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对策研究

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国梦的现实需要,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必然选择,是保证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举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梳理了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提出和发展历程,总结了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了四条对策建议。一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强化服务理念;二要严明纪律,建好队伍,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提高服务能力;三要开拓阵地,建好平台,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智慧提升服务水平;四要建章立制,做足配套,依据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部署实现服务常态化、有效化。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研究

基层党建引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实现中国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的有效路径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积极探索基层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新模式,需要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通过构建复合型协同治理机制、整合社会资源精准嵌入公共服务、打造"党建+互联网"治理云平台等举措的实践,推动党建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文化功能与社区治理有效衔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制度保障。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关系着国家安定、人民团结、社会和谐的大局,当前我国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供给效率低下,这是本文探索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立足点。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建设由于存在着服务理念与传统官民文化、社会建设的隐性与政绩考核指标、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与政府自利性、改善民生所需与财政资金短缺、为群众服务的要求与对上负责体制这五对冲突而陷入困境。为弥补基层政府社会治理中服务性的缺失,需要通过树立正确的社会治理理念,增加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转变基层政府的治理方式,健全基层政府的治理机制这四个方面来提升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将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由此明确并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战略意义。纵观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历程,可以肯定这一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及已取得的成绩,但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基层社会治理新需求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如基层社会治理技术、治理结构、治理主体等方面的不足,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基层社会治理新需求的满足。因此,新时代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要求,不断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以期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上下联动,进而全面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加强新建本科院校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在分析新建本科院校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内涵、必要性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着力从强化服务意识、增强服务能力、提升服务水平和推进服务常态化四个方面探讨深化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通过落实服务功能和强化政治功能,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推动学校改革发展、服务动员师生的能力和水平。     

新加坡基层社会组织的生成机制及其启示

新加坡的基层社会组织是以新加坡独特的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为制度环境而生成的。新加坡的社区形成过程、人民行动党对基层社会组织的重视、新加坡的社会状况、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与民主意识的增强都是新加坡基层社会组织生成的重要条件。新加坡与我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通过分析借鉴新加坡基层社会组织的生成机制的先进经验,有利于我国培育发展基层社会组织,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乡政与村治衔接的现存问题及对策——兼论建设服务型基层政府的意义

乡政村治是当前我国农村最基本的治理架构。乡政与村治二元并存的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内在矛盾和问题,制约着乡政村治的运作。建设服务型基层政府是实现乡政与村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基本路径。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整合的实践困境及其突破

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但目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碎片化治理”现象，如何进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整合、完善与优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重要议题。围绕“碎片化治理”改革各地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包括网格化管理、合作治理以及协商民主的实践，这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整合，但难以克服内卷化、行政化与形式化困境。因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以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通过理念重塑、制度建设、组织变革和技术突破，改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改革的状况，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的高效能治理。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理性审视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改革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出面临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治理主体)、施政主体——政府、新兴媒体治理层面等方面的挑战.在新常态下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方面的构建理念.要明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治理要素结构和推进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自身建设,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同时要突出前沿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我国基层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基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视阈

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选择。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趋同的价值目标、以"参与、共治、合作"为核心的治理理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比较优势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提供了价值、理论和现实的基础。正是存在这些基础,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健全有效衔接、互助、互补、互相监督等机制,进行良性互动,进而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大数据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目标与路径

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政府治理变革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大数据将推动政府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方式的创新。政府治理的目标就是应用大数据实现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在运用大数据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过程中,应通过数据共享优化政府治理结构,通过政务形态信息化调整政府治理关系,通过政务平台技术化重塑政府流程,借用大数据来提升政府创新能力,通过数据应用法制化提升政府法治水平。所以,政府必须要主动适应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的大趋势,以此推动政府治理的变革与创新,进一步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治理变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官僚制的传统政府治理范式逐渐失效,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也推动着各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家天下”的治理模式和儒家等级思想导致社会缺乏民主的基础,“全能型政府”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政府治理变革的进程,以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也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需要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配合,进一步培育社会力量,构建“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建立“管理-服务型政府”和“强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以逐步实现善治。     

迈向服务型的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

如何实现社区的善治,重建社区生活共同体,成为当前政府、社会、高校等各界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由于当前社区类型的多样化、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社区公共事务冷漠化等社区“碎片化”问题,社区治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中更显重要和紧迫。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视角,以社会的再组织化为路径,通过形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发展新型社会组织,培育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构建建立新社会服务体系等,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的深度整合,创新社区治理体制,形成一种协调、整合、分工、合作的治理格局。新的治理方式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促进社区公平实现的可能,并最终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目标。     

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研究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关键在党。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组必须要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组织设置等方面创新思路,创新中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切实探索能够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水平的对策。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才能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国家治理体系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关系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关系到政府与市场之间功能与地位的调整与理顺,因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取向,那么在理论逻辑上是要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治理、第三方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石。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还存在着范围不清、关系不顺、法律不健全的制度现实,因而必须构建科学规范的现代化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和配套制度体系,以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现代化。     

试述学习型组织理论与服务型政府构建思路

新世纪的中国政府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服务型政府构建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在全球政府变革影响下,本文借鉴美国学者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成果,籍此希求为提升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构建服务型政府厘清思路。     

社会工作嵌入社区治理的专业挑战——基于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分析

社会工作嵌入社区是建设共享共治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途径,然而在我国现有的社区管理体制与社会服务体系下,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受到极大挑战.文章基于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探讨了社会工作嵌入社区后面临的专业价值偏离、专业地位偏低、专业界限模糊等问题.进而提出政府转变职能,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发展创造更多独立空间;建立有效的社区社会事务分类制度,理清社区与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的功能边界;专业社会工作者应不断地提升自身专业水平,以期实现政府、社区与专业社会工作合作下的深度嵌入.     

行动科学视域下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及生成路径研究

政府嵌入、社会协同和居民自主治理作为我国社区治理行动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从理念转向行动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借鉴行动科学理论,我们认为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阶段、国家引导的社会行动阶段和国家与社会扶持的居民行动阶段。现代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社会协作、居民组织化行动的过程。随着居民自治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居民行动日益成为社区治理的目标和方向。居民行动能够很好地迎合现代社区治理的要求,悄然改变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自治弱”的困局,而理清居民行动逻辑和通过技术赋权激发居民行动就显得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