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格灵鸟的盛世悲音——论清代吴嵩梁诗之“鹤”意象

清代吴嵩梁人品高洁,诗才纵横,但境遇坎坷,壮志难酬,一生载浮载沉。此人生经历影响其性情,进而影响其诗歌风貌,使诗歌呈现"哀艳"之色。但吴诗虽有"哀艳"之色,实富"清壮"之气。其诗之气韵主要借助"鹤"意象来达成,"鹤"意象既象征羽化成仙之境,又象征诗人难酬的凌云志,也象征诗人洁身自好的品行,还象征诗人对自由闲适生活的向往,意蕴非常丰富。     

宋初晚唐体诗歌梅、鹤意象解读

晚唐体诗人以其诗歌创造高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梅、鹤意象。鹤意象突出鹤的闲适、从容、清瘦、孤傲,呈现闲适高逸的世外情怀;梅意象则突出梅的清香、幽峭、冷艳、疏瘦,表现出清峭的品性与格调。晚唐体诗人以僧人与隐士为主体,他们主动疏离社会权力中心,以僧、隐的生活方式表现对世俗价值的否定,他们自身价值的实现寄托于独立的自我人格的完善,梅、鹤等花木禽乌意象成为他们闲逸心性、生活情趣和人格意识的外化。     

论中古离别诗的意象

按照诗人所选物象与离别的关系来看,中古送别诗的离别意象主要有三种类型：空间隔离型、送别地名型、飞翔运动型。空间隔离型意象主要以两地遥不可及的物象或地名来表达诗人主观情意,经常运用的意象有歧路及两两相对的背反组合意象等;送别地点是送别诗一个重要的写作要素,像浦、亭、灞陵等泛指性地名在中古送别诗中已成为成熟的离别意象;飞翔运动式意象指飞鸟与那些能够自由运动的意象,如鸿鹄、别鹤、双飞翼、幻梦、浮萍等所表达的离别意味比较浓郁。     

龚自珍笔下“落花”意象的新变

龚自珍诗歌中“落花”意象的出现频率极高。龚自珍不仅结合清嘉道之际暮气沉沉的时代背景，以落花自喻，抒发一生襟抱未开、先觉于时代又不得脱离时代的壮志难酬的悲情，更通过对传统落花意象的重新诠释和组合，与花共鸣，将花作为生当“末世”屈居下僚的才智之士潜在的不朽价值的象征。诗人一扫传统诗词中落花纤弱凄婉、缠绵哀怨的阴柔之气，代之以充盈生动、鲜活激扬的阳刚、壮美格调，将落花所预示的新生与诗人除旧布新、改革图强的精神相扣合，进而借落花群像传递出诗人强烈的生命主体意识和急切的社会变革愿望。     

试析李商隐诗歌意境的主要特征及成因

本文从美学角度对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歌意境的主要特征及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具体从“悲凄之美”、“曲折之美”、“迷离之美”三个方面论述了李商隐诗歌朦胧凄迷的美学特征, 并从时代特点、个人际遇和内容、结构、用典、意象、语言等艺术创作方面阐释了李商隐诗歌意境的成因。     

唐代送别诗的修辞意象刍论

唐代诗人在送别诗中常将诗歌修辞和诗歌意象完美整合,从而产生出意想不到的全新的审美意境。其中把水意象和比喻、拟人、夸张、对比等修辞手法结合起来表达离情别绪的最多。而春风、春色、落花、落叶、青山等,也都因与诗人的离别意绪在瞬间相吻合而被诗人捕捉为意象,辅以巧妙的修辞手法,创造出千古言情绝唱。     

论唐代离别诗的繁荣

离别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在唐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频繁的离别既丰富了离别诗的素材,又构成了唐代离别诗繁荣的基础;唐代用人制度的改革则是唐代离别诗兴盛的直接原因,科举制、军功授官制、荐引制的实行都促进了与之相关的离别诗的兴盛;唐代对诗歌的重视是离别诗繁荣的政治原因,统治阶级对诗歌的重视一方面提高了诗歌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则增强了诗歌的社会功能。     

古代诗文中的鹄鹤之辨

古代诗文中,鹄鹤并不相通。鹄鹤相通是二者极其相似的字形、读音、生活习性等众多原因造成的。先秦时期,鹄、鹤各自的意象已有比较模糊的区别。随着时间的发展,鹄、鹤逐渐吸收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中的因素,形成了不同的意象指代——鹄指具有远大的志向之人,积极入世;鹤指隐逸之风和神仙之气,超然世外。     

伤春与悲秋——从中西方诗歌的比较看中国诗人的春、秋情结

中国传统诗人大多以春和秋及其相关意象为象征,抒发因时光流逝而引发对生命的悲剧意识。而西方诗人面对自然的生命轮回常常表现出的乐观精神甚至抗争意志在中国诗人这里却是难得一见的。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使诗人情感的抒发表现为有节制的悲情。深受古希腊文化及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西方人则滋生了充满血性与各种欲望的浪漫主义精神,其诗歌以炙热如烈焰的刚性动态美与中国诗词委婉如小溪的柔性静态美形成强烈的对比。其次,中国传统诗人具备“外儒家而内释老”的文化特性,讲究“天人合一”,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情景交融。西方诗人往往只是借景抒情,情与景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象

意象是融入了诗人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它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常见的概念,是诗歌美学的基本范畴。个性是意象的生命,这主要跟意象的构造有关。意象构造的过程,即物象“心灵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诗人总是依据自己独特的审美经验,去筛选淘洗五彩缤纷的物象群体,使之符合自己的美学理想和趣味.经过诗人感情的点染与化     

南朝边塞诗对“陇首”意象的塑构

“陇首”由地理方位之名,经过汉代文人创作,以及由民歌进入乐府的过程,形成了以悲凉为特质的文学意象。南朝边塞、赠答、征戍、闺怨等主题诗中,多涉及陇首意象,这与南朝诗人对北方“陇首”一带的想象性构建密不可分,是南朝文学对唐代边塞诗意象群形成作出的贡献。     

长歌当哭，寓悲于闲——晚唐送人赴任诗情感探微

送人赴任之作,在唐代别离诗中占有相当大比例.盛唐人的这类诗歌,往往忽略了别离之伤情.反之,晚唐却固囿于这一伤情,并将此进一步深化,深化的结果,就是诗歌中闲情的泛滥.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晚唐文人大范围接受佛道思想的必然结果.     

初唐宫廷宴集诗歌探析

初唐诗歌的主体是宫廷诗,在这些宫廷诗歌中,有不少作品反映了初唐各种宫廷宴游、集会活动,且名目繁多。有为友人饯别的,有文士雅集聚会的、有节日应景的,有大臣侍宴的、有相携游赏山水风光的,有同僚聚会联络感情的等等,《全唐诗》和《全唐文》中留下大量此类“命题即同,体制复一”的宴集作品,是初唐宫廷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乐府江南诗中“江南”意象的形塑及其流变简

乐府诗对“江南”的展现经历了汉末古辞奠定基调、萧梁文人雅化与唐代重回现实风俗三个阶段,形成了以采莲与采莲女为基本要素的经典“江南意象”,这一意象的提炼形成与继承转变体现着一定时期内创作者的文化意图,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个时期的社会风貌：汉代古辞《江南》是后世江南乐府诗的起点,它本身的叙事策略使有限的文字提供了风情无限的情境。如何在表达文人理念、创造新的写作传统、表达旧有的江南主题间寻求一种平衡,梁代诗人雅化的《江南弄》即是一种回答。从这些浓郁文人风的乐府诗里,很容易捕捉到粱代文人与民间对江南不同认识的微妙差异。梁代江南乐府诗开创了一个描写江南的新经典,它构成了粱式的江南中心和主要意象。关于江南,唐代诗人的意图与其说是塑造一个符合现实理念的形象,不如说是一种体现作者官方职责的诗歌表达。文人利用诗文等进行社会教化,拯弊匡俗的心理甚于以往。而另一类诗人选择江南某些地区进行追慕式的述怀,略带夸张的描述连同诗人的过于浓重的情感,或许是一种避开朝廷党争纠缠、偏居一方乐山乐水的说辞。     

李颀与张垍交游考

李颀是唐开元、天宝年间的一位重要诗人.由于两<唐书>无传,其生平履历很是模糊.李颀笃于友谊,广事交游,其现存128首诗,有近百首都是交游之作,李颀的行年事迹多依其作品及交游.张垍乃丞相张说之子、玄宗之婿,亦能文之士.考证二人的交游,既丰富了李颀早年在两京之活动,又填补了史无张垍为兵曹记载之空白.     

王树楠题画诗的生命忧思与文人趣味

王树楠是近代“河北派”诗人群体的重要人物。学诗从黄庭坚入手,由苏轼上追韩愈、杜甫,与桐城诗派和闽派诗人的诗论有许多相通之处。他历经晚清的变局,其题画诗融入了文士的家国情怀和慷慨雄迈之气,将画家心事、诗家遭际与文人的生命理想在诗画真幻世界中进行自由转换,表现出晚清以来题画诗发展的新境界。题人物画诗勾勒图像中的自我形象,写出了儒者能吏的生命情态;题咏山水画诗与山水行旅的矛盾心态深度交织,呈现出晚清民国文人宦途中经世理想与追求个人自由解放的困惑与无奈。他的题画诗以“诗史”精神孕育“画史”意识,追求天真自然、雅逸淡泊的艺术风格,带有浓郁的文士趣味,体现了深味斯文之道的儒者在易代之际难得的家国之情和生命趣味。     

“诗可以群”与律诗定型

“诗可以群”作为儒家诗教的四大功能之一,其所具有的“群居相切磋”的社会功能不断推动我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发展。“事君”的需要,促使律诗从古体诗中一步步分离出来并逐渐形成了律诗特有的创作规则和表现形式。特别是在初唐时期,在皇帝的大力扶持与文人学士的频繁唱和中,“诗可以群”在规模、范围、层次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扩大,诗艺也不断提高,促进了律诗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快速发展,最终实现了律诗的定型。       

李商隐送别诗的意境回归

先唐送别诗多注重对即时离别场景的描写,抒发离情别绪,情感哀婉忧伤,形成中国古代送别诗的基本意境模式。盛唐的送别诗相比前代有了艺术性的超越,拓宽了送别诗境,借送别诗言志,致使表露功业情志成了送别诗的有机组成部分,诗篇取景宏大,情感奔放,意境雄浑。以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人对盛唐送别诗发展主流非扬而重在弃,其送别诗情感深沉厚重、缠绵凄婉、景物意象多继承传统送别诗,在意境上有向先唐送别诗回归的倾向,这种回归并不是对先唐送别诗简单的肯定,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在对离别心理的意境止观或景物观照上,李商隐的送别诗与先唐有相似之处,而李商隐又善用典故、象征、暗示等手法,其送别诗意境具有狭细、流走、朦胧的特质,对后世送别诗创作影响深远。     

唐代关中士人的分布与构成简

士人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见之于史乘的各种人士,士大夫是士人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吏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融知识、身份、道义于一身,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体,官僚不过是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之一”。唐代关中士人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分结构有其鲜明的特征,精神风貌呈现多样化。唐代关中知识分子士的作为和精神面貌反映并影响着唐朝全国知识群体的众多方面,乃至反映和影响唐朝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多方面的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