过去注家解释《诗》《骚》不透,开了这条方便之门而曲解,情理上是不会有的。“采采卷耳,不盈倾筐”是行役者从采卷耳的妇人慢腾腾的优闲情态,因而兴起自己的劳苦之感,所以紧接“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又紧接“陡彼崔崽……”,是一口气的呼号,岂是别人的幻想呢?寘,读“遂寘姜氏于城颖”的“寘”多少有     

从《摩罗诗力说》说开去——浅析鲁迅的早期文学观

鲁迅于1908年发表在《河南月刊》上的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无疑为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文学观.简言之,这一文学观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旧有的“不撄人心”崇尚“和乐”的文学观进行了无情抨击,并试图通过对“摩罗诗人”创作经历及作品的论述,为中国文坛树立起由“天才”型作家创导的富于斗争精神和不妥协性的“撄人心”的新时代文学观.     

摩罗：大地上的悲悯

从摩罗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人、艺术家正在从对立和对抗当中破掉自己,从忧怨和愤怒之中解放自己,而面对未来了,面对具有爱、具有希望的心灵的未来。心灵的未来,只能是更加的包容和博大。摩罗在《因幸福而哭泣》中为自己没有幸福的感觉而羞愧。为什么摩罗以前没有这种幸福的感觉呢?说他很敏感,但他以前为什么会对幸福如此麻木?我想因为一直在怨,在向外投射的时候,没有用这颗眼睛和心力去发觉这种幸福与美。当他经历过种种挣扎之后,发现爱和幸福成了他最有前景的出路。     

为左翼文艺运动勃兴立照——评丁玲的《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

“作家的生命在于作品”,这是丁玲同志前不久与一位访问者的谈话。这话说得很深刻。其实,对于一部作品,见智见仁,各有不同;褒贬毁誉,不尽一律,这都毫不奇怪。不过,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它不会因为个别小丑滑稽可笑的举动而埋没了有价值的东西。事实证明,作品的生命是任何人也毁灭不了的。不仅是曾经荣获过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辉,就是曾经被姚文元一棍子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已重见天日,得到了重新评价。本文试对丁玲参加“左联”后创作的短篇小说《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以下简称《之一》)和《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以下简称《之二》)作一初步探讨。     

走向民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的流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 ,五四文学是一种启蒙文学。显示了五四文学实绩的鲁迅即使在后期谈起自己为什么做小说 ,也仍说是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而鲁迅的先驱意义在于 ,早在留学日本的时候 ,他就怀抱着启蒙的思想 ,以文学改造国民的精神。这不但是他弃医从文的直接动因 ,而且也是他翻译外国小说、写作《摩罗诗力说》等论文的原动力。《摩罗诗力说》建立了这样一个启蒙结构 :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恶魔 ,对于“天帝”——可以理解为传统文化的权威以及维护这种权威的统治者 ,要敢于破坏反抗 ,对民众要进行彻底的启蒙。鲁迅五四时期的小说《呐喊》《彷徨》…     

金圣叹美学思想体系初探

金至叹因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而名声大噪,毁之者、誉之者皆因此而起。就《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来看,虽不乏政治的、社会的评论,但更主要的是表达了美学思想,这正是金圣叹的价值所在。由于金圣叹的评点是随感而发的,从表面上看是不系统的,因此,许多评论金圣叹的文章大都从微观角度加以阐发,缺乏宏观的总体性把握。笔者则想从零零散散的评语中寻绎出他美学思想的体系。到底是什么思想把金圣叹这些评点统摄起来的呢?我感到《(水浒传,序三》中的     

《地下室手记》主旨发微

《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有争议的作品之一。对理性的怀疑、诘难与否定乃这部作品的主旨所在。这不但使《地下室手记》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全部作品的滋养源 ,而且使它成为最早的存在主义哲学经典文献之一。     

束星北，一个学者的抗争

刘海军先生的人物传记《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是一部震撼心灵的作品。束星北是20世纪不该遗忘的一个重要科学家，但是，作为一个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历尽磨难的知识分子．他天才般的智慧和才华被历史无情地损耗和侵蚀着，只剩下一段残缺的记忆。束星北的悲剧命运曾经发生在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身上，与林昭、顾准、张中晓等殉道者相比，柬星北还算是幸运的，至少他还可以苟全性命于乱世，将生命延续到“文革”结束后。但是，这并不能让我们从良心上感到些许安慰。毕竟，科学天才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苟延残喘的生命。刘海军先生用艰苦而神圣的写作向我们展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束星北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他的天才与精神份量时时被远在海外的学生李政道所提及、所推崇，     

略论反对绝对主义的庄学认识论

《庄子》一书,历来脍炙人口,不少知识分子都爱把玩庄文。南宋的叶适说过:“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这大概是事实。而对正统的读书人来说,《庄子》终归是旁门异端。而出世的“神仙”们确也把《庄子》奉为修身炼性的“南华真经”。现代大多的思想史家,除不同程度地肯定《庄子》有某些辩证的因素外,基本上都把它看成中国思想史上的消极现象。这可能符合历史一定阶段(两晋以后,特别是唐以后)、一定侧面的实际情况,却不完全符合《庄子》本身及其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     

论曹植《九愁赋》的情感内涵

《九愁赋》是记录曹植精神历程的一篇重要作品。在这篇自叙性的文字中,作者以旷古的忧怨和不屈的希求展示了虽然遭谗受谄但不改初衷的坚贞的形象。命运的坎坷已不再是生活强加给作家的困厄,而是深化人生的动力,政治的遗弃也不再是生命无谓的消耗,而是熔铸成了对自我价值的执著与精诚。     

论童话的象征

童话的象征是童话作家对于童话幻想的艺术构筑作精心探求的必然结果。作家在童话幻想的艺术构筑过程中,一方面是巧妙地运用幻想的艺术手段来折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又恰当地通过幻想的童话境界来表达某种思想意蕴。这种意蕴,为特定的幻想形象所包裹,所隐蔽,需要人们去领悟,去开掘,这,就成了童话的象征。如当代童话名、著《豆寇镇的居民和强盗》描写豆寇镇的人们善良而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生活愉快而幸福。美中不足的是,这里还有三个以偷窃为生,又脏又臭的强盗。但在他们被捕后,镇上的人们象亲人,朋友那样对待他们,使他们受到感动.在镇上塔楼失火时,他们爬塔救火。后来,人们按照这三个人的特长,给他们安排了正当的职业。从此,豆寇镇居民的生活就更加安乐了。作品中的豆     

谈《摩罗诗力说》对我国古代文论的继承和发展

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年写于日本。该文虽然主要是介绍以拜伦为代表的西方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摩罗诗人),但实际上是立足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土壤上,在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还不强大、中图无产阶级文化还未形成的条件下,吸取了西方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观,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了继承和改造,阐发了适应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国情和文情的文艺观点,从而成为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文艺理论篇章。它的继往开来的意义在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一重要理论问题上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关于古典文学的人民性和阶级分析

一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在1957年以前的古典文学研究中,曾经广泛地使用和流行过“人民性”这一术语。许多古典文学研究者对于《诗经》、《楚辞》、杜诗、白(居易)诗、关汉卿的戏剧、《西厢记》、《水浒》、《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等作品,几乎是一致肯定了它们的“人民性”。而古典文学作家作品一     

鲁迅是怎样看待托洛斯基的?

最近读了几篇研究鲁迅的文章,其中谈到鲁迅的文艺思想曾经受过托洛斯基的影响。但是,因为托洛斯基的名声很臭,有些同志曾有意无意的迴避这一史实,或在资料上略而不谈。例如唐弢同志在《<鲁迅全集补遗续编>编校后记》里写道:“……找到而未收入的,有《亚历山大·勃洛克》译文一篇,因为后者是托罗兹基的原著。”(《回忆·书简·散记》第99页)我以为,既要求“全”,则虽为托洛斯基的原著,而为鲁迅所译的,倒也不必为贤者讳。因为事实毕竟是事实。1926年7月,鲁迅在《<十二个>后记》里,曾经这样评介道: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概还以为托罗兹基是一个喑鸣叱咤的革命家和武人,但看他这篇,便知道他也是一个深通文艺的批评者。他在俄国,所得的俸钱,还是稿     

文本阅读:从《朝花夕拾》到《野草》

本文认为,应将《朝花夕拾》、《野草》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朝花夕拾》里的回忆,始终有一个“他者”的存在,所要创造的儿时的民间世界是与现代评论派“绅士”的世界相抗衡的。而《野草》所展示的,是鲁迅在被整个学界、社会放逐,他也自我放逐时所达到的境界:由对“现有”的社会秩序、思想秩序、语言秩序的整体性怀疑和拒绝,达到“空“和“无”;由独自对黑暗的承担,而达到更大的“有”与“实”,获得更为丰富、博大而自由的“欣然”而“坦然”的生命体认,同时服从于不计后果,不抱希望的,永远不停地“向前走”的生命的绝对命令。这是可以通向最后十年的鲁迅的。     

只有新民主主义法才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意志——与候宗源同志商榷

侯宗源同志在《社会主义法是否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载《新疆社会科学》一九八三年,第四期,下简称侯文)一文中,对我国建国初期的法曾经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的问题作了探讨,看后颇受启发,但也感到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侯文认为我国建同初期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的法是社会主义法。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我认为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