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协会治理对平台企业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履行的影响

平台企业履行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ICR）不仅是净化我国网络空间的需要,也是实现我国网络强国战略、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举措。利用2013—2020年A股上市平台企业数据,采用OLS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加入行业协会对平台企业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履行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平台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可以显著促进其履行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且行业协会对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支持度越大,企业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履行得越好;行业协会对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事前支持行为与事后激励行为是行业协会影响平台企业ICR履行的主要路径,但事前支持行为与事后激励行为对不同类型的平台企业影响效果呈现异质性。平台企业政治关联关系负向调节行业协会对平台企业ICR履行的促进作用。     

网络信息治理的特质、挑战及模式创新

随着互联网的媒介属性日益彰显,网络信息治理面临日益复杂的局面。网络空间的传播变革,是推动网络信息治理的源动力。从目前来看,网络信息治理将面临三大挑战:能否达成或达成多大的价值共识,将决定网络信息治理的方向;如何防范或破解网络信息传播垄断集中的趋势,将决定网络信息治理的效度;如何划分公权与私权的界限,将决定网络信息治理的前景。治理模式的创新与优化,是推进网络信息治理的根本之举。从宏观层面而言,网络信息治理必须打破区隔化的规制思维,探索构建具有最大价值共识基础的多中心复合共治模式。从微观层面而言,推进网络信息治理模式创新与优化,需要不断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进程,探索构建权责明确、边界清晰的规则体系;需要不断完善网络空间治理生态,推动多元主体间形成相互依托、相互制约的良性互动机制;需要积极融入全球网络治理体系,建立内外联动、科学理性的舆情分析与风险评估机制。     

善治生态视域下的网络舆论治理研究

善治逻辑与善治生态是网络舆论治理的两种选择方式。善治逻辑体现网络舆论治理的现实回应,面临同构性问题、对象性问题、关联性问题和转换性问题的思维局限,容易在实践层面陷入"为我型"网络舆论治理框架的束缚。善治生态彰显网络舆论治理的要素关联,克服并超越了善治逻辑的思维局限与实践难题,"伦理—国家"生态、"法律—社会"生态、"道德—公众"生态是其结构形式。由舆论平权向网络赋权转换、由技术统治向资本批判转换、由网络围观向网络公民转换,是基于善治生态的网络舆论治理路径。     

现代网络技术下企业边界如何决定

现代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使传统企业边界理论受到挑战,企业的边界发生了动态调整。从网络外部性的"消费者"视角和"生产者"视角来看,现代网络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企业的横向边界。从企业内部工序和流程来看,现代网络技术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管理成本、交易成本。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的降低趋向于使企业边界扩大,而交易成本的降低和网络成本的增加,带来企业边界的缩小。企业是否进行纵向一体化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生态治理体系中的信任治理网络研究

树立生态文明社会风尚,推进生态治理体系建设,需要以生态信任为突破口。通过梳理治理体系和其中信任要素的演化过程,构建信任发展阶段的理论框架。从一元政府统治到多元主体治理,信任经历了被动信任到公共信心再到主动信念,以及个体信任到组织信任再到制度信任的发展过程。来自公众行为统计、政府官方文件和生态危机事件的典型证据表明,我国的生态信任层次仍处于初级阶段。生态信任水平的升级,需要依托生态政策信任网络、生态市场信任网络和生态社会信任网络的协同,构建生态信任治理网络。     

试论我国网络表达自由发展的障碍因素及其对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了要保障公民的表达权问题。表达权即表达自由,是指公民享有的以口头、书面以及其他形式获取和传递各种信息、思想的权利。网络表达自由是当前我国公民表达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表达自由对于我国的民主法治、增进知识追求真理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但是,当前我国还存在诸多显性和隐性的障碍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我国公民网络表达自由权的实现,这就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强网络表达自由的理论研究、完善网络表达自由的相关立法等措施进一步保障和发展我国公民的表达自由权。     

集体行为视野下的网络走红现象探析

"走红现象"是网络社会蓬勃兴起的一个独特景观,是一种以红人、推手与哄客为主要行动者、基于网络社交媒体而兴起的、就某一话题或行为而展开的群体互动行为,其显著特征是非政治化、非直接利益关联、去组织化和无明确身份边界,因此更多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网络集体行为。影响网络走红的框架建构及其舆论生成的主要机制是社交媒体牵制下的舆论生态结构和情绪渲染为主的网络扩散动员。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从“维稳”到“维权”

基于网络群体性事件可能失范而导致社会混乱,当前政府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通常采取维稳模式,结果常常陷入危机应对的窘境中。在转型期间的中国,唯有树立维护权利才能维持稳定的理念,认真对待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权利诉求、界定权利的边界并建立满足其诉求的稳定机制,达成维稳到维权的观念转变,才能真正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促使网络群体性事件成为互联网的正常生态。     

网络社区治理机制与治理方式探讨

作为网络交流的重要形式,网络社区是建立在社区成员彼此信任、相互交往基础上的,要实现网络社区良好的网上沟通功能,需要对网络社区进行科学合理的治理。网络社区是一种虚拟和现实结合的社会意义上的群落组织,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从治理途径与方式看,网络社区治理应当从以下四方面入手:技术治理方式;法规及行政治理方式;关系治理方式;文化治理方式。技术治理建立社区平台运行规则,法规与行政治理框定网民及网络相关主体行为的最大边界,这两种治理方式是网络社区健康发展的强制性保障。但是,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仍然可能存在很多低效率和非道德的行为,因此关系治理和文化治理也应当成为我国进行网络社区治理的关键方式。     

构建和谐社会与网络舆论的引导

网络舆论在给社会和谐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给舆论导向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但对网络舆论,不应当盲目地加以否定,而是需要加以合理的规范和引导.要建立、完善网络舆论引导机制,在政府主导社会意识走向的同时,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的要求.     

基于SIR模型的网络谣言治理

网络时代的信息不对称令网络谣言层出不穷,极易污浊民众思想、混沌网络生态.为避免网络谣言继发作用于现实空间,必须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加强网络谣言治理.经典SIR传染病模型在人群分类、扩散原理上与信息传播存在相似性,其降低感染率、提高免疫率、把控潜伏期等思路能够予以网络谣言治理以启发.厘清SIR模型利用传播节点、传播过程控制疾病流行的有效举措,可梳理出网络谣言的易感者、感染者、免疫者及传播链条,并进一步提出具体治理策略,如把控传播要素、利用"空窗期"和抓取重要节点等,为网络谣言治理提供新的策略参考.     

基于生态主义语境的绿色政策网络探析

生态主义理论作为生态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绿色政策网络的重要理论之源。绿色政策网络的提出是后工业时代人类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问题与潜在隐患的一种生态主义反思。绿色政策网络就是在政策网络系统中融入生态主义的环保观念,使生态主义的方式成为政策网络主体间的共同价值判断,实现了对政策网络的超越。绿色政策网络蕴含的绿色政治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在生态中心主义视角下的民主、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选择。绿色政策网络的倡导,旨归于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功能分化、重组,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和合作型治理模式。在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结构的过程中,实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工业化模式以及在生态管理政策运行中纳入政策网络理论主张的治理范式,进而将生态主义的视角和思想内核贯穿政策网络的分析框架之中,建构绿色政策网络的话语场域和解决当前经济和生态互相不可持续发展模式之转变之道,对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网络舆论的特征与政府引导

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舆论传播方式,有着有别于传统媒体的敏捷性、多元性、匿名性和开放性。政府要在依法保护民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前提下,转变行政观念,采取道德、政策、法律、科技等多种举措,对网络舆论合理把控、加以引导,发挥其应有的正面作用,使其负面危害性降到最低。     

网络直播的失范与规范

作为新兴的媒介技术和产业,网络直播因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迅猛的发展速度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但同时也因失范传播引起社会广泛诟病,对存在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并提出治理之道必要而紧迫。归纳梳理网络直播的失范现象可见,存在自我式传播失范和传播主体间传播失范两种框架。网络直播的失范治理,应坚持先管理再治理、自律和他律同行、内向式建设和外向式管理并进、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理念,从技术控制、人文规约、社会法治这三个路径进行规范。     

社会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规律及其治理

社会突发事件演化网络舆情具有不可测性、突变性和次生性,具有内在的发生机制和条件。应对突发事件及其演化网络舆情的基本方式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制度化、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和震制功能、对突发事件及其网络舆情解决法治化、预警化和大数据化。处理好突发事件及其网络舆情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构建新型官民关系、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维护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对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

网络谣言具有传播速度惊人、受众范围广、证伪困难等特征,从而具有一般谣言无可比拟的危害。我国对于网络谣言的规制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由于立法缺乏专业性以及网络监管的权力结构不合理等原因,网络谣言治理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先进经验,今后我国政府应通过完善立法惩处造谣传谣者、明确网络服务商的责任、推广网络实名制、强调互联网行业自律和网民自律以及革新网络规制技术等方面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同时,应当在制止网络谣言和保护言论自由之间划定精准的界线。     

近年来国内学界网络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状况述评

网络意识形态是人类在网络时代的一种崭新认识范式和思想体系的更高样态。当前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基本内涵、功能发挥、挑战与机遇、治理的策略、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未来应加大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如何按照网络生态和规律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引导、如何加强中国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等问题的研究。     

论我国网络问责中官员权利的保障

保障官员在网络问责中的权利是促进网络问责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法理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在我国网络问责的现实中比较严重地存在着对官员权利的侵害。要充分保障我国网络问责中官员的权利,就必须明确界定公民网络问责的权利边界,并将网络问责内容和官员承担的责任相联系,同时还要加强被问责官员的权利救济。     

网络环境下的知情权边界

作为当代信息社会的重要人权类型,网络环境下的知情权正日益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网络环境的出现,使得人类社会活动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权利碰撞和冲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而权利冲突导致了权利边界问题的提出.网络环境下的知情权是有边界的,涉及到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网络信息都不属于知情权的客体范畴.确认网络环境下的知情权边界,应坚持公共利益优先原则、技术保障原则、权利行使的合法性原则、平衡与协调原则,实现网络环境下的知情权与其他权利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与协调,最大程度地化解权利冲突.     

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中国方案

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信息内容实现了从以专业生产为主到以用户生产或混合生产为主的巨大转变,内容泛在化和全球一体化正成为信息传播的显著特征。互联网信息内容对现代国家治理产生冲击,引发表达自由理论与内容治理实践的范式革新。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规范体系,但治理理念、内容、措施、结构、主体等方面仍存在不适应之处。对互联网信息内容进行正确引导与监管,要在正确认识互联网信息内容生产和传播规律的前提下,立足实践问题,拓宽全球视野,实现政治安全、社会稳定与民主参与、技术创新间的平衡,保障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从而构建出一套“让技术团结人民”的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