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境内抗日民主政权土地法规的立法思想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境内建立了晋察冀、晋绥和晋冀鲁豫等三大抗日根据地,并在抗日根据地内制定和实施了许多土地法规。这些土地立法以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主导思想,具体表现为重视经济建设,发展农业生产;改善民生;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土地法规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淮北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的政策及其作用

淮北抗日根据地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期间领导的众多根据地之一,虽然面积不是很大,影响力也有限,但它在艰苦的战争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淮北行署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农业和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了农业生产,把一个地瘠民贫、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变成为“丰衣足食”的模范的民主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研究当时党的农业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灾荒救治工作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人祸天灾交相煎迫,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灾荒,直接威胁着灾民的生命安全和抗日战争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在临灾救济和生产自救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劳动力开发与调剂

抗日战争时期,晋西北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锐减,农业生产遭到日军严重破坏。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晋西北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颁布了各种奖励生产的政策法令,发动妇女参加生产,改造“二流子”,鼓励其从事生产劳动,实行移民垦荒政策,合理调剂劳动力。这些措施的实行对根据地经济、社会发展均起到重要作用。     

抗日根据地驱逐日伪币的斗争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通过滥发日伪币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掠夺。为了建立抗币的本币市场,各抗日根据地和政府采取了政治上加强宣传、行政上制定法令和经济上迂回驱逐等手段驱逐日伪币。抗日根据地政府和银行驱逐日伪货币的斗争稳定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研究抗日根据地的对日货币战有着重要的意义。     

刘少奇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到达华中敌后以后,指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战线斗争的意义;领导制定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各项经济政策,大力倡导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提出了“合理负担”的思想,要求实现部队经济民主化,部队不得兼做生意,尽可能地参加生产劳动,减轻人民负担。他还十分注意根据地财政经济干部素质的提高,有意识地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经济管理人才。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分析

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做出的英明决策.晋察冀地区历史悠久,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聂荣臻领导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在此建立了晋察冀军区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在对日伪军的艰苦作战中,不断扩大和发展了解放区,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为坚持华北抗战和争取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作用

创建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晋豫边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牺盟会的精心组织和发动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本文对其历史作用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评价。     

论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

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反侵略战争和全民族解放战争。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抗日干部学校,大力培养抗日干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人民战争,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是在抗日烽火中培训干部,中心任务是为抗日战争服务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任务,第一为抗战培养干部,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的首要任务是为抗日战争…     

试论马占山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

马占山部义勇军是以马占山将军为首的主要活动在黑龙江省的一支义勇军,兴起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发动的江桥抗战是打响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义勇军在马占山短暂降日过程中发展受制,随着马占山再次举起抗日大旗,这支队伍迅速壮大,并发展到高潮,最后在罗圈甸被日本军包围.队伍冲出包围圈后,开始分散:马占山率领一部分队员转退苏联,并出访欧亚,一部分队员撤进关内继续抗日.马占山部义勇军是众多东北义勇军中的一支,他们的抗日活动在东北地区以及在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占重要历史地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立下不朽的历史功勋.     

华中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创建并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期间,日伪不仅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而且还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企图弱化我根据地军民的抗战力量。为保持根据地军民抗战经济力,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主要是针对粮食、毒品、货币和食盐等物资的缉私。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增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实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缉私工作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华中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创建并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期间,日伪不仅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而且还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企图弱化我根据地军民的抗战力量。为保持根据地军民抗战经济力,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主要是针对粮食、毒品、货币和食盐等物资的缉私。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增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实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缉私工作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抗战后期煤矿工人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斗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攻入中国东北;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反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和煤矿工人立即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并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本文重点论述了石圪节、华丰、枣庄、峰峰、六河沟、焦作、大同、淄博、开滦、本溪煤矿工人和东北煤矿"特殊工人"夺取抗战胜利的史实。     

抗战时期的桂南物资抢运

1939年11月,日军占领南宁,切断了中越之间的国际交通线,致使中国滞留南宁的大约9000吨抗战物资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国民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制定了详细的疏运方案,由西南运输处负责执行,将积存物资一部分运回越南,另一部分运至桂西.1940年2月桂越新路通车后,西南运输处海防分处同登支处又将先前运回越南的物资通过该路运回中国境内,基本上达到了保护物资的目的.但是,由于战事进展迅速,瞬息万变,以及抢运工作本身的问题,还是造成了不少的物资损失.虽然因史料关系,该问题尚不十分详尽,但对弥补战时交通史研究的这一盲点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抗战初期全国煤矿工人的抗日救亡运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全国煤矿工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本文从战区和临战区、即将沦陷区、抗日民族根据地和抗战大后方、沦陷区等方面论述了煤矿工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史实,得出了煤矿工人积极参加抗战活动对坚持抗战、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抗战研究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以往论者较多关注侵华日军师团在中国战场上数量逐年增长幅度的大小,以及在各大战场上的分布比例,但在现代战争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军队的实际战斗力,把侵华日军量的增长同质的下降两者结合起来考查,更有利于全面认识中国抗战的贡献。在抗日战争的研究、宣传以及扩大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方面,中国的影视文化界同样负有重要责任。     

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

抗战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少数民族发挥自身的特长和优势,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主要表现为:第一,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了全国抗日力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抗战;第二,牵制和消耗了日本侵略军的有生力量,彻底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国的步骤和计划;第三,从人力、物力、财力和精神上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第四,修建了抗战国际交通线并维护了该线的畅通;第五,充分发挥自身对外交流的悠久历史传统,赢得了国际社会对我国抗战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对少数民族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     

《新华日报》的抗战——以批判汪精卫为例的分析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响应日本第三次“近卫声明”，公开叛国投敌。作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站在反对汪伪斗争的最前列，对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和南京傀儡政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敌斗争的坚决性和彻底性，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领导力量。     

论大后方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阶段性特征——以《抗战文艺》为中心

大后方文学是中国抗战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抗战文学特殊风貌的典型代表.《抗战文艺》是抗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艺刊物.本文从贯穿整个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抗战文艺》入手,将全面抗战时期的文学发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前期(1942年以前)和后期(1942年以后),并以此为基础来探究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人物塑造的阶段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