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特征与职住分离关系研究

中国城市内部的居住——就业之间的空间关系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北京市居民总体通勤时间较长,职住分离现象显著.居民的就业特征对职住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不同职业类型和职位就业者在通勤距离及通勤时间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性,从事工业企业的就业者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均最大,而从事商业餐饮类的就业者的平均通勤距离和平均通勤时间均最小;同时,单位性质对就业者的通勤距离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对通勤时间的影响却不显著.其中外资独资企业就业者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最长,而私人企业就业者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最短.不同就业特征人群的通勤满意度不同,对职住分离主观评价差异显著.商业餐饮和公务员这两类就业者对通勤时间的满意度较高,金融保险房地产和演艺界的就业者的通勤满意度较低.     

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程度的提高将显著促进耕地撂荒,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通勤成本在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与地块特征和地域特征相比,家庭特征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更为明显,由此印证了耕地撂荒通常是兼业农户应对耕地边际化局面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基于此,本文建议从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引导耕地流转和托管、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降低兼业农户通勤成本四方面精准施策,以有效遏制耕地撂荒和挖掘保供潜力.     

过度通勤的识别及其影响因素:以深圳为例

城市劳动力市场与住房市场的不完全市场特性,使得劳动力很难进行最优的居住与就业选择,进而导致城市通勤成本的增加,过度通勤是城市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文章利用深圳市住房调查问卷的相关信息,对过度通勤进行识别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过度通勤的大小在10%～20%之间;过度通勤的影响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从事的行业类型以及住房所有权形式。     

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研究——来自CFPS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研究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通勤时间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2)通勤时间因区域位置、个体因素和工作性质的差异对工作满意度影响表现出较强异质性,在沿海区域、城市地区、男性员工、无晋升渠道员工的分组中影响效应更为强烈;(3)进一步对影响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验证出工作日睡眠时长和情绪低落程度是通勤时间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中介变量,通勤时间增加会通过影响个体心理状态以及短期内个体的生理状态从而对工作满意度产生负面效应.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政府部门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转型期的产业结构变动与中国就业效应——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与协整检验

文章通过1997-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产业结构变动速度对转型期的中国就业有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与就业正相关,产业结构变动速度与就业负相关;产业结构变动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就业破坏效应,产业结构变动的净结果使就业增加;转型期的就业与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产业结构变动速度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休闲农业旅游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

本文借助SPSS统计软件,运用因子分析法和方差分析法对黄兴镇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及感知差异形成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社区居民的经济社会影响感知主要表现为对“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收入方式与就业形势影响”、“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和“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等4个方面的感知;不同个体特征对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作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参与旅游与否、居住地与旅游点的距离等因素对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是主要驱动因素。     

从自愿失业到社区就业——基于上海失地女性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

调研发现,失地女性是否就业与就业安置政策、就业保障服务、社会支持网络、就业观念意识等密切相关.生活安于现状,倾向于自愿失业是失地女性失地后的主动选择.研究认为,社区就业活血机制的构建是解决失地女性就业问题的关键,将失地安置社区建设与增加失地女性就业结合起来,通过开发社区服务增加就业岗位的社区就业,是缓解当前严峻就业形势下失地女性就业困境的重要路径.     

科技进步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科技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结构的影响与我们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劳动力的社会分布也将重新分配,它一方面对传统就业方式提出挑战,增加了就业的难度;另一方面又创造新的就业领域,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历次技术革命对就业都有影响,观察科技进步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找到制约科技进步推动我国就业水平提高的因素,从而提出在科技进步环境下促进我国实现充分就业的对策建议。     

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就业形势的新特点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就业形势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集中表现在:周期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同时冲击就业;东部地区稳定就业的压力巨大;中西部地区增加就业岗位的潜力巨大,安置农民工的压力也空前增大;无技能农民工就业难度加大,技能型农民工则供不应求;大学毕业生就业受增量太快和金融危机双重压力的冲击;失业结构与金融危机冲击同步,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     

轨道沿线居民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轨道交通沿线居民的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研究对于公交协同规划及政策制定具有重要作用.以深圳为例,按轨道车站覆盖范围划分出核心影响区、主要影响区、一般影响区及非轨道影响区四个圈层,问卷调查居民家庭户属性、个人属性、出行行为特征.从出行者属性、出行特征两个方面选取影响因素,研究不同影响区内居民的出行方式结构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从居民收入与方式选择行为的关系、交通方式的适用性等角度为公交规划提出建议.     

城中村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合

随着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城中村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命运。城中村失地农民的生存状态值得我们关注。土地的失去和村落的消失,失地农民需要寻求新的生存方式。农民身份的市民化带来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困境,需要我们探求认同的力量所在。传统农耕经济和农耕文化的变迁,使得失地农民的文化转身显得更为重要。     

都市想像与新都市小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转型,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呈现出一种“类消费”“类后现代”的社会形态。基于此一背景,“新都市小说”应运而生。新都市小说不是空中楼阁,它是20世纪以来已有的城市文学的一个合理发展。新都市文学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它同传媒、出版、网络、影视等有着不解的源渊。新都市小说在叙写城市日常经验、呈现城市生活方式、表达都市想像方面为当代小说提供了新质。但部分小说对于“欲望”的一味俯就,缺乏积极的精神建构,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论城市国际化视域下的城市现代化转型

城市国际化是城市发展所呈现出的特定方向与轨迹,其主要成果就是国际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城市国际化及其理论进程表明,城市国际化与城市现代化彼此依存、互为支撑,城市国际化趋势及其格局要求,是透视城市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视角和依据。基于城市国际化要求的城市现代化转型应把握四个主要方向:城市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城市功能环境的现代化转型,城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城市空间利用的现代化转型。     

城市文化:城市发展的内驱力

城市文化是城市社会成员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城市文化具有地域性、聚集性、包容性与选择性、多元异质性、延续性和动态性等特征。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这主要表现为:城市文化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支撑;城市文化为城市发展塑造形象和提高品位;城市文化是城市特色形成的条件;城市文化为城市发展增强辐射力和整合力;城市文化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源泉。     

建构城市公共领域:论城市社区功能的重新定位

城市社区的制度性功能定位问题是城市社区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但在目前的研究和实践中对此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应该立足于社会转型所形成的国家、市场和非营利部门多元并存的基本关系结构来考虑城市社区的制度性功能定位问题.为城市社会各个层次的行动主体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提供公共领域,应该成为城市社区功能定位的理想选择.     

居委会直选与城市基层治理——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分析

本文从治理理论出发,分析社会变迁形势下城市基层治理与城市社区构建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基层治理模式所对应的实现途径和社会基础。文章认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于解决基层治理的政治有效性,构建具备自治理能力的现代城市社区。当前的居委会直接选举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通过由政府主导的选举对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赋权,实现社区权力的让渡和建构,可以较快和较有效地构建以居委会为核心的集中型的基层民主治理网络,减少在国家治理与私人治理之间的隙缝。基于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的观察和访谈,本文初步总结了在直接选举条件下基层治理格局的有利变化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就政府对于居委会直选的引导和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城市文明、城市功能与城市精神

城市正日益成为人类最主要的生存与发展空间,21世纪的城市化应该更关注城市文明的扩散和辐射效应。城市精神的提出标志着城市文明进入“后建设”时期,城市功能建设将是连接城市建设和城市精神的中介,以“生活”为中心的“三生(生产、生活、生态)”是现代城市的基本功能。城市文明的提升是一个渐进过程,城市精神的核心是现代的市(公)民意识,“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是城市精神的基干。     

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完善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的路径选择

城管部门和城管综合执法体制是在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选择形成的,有其存在的理据和历史贡献,也有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的问题。其问题表现为城管执法权力受限,执法依据和手段不足,管理范围广,任务重,机构性质和公务员身份模糊,经济地位、福利、工作条件、队伍建设没有保障。而地方政府给城管设定的城市管理目标与公民生存目标存在太大的差距。城管执法时面临秩序与生活两种需求的矛盾,执法当中极易触发暴力倾向。必须正视城管执法体制存在的尖锐矛盾,尽快明确某个中央部委承担城市治理的统筹规划、指导协调等职能,这是城管体制改革的要务。要树立大城管理念和共同治理理念,树立以人为本、柔性执法理念,形成城管部门与其他执法部门的更大合力,创建一条政府负责、公众参与、政民合作、民主行政的城市管理法治化路径。     

城市发展周期初探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其发展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但不同时代,城市发展的周期表现不同,如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城市发展的周期就有很大的区别,而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影响城市发展的周期的原因也不同。在农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且城市的发展与衰落总是同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相一致。在工业时代,工业发展的内在机制、资本和人口的聚集扩散、技术因素的参与、价值观等等都是影响城市生命周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