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人和人道主义的探讨

人和人道主义问题属于伦理学的范围。伦理学与认识论有别。认识论探索主体与客体,即人与自然或外界事物的关系,以追求二者相互符合为目的,而伦理学则要求主体作自我反思,认识自我以及自我与他人,或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涉及价值判断。但是伦理学和认识论一样,都是哲学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尽管内容不同,领域各异,彼此却应该紧密相接,连缀在一起。赫拉克利特早就对此有所理解。他说,“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又说,“人人都有秉赋着认识自己的能力和思想的能力。”(《古希腊罗马哲学》29     

“良知自我坎陷”说与儒学的现代新开展

"良知自我坎陷"说在牟宗三思想乃至现代新儒学中均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连接"无执的存有论"与"执的存有论"的纽带,而且是"德性主体"开出"知性主体"的枢机,在一定意义上堪称现代新儒学理论建构的逻辑归结。之所以围绕此说长期纷争不休,除争论参与者对相关问题的义理把握与价值判断存在差异外,论衡"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层面或角度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良知自我坎陷"说很难真正为中国文化带来科学与民主,自现代新儒学"道问学"的理路可以对"良知自我坎陷"说提出质疑,从外在于儒学的立场更可以对"良知自我坎陷"说做出更为严厉的批评,但如果仅就儒学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而言,"良知自我坎陷"或许是一有其内在必然性的理路,从而很可能会在儒学未来的发展中产生久远影响。     

关于学术道德的论辨与思考

解决学术道德问题,有两种讨论方案,一种是伦理学的方案,从个人良知追问研究者的社会责任,试图唤醒研究者的道德良心;而另一种方式,则是从学术研究的体制、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以及社会文化传统中寻找重建学术道德的生活基础,最终提高研究群体道德的境界。     

情感、良知与行动的内在交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重探

良知与行动相关的意涵包括道德行为推动力、实践能力两个方面。道德情感贯通了良知不同方面的特征。在意识的清晰性、行为推动力和对外在知识的促进方面,未经实践深化的良知与为实践所深化的不同阶段的良知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程度差异。这种解读可以解决王阳明知行合一说表面上的矛盾和逻辑问题,并更好地澄清我们的道德体验。     

道德自我的确证及其价值意蕴

康德以意志自由为核心的道德世界观将形而上学的超验对象从认识的领域转移到伦理学领域;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揭示了客观精神的伦理、法权、道德的内在生长逻辑以及相应的伦理自我、教化自我、道德自我,确证了道德世界观与道德自我的超越性价值.唐君毅把道德理性和道德自我作为文化宇宙意识的主宰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冯友兰人生境界说中的道德境界也指向超越性道德自我价值.道德的本真精神在于克己和为他性、理想性、创造性;道德自我是将伦理德性、法权德性有机统一和升华,以良心和义务作为行为动因,体现个体道德自主性、自律性、自由性、同一性、超越性的完善人格精神实体.     

自爱与利己：西方德性论与功利论伦理学对立的元点

自爱是德性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利己是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人性论基础。人性自爱与人性利己的差异,预制了德性论与功利论伦理思想的迥异。可以说,德性伦理学与功利主义伦理学在道德的目的、道德原则以及道德评价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差异甚至对立,都是基于对人性问题的不同看法。     

科技元伦理学视域下的科技责任探析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既为人类带来了科技的"善",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科技的"恶"。风险社会背景下,科技主体不同趋向的选择无疑会使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差异。在规避科技的"恶"时,传统科技伦理学因其道德词汇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道德判断陷入了歧义;科技元伦理学则以其概念的明晰性和逻辑的严密性彰显出了鲜明的特点。通过对"责任主体是谁"、"在何种程度上负责"以及"责任对象是谁"等问题展开元伦理学层次的语言分析,我们会发现,科技元伦理学并非为科技责任提供了坚实的道德信念基础,而是凸显着复杂性、语境性和开放性等特征。     

“良意”、“良情”、“良知”之统一——康德“良心”概念解读

良心这一范畴在康德的道德学中有多重含义。在康德原著中,良心一词有两种德文表达形式:das gute Herz和das Gewissen。在康德看来,Das gute Herz是任意(Willkr)将道德法则接纳入自己的准则之中的能力;das Gewissen既是一种义务意识,同时也是一种针对自身的道德判断力。实际上,良心概念在康德那里是"良意"、"良情"、"良知"的统一整体。     

德性知识论视域下的"知行合一"——兼论对"良知"的新诠

当代西方知识论的发展内含对认知主体之智德(intellectual virtue)的强调,其讨论焦点已逐渐从向外求真转移到认知的实践向度上来,在一定意义上与中国传统"知行"哲学的实践智慧相契合。如果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置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域下考察,"知行合一"的知识论涵义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其作为一种认知结构是否具有普遍价值,则尚待进一步厘清。理解阳明所言"良知"作为道德的知识与非道德意义上的知识之异同,可以德性知识论为参照,因为阳明"知行合一"说不仅与道德活动相关,也对一般意义上的认知活动的过程性和连续性有深刻揭示。而对"知行合一"作知识结构分析,能使"良知"知识论面向的特点被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马克思与亚当·斯密伦理思想之比较——兼论新时期道德建设的理论出路

亚当·斯密在西方伦理思想发展的过程中 ,其作用是将情感主义伦理学说进一步推向了功利主义 ,最重要的是他开始从纯粹人性的研究转向从经济条件上确立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然而 ,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相比较 ,尽管二者都求助于经济关系 ,但却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其中的原因正好是今日进行新时期道德建设需要关注的问题 ,成为道德建设的理论切入点。     

马克思与亚当·期密伦理思想之比较--兼论新时期道德建设的理论出路

亚当·斯密在西方伦理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是将情感主义伦理学说进一步推向了功利主义,最重要的是他开始从纯粹人性的研究转向从经济条件上确立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然而,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相比较,尽管二者都求助于经济关系,但却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其中的原因正好是今日进行新时期道德建设需要关注的问题,成为道德建设的理论切入点.     

对“元伦理学难题”的一种尝试性回答

理查德·加纳和布纳德·罗森将元伦理学一般性问题称为元伦理学的三个难题:(1)道德术语或道德判断的意义是什么?(2)道德判断的本性或性质是什么?(3)道德判断如何可能得到支持或辩护?在这三个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主义与非认识主义、自然主义与直觉主义、实在主义与反实在主义、中心主义与非中心主义,以及普遍主义、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等种种分歧.这些不同观点虽然大多有其合理内容,但都没有对上述三个问题作出正确的或令人满意的回答.道德语言既具有评价意义又具有规范意义.存在着各自适用范围不同的两类道德标准.基本道德标准的终极依据是社会根本的和总体的利益.     

道德为"生命的和谐"——论梁漱溟的道德思想

梁漱溟从生命与道德之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道德问题,把道德界定为"生命的和谐,人生的艺术".梁氏不但诠释了道德主体的自觉性,还论证了道德的群体性──道德义务的问题.他区分了"道德之俗"与"道德之真"的不同道德境界:一时一地的道德只是世俗的道德,而以人性为根据、体现生命本性的方为"道德之真".为中国伦理学说提供了鲜活的思想.     

德性与德行统一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道德的诠释既有德性伦理学,也有规范伦理学。人的德性相对应的应该是德性伦理学,而人的德行则应该对应着规范伦理学。人的德性与德行是辩证统一的,人的德行显现德性最好就是人生活于社会中的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即能促进良心得以实现的自我能力。人们的德性或者说向善之心的实现,不仅需要相应的制度规范的保障,还需要有一套相应的技术能力作为基础,不论是一个人或一个社会,要想不断成长进步,良心是前提,良规是保障,良能是基础;既要注重修心,也要注意建规,还要注意提能,真正树立向善之良心,形成行善之良规,掌握成善之良能。     

阳明心学中的道德知识与道德动机——从“良知发用”的角度看

基于比较哲学视野的分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题的解释在传统中包含着三种不同路径的理解,即形而上学论题、知识论论题和元伦理学论题。致良知学说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三种路径理解的统一,其中道德知识和道德动机的关系是把握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学说的关键。本文把心学工夫论理解为道德意识的自我展开和实现,通过论证良知发用的功能,阐明阳明心学中包含着近似于内在主义道德动机的混合模型,并由此产生奠基于道德感知和道德情感交互性的美德伦理论述。     

冯友兰人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思维

文章从理性的两个方面即认知理性和道德理性出发,对体现于冯友兰人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思维展开论述.文章认为"觉解"一词是对认知理性和道德理性两种不同的理性方法的含混,并分析产生这种含混的原因是冯友兰遭遇了伦理学上的"休谟难题".认知理性表现为对与人生境界有关的内容,包括理、性、义利等,展开认识,并由认识内容和程度的不同形成不同的人生境界.从道德理性角度说,新理学具有动机论和自律道德的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同理与性在本体论上的关系相关联.     

论股票市场投资者道德品质的建构——基于美德伦理学的分析

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的道德失范现象已经逐步成为影响股票市场正常运转的羁绊,规范投资者的道德状况迫在眉睫。在诸多伦理学理论中,美德伦理学提供了道德建构的新视角。美德伦理学的核心不是我们应当做怎样的行为,而是我们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个人的内在品质上。投资者的道德品质对其道德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具备诚信、良心、理性、责任、公平等基本道德品质的投资者,会将道德品质内化于投资者内心,从而在投资行动中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而投资者的道德品质需要从道德教育,道德激励,道德环境三方面进行构建。     

从道德实践角度看王阳明“良知”学存在的问题

从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内涵和特征看，良知集道德原则、是非标准于一身，行为者的行动动机也须依靠自身的良知来鉴别和纠正。这对肯定人的道德能力、树立成德的自信心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缺乏可公度性的局限，导致在道德实践中，一旦出现行为者将出于人欲的动机误认为且自信是出自良知时，很难在自身内得到纠正；还会导致难以进行道德评价的困难。克服这些问题，需要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在理论上发展出更实质性的道德原则，在教法上，则需要更加突出“礼”作为客观规范的作用。     

论王阳明的圣人观

佛、道和儒家思想对形成王阳明以"良知"为基础的"吾性自足"的圣人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圣人观的主要内容是:在道德认识论上,圣人是道德主体和道德客体、知与行的统一;在道德行为上,圣人是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价值载体;在道德修养上,圣人吾性自足,具备最本质的人性。王阳明的圣人观是对先儒圣人观的"自我超越",完成了儒家圣人观从"庙堂"到"人间"、从"书斋"到"民间"的伟大转变,实现了儒家圣人观的世俗化、大众化和民间化。     

早期儒家是非观的流变——兼谈荀子“明分”

是非问题历来敏感,但人们往往不愿多置一词。从儒家伦理看,知作为道德认识是对是非的分辨与判断。作为对伦理规范与生活事实是否相符进行判断的知,也是对言行与身份是否符合伦理标准的判断,它是对言行道德与否的价值判断。名的兴废通常都是社会价值的重估。作为对言行进行约束的名,与对认识对象进行描述的范畴是不同的。荀子"明分"本质上是"明是非",是认识和判断名与实是否配当的意识和能力。名实问题,在儒家并非仅是认识或逻辑问题,而且是智愚和善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