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积分:以"诚"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新模式——基于荣成市乡村振兴政策的思考

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模式应该始终坚持人本位的立场.以信用积分制为核心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构,既体现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过程的多方参与以及上下互动特性,同时也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方式的法治、德治以及自治相结合的特点.农村诚信积分制度的建设与推广激发了农村公共之善、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是一场以善制与善治为目标的乡村...     

论国家善治与法治

国家善治是当今时代治国理政的目标和主题,其民主政治的前提基础、国家善政的核心内容、社会和谐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国家善治的实现离不开法治保障;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通过发挥其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为国家善治的实现创造条件;以法治方式实现国家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它要求以法治思维引领治国理政、以良法之治化解社会矛盾、以综合治理助力法治在实现国家善治中的作用。     

传统文化振兴:《乡村振兴促进法》之善治乡村实现路径

《乡村振兴促进法》中的善治乡村与文明乡村相辅相成。善治的核心是明是非、讲道理,本质是蕴含主流文化规范的规则之治。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中华民族主流文化,能最大限度凝聚共识。振兴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有效途径,明是非、讲道理的传统文化与法治文明的两个侧面相吻合。儒家的忠恕文化能促使村民区分善恶,法家的规则文化能帮助村民树立规则意识。本着“立足法治,古今融合,简单易懂”的原则,在乡村振兴中倡导忠恕文化和规则文化,能有效促进善治乡村建设。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域下乡村环境善治研究

乡村环境善治是由地方政府、村委会、村民和农村企业等众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在乡村环境善治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相关的。目前我国乡村环境治理各利益相关者的现实表现与实现善治的基本要求有较大差距,存在利益诉求沟通不畅、利益主体权责不明、利益约束机制不全、利益目标选择不一等治理不善问题。应通过多元共治实现乡村环境善治：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善治诉求;优化权责行为结构,激发利益相关者的善治意愿;构建环保约束体系,培养利益相关者的善治习惯;统一目标整体导向,提升利益相关者的善治认知。     

基层党建实体化与乡村善治的形成

我国农村基层党建正在着力解决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通过基层党建由虚入实的转换,逐步形成基层党建实体化的局面。我国基层党建实体化的路径,是通过党建工作外部化和党建内容本地化得以实现的。基层党建实体化对于乡村善治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核心机制在于激活村庄政治金字塔结构中的不同主体,即通过促进干部党员能力提升、形塑普通党员政治认同、提高普通群众动员能力,从而形成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有效沟通。基层党建实体化有助于实现国家政策的切身性传播、乡村秩序的协调型治理和乡村建设的多主体参与,由此构筑乡村社会善治良序的格局。     

法治:良法与善治

法治是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良法应当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反映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同时,应当反映国情、社情、民情,具备科学、合理的体系。善治是法治的目标,善治包括民主治理、依法治理、贤能治理、社会共治以及礼法合治等内容。建设法治体系,必须以良法推进善治。善治本身是规则之治,需要贯彻实施良法,同时需要以良法促善治、保善治。     

“善治”与行政伦理精神的彰显

作为现代德性治理的新模式,＂善治＂涵摄了诸多行政伦理的价值因子,为行政伦理精神的彰显及其作用的发挥预留了相当充盈的空间。行政伦理建设务必要从制度规范和行政主体两方面入手,不断健全＂善器＂和培育＂善人＂,从而最终达致国家和社会的＂善治＂。     

以人为本：良法善治的内质与形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刑事法治理念,尤其是其核心价值理念的导向问题,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课题,也是新时期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实践良法善治的基本前提。而将以人为本作为实践良法善治的内质与形态,无疑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善治：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善治是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贫困地区农民生存安全的需要以及贫困地区乡村治理的失效都呼唤善治,而当前贫困乡村社会已经初步具备善治的社会基础。在贫困农村地区实现善治,其基本思路是:转变基层党组织的功能,正确定位基层政府的职能,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发挥农村民间组织力量的正面作用。     

项目进村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善治的实现机制研究——基于利益再分配的视角

项目进村是推动民族地区持续稳定发展的有效推手,也是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和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学界关于项目进村中的乡村治理研究,大多关注项目“从公到私”的利益分配格局,而忽视实践操作中利益分配“由私到公”的乡村价值再造过程。项目进村以来,民族地区项目利益分配逐渐私人化,为遏止利益分配失序和失衡,村庄权威精英通过与村干部博弈,而创新利益再分配规则,“逆向治理”模式应运而生。逆向治理以“双层利益再分配结构”为内在逻辑,依赖利益再分配机制,充分发挥村庄精英的协调作用,最终促进民族地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从而推动乡村善治的形成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善治视野下的乡村生态治理

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乡村生态治理缺乏整体意义上的治理机制,出现了社会资源整合有限、政府角色错位、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合作治理主体单一等多重难题。唯有在善治视野下重塑乡村治理中公民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推进乡村生态治理,方能将外部的政策、资金支持转化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生力量,从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的实际效果。未来应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完善政府与社会、市场三个维度的合作治理范式,健全乡村生态治理的有效运行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的公共服务体系。     

社会资本、政治效能与农村环境维权

以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的农村居民数据为样本,采用Probit、Relogit等计量模型分析社会资本中的关系资本、信任资本以及政治效能对居民环境维权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关注度、婚姻状况、自身的阶级认同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农村居民的环境维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横向关系资本、人际信任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居民参与制度外维权行为影响显著,同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还强化了内在效能的促进作用,年龄的影响则显著为负。提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环境有关制度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完善基层组织的治理体系等相关政策意见。     

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与基层善治

通过对农村不同公共品供给方式实践的考察,发现了两种不同的供给理念。作为一种典型的“输入”式供给方式的项目制,因为忽视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导致资源浪费和治理失效的问题;成都市推行的公共服务资金政策,通过将决策权下沉到议事会的方式,实现了公共品供给方式从“输入”到“嵌入”的转变。研究发现,普惠性的资金分配和弹性化的使用规则、需求表达和组织回应的制度化、村庄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的组织吸纳、群众参与和基层监督机制这四个层面的实践机制保证了公共服务资金具备公共性、权责性、合法性和透明性四个基本特征,从而体现了基层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善治理论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实践。     

马克思主义城乡观及其对我国农村空心化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城乡对立统一论;第二,城乡关系变迁论;第三,城乡融合论。研究和梳理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观对当下我国出现的空心村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一,农村空心化是城乡关系演变过程中城乡分离与对立的必然产物;第二,城乡统筹是解决农村空心化的根本途径;第三,打破城乡壁垒,创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是最终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的制度保障。     

乡土精英治理:当下农村基层社区治理的可行模式

探讨了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的治理形式问题,指出既有的政治与行政强控制治理模式不仅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当前农村很多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作为走向农村基层社会自治的过渡形式,带有多元互动色彩的乡土精英治理模式能有力推动基层社区自治的真正发展,因而也是当前中国农村基层社区自治建设中较适合国情的选项.     

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的"善治"选择

管理民主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也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在"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实现对农村公共事务的"善治",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带给农民实惠、得到农民拥护的基础上扎实稳步地向前推进。善治(治理)理论打破了"国家—社会"两分法的传统思维,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耦合,提供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乡村治理这一复杂社会政治现象的组织框架和价值理念,对新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努力实践"三个代表"做好农村工作

新时期我国农村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对农村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目前农村工作中政策贯彻不力、一些基层干部腐败、农民负担过重和命令主义严重等问题,笔者认为应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通过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帮助农民增收减负、加大宣传教育和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等有效途径来做好农村工作,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