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危机与乡村权力批判

新世纪乡土小说关注现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严峻现实,直面乡村治理危机,批判作为危机之源的乡村权力。揭示与批判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不断膨胀的乡村权力崇拜意识;二是家族、资本和黑恶势力影响下的乡村权力建构的非正当性;三是丧失“人民性”的乡村权力给乡村造成的破坏与伤害;四是肯定农民们作为弱者所采取的多种反抗形式的正当性。新世纪乡土小说由此表露出对乡村权力建构非正当性的深切忧虑。     

社会转型与权力支配: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习惯法

习惯法是构建乡土秩序的基础，它大致分为“公”、“私”两类。以往的习惯法研究往往注重于“私”习惯法，而文章则着重考察建立在乡村权威基础上的公共习惯法。20世纪中国巨大的变迁可以看作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国家权力开始渗透并控制乡村，它摧毁了旧有的乡土秩序，建立普遍规则统治，而习惯法作为一种旧封建陋习被清除。当今民间权威的重建，习惯法呈一种复苏态势，有效地影响了法的运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化在乡村的广泛深入，习惯法的影响成为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     

云南内地土地改革中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论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既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也重构了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为此后推进有计划的乡村建设打下了基础。从处于国家权力边缘的多民族地区的云南内地土地改革的实践看,土改初期由于基层政权多为旧体制的维护者控制着,造成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产生隔阂。在土地改革的实践中,通过具有桥梁作用的土改工作队深入一线广泛开展社会动员,国家权力越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实现直接互动,新的组织符号体系在乡村成功构建,确保了新政权的规则、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在乡村社会得以确立,最后重塑了乡村基层政权,完成了国家权力下行到乡村的任务。     

权力下乡: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以村庄权力互动视角审视驻村第一书记制度,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结构的改造,其本质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倒逼对村庄权力结构进行改造,于是,驻村第一书记通过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并基于新权力的引入重塑了村庄权力互动关系,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具有独特优势的“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村庄权力结构,这就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的过程。依靠干部队伍的嵌入整合、资源输入的权威效应、村治运作的模式创新等方面的联动施力,驻村第一书记成功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通过在“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建立了培育、监督、辅助三重导向的权力互动崭新条线以及在“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开展了脱轨纠治的互动调适,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互动关系的重塑。新型村庄权力结构的优势在于国家对村庄权力运作与村庄治理的可控性以及能够促进调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加强党和政府自身建设、推动基层民主发展。不过,上层国家权力下乡也面临着乡土社会的双重屏障、权力运作的支撑不足、下乡成效的生产失衡、目标结果的反向错位等四重现实困境。未来,必须通过统筹个人深入与组织协助、明确书记角色与决策规则、完善制度主导成效机制、坚持村庄权力改善原则来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制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制度优势以不断赋能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帕措”认同与国家在场——西藏“大坝”移民村权力结构分析

“帕措”认同是大坝村“权力文化网络”的重要内容，是大坝村权威存在和展开的基础。在现代中国西藏乡村发展过程中，国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和影响因素。在乡政府的主导下，国家通过对村民的经济资助和村支书选举的控制，深刻地影响了村委会的权力布局。     

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     

下沉与应对: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述评

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为透视国家权力何以下沉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解释平台,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资源成为国家政权建设时期权力下沉的重要通道,但对国家政权为何要借用乡村文化网络资源的说明则显单薄,村落在应对国家权力扩张中的状态与举措又缺乏足够交代,从而使其研究难以呈现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     

社会网络基础变迁视角下村规民约的建构性脱嵌及其调适

[提要]村规民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只有嵌入特定的社会网络中才能发挥作用。传统时期的村规民约具有内生性,嵌入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治理网络”之中,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时期以儒家伦理、科举制、士绅、宗族等为支撑的“文化治理网络”,被以现代政权、行政、制度以及现代文化为支撑的“组织整合网络”所替代。当前推行的村规民约是由现代国家力量建构的,脱嵌于当前乡村的社会网络,因而在乡村治理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村规民约作为基层治理中“三治”融合的重要形式之一,要发挥预期的治理功能,需要根据乡村社会网络作出相应的调适,激活自治以培育内生性主体,践行德治以振兴文化基础,推行法治以优化国家“在场”方式。     

权力的社会文化逻辑——兼论乡镇政权的政治文化生态建设

基层政权的权力运行作为影响乡村社会变迁的独立变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形态。历史的考察则进一步揭示了地方基层政权权力运行的独特逻辑及其与乡土文化之间的有机关联。在此基础之上,现实乡镇治理权威的流失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导源于其与乡村文化社会基础的脱节。因此,乡村的治理突破地方权力的生存逻辑转而通过权力的文化经营建设一个良好的农村政治文化生态成为了必要与可能。     

文本与现实的同构——新现实乡土叙事的文本分析

近些年的现实主义乡土小说,像《歇马山庄》、《农民帝国》、《天高地厚》,凸显了“权力”在文本结构中的意义。这是因为正面表现变革中的乡村的现实主义乡土小说无法逃避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由能人治理的乡村现实,从而出现了文本与现实的同构,“权力”便恣肆在文本中了。     

新乡贤重塑乡规民约:历史承继、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当前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面临德治退化、自治弱化及法治虚化等现实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在增强乡规民约的现代性、厚植乡规民约的乡土性及强化乡规民约的权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是重塑乡规民约的有益主体选择。实现新乡贤在重塑乡规民约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强化乡贤文化的敦风化俗功能、构建乡贤群体的风险防范机制及发挥乡贤组织的协商共治作用。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     

有限性与有效性： 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传统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承担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治理功能,而且发挥着市场“无形之手”规范引导与“第三方力量”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的“地方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加快,传统乡规民约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合法性不足、治理效果日渐式微、手段单一落后、治理效果不具通约性等现实困境和治理限度,严重阻碍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为此,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乡规民约与时代精神、法律规范、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等现代治理文明有效衔接,积极回应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清水江下游的家族“结盟”与地方社会建构

华南学派关于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建构问题的研究,有些观点与方法在清水江流域的观察中受到了某种局限,尤其在探究家族与家族的制衡关系所呈现出的地方社会建构张力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家族之间“结盟”的“拟血缘化”聚落家族对地方社会的“有序化”显得尤其突出。潘寨“永镇村中”碑展现出清末的五个姓氏“结盟”的“拟血缘化”历程,呈现出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建构“有序化”的一个案例。其间,我们发现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不仅仅是乡村的“自律”与“自觉”,在其背后还存在着国家在场的“国家权力”,这不仅是地方社会建构的背景资源,更是地方社会有秩序化的文化张力。     

"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将“乡约”与“乡规民约”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事实上,“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将“乡约”等同于“乡规民约”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     

村规民约的历史演变

村规民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历史上渊远流长。历史上的村规民约发轫于宋 ,推行于明清 ,清朝中期渐趋成熟 ,清末民初曾在一些地区盛极一时。它们均以封建宗法礼教为指导思想 ,以劝善惩恶、广教化而厚风俗为己任 ,以稳固乡村社会秩序为目的 ,由乡民自行制定 ,共同遵守 ,并在执行上组织化、制度化 ,民国初期的村规民约还反映出“自治”思想的萌芽。由于历代的推崇 ,村规民约不断发展完善 ,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我们今天进行的现代村规民约建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化渊源和历史借鉴。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中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行

为研究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行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中的重要作用,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山东省派东平县第三轮第一书记扶贫工作实践为研究对象,从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行视角,构建了农村小微权力“村支两委、第一书记与扶贫工作队”双轨治理主体,在识别归纳工作实践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及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选派第一书记工作长效机制、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提升小微权力规范运行的质量和效率等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行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保障,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对实现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无缝衔接,推动乡村振兴行动,建设高质量的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转型社会下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研究述评——以社会学的学科视角为界

对中国转型社会下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研究,相关文献主要立足于“从上到下和从外到内”、“平面推移”、“从下到上和从内到外”三个时空结构视点,分别以“国家政权建设”、“市场转型——权力整合”、“传统与现代”三个理论视角展开探讨。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透视了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实然状态,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然而,这些研究也在不同层面上存在着偏颇和不足之处。      

傣族村落中的传统权威组织——曼安村的“细梢老曼”与乡村秩序

"细梢老曼"指滇南南传佛教流行区域傣族村寨中处理村寨纠纷、传承伦理道德的民间组织,傣语直译为"村寨里的4根柱子",是傣族传统聚落空间观在社会组织结构上的转附。同时,也是这一非正式社会控制制度中传统权威执行者的称呼。担任细梢老曼的4个老人负责村寨的传统事务,同时也承担纠纷调解的角色,在传承和维护传统文化、促进傣族社区和谐、建立良好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权威不但来源于历史上农村公社时期就已形成的组织文化,还来源于现代村民大会的权力授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细梢老曼的权威和所作用的领域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即是乡村政治社会的需要,也是现代乡村社会管理的创新所需。     

村庄公共性生长与国家权力介入

在利益分化、意义竞争、规则多元的现代性社会,公共性对于整合多元阶层、增强社会动员力、达成社会共识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性的形成及特点不仅与村庄内部社会结构、权力结构有关,也与国家权力介入程度、介入方式相关。当前公共性消解与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退场有很大关系。自人民公社解体宣告集体化时代结束,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介入程度与介入方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强大渗透乃至延伸至乡村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全能主义",到逐渐从乡村社会退场乃至销声匿迹的"悬浮型政权"。这一迅速转变使得乡村社会无所适从:行政强制关联式公共性因人民公社体制解体而随之解体,家族关联式公共性因集体化时代国家权力的入侵早已分崩离析,而村庄内生的整合力量与组织力量短时间无法自发形成。这恰恰是理解当前村庄公共性消解的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