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督教信仰中的非理性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在中国尤其是农村地区迅速发展,对农村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农村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发展存在着多方面的非理性。为了消除这些非理性,促进西方宗教在中国健康发展,笔者从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基督教在华传播中信仰上的文化适应

清朝从1693年开始了百年禁教,但事实上在华基督教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地下传播致信徒日增。这在当时中国是普遍的情形,福建也不例外。这说明,基督教扎根中国社会的阶段早已完成,且根基深稳。本文认为,明末清初到1723年是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扎根阶段。这种扎根通过信仰的交谊舞而完成。具体地说,基督教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在信仰层次上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本土信仰中与之相通的部分。孔孟之道,佛教和道教,以及民间信仰,都成为了基督教信仰的辅助信仰,成为人们转变信仰的基础。这是基督教扎根中国社会的奥秘所在,也是最有效力的适应。     

谁是田园的舞者——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缺失探析

农民主体地位缺失是中国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现象,试图在短期内消除这样的现状既不科学,也不现实。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缺失不仅与政府的管理方法、政府忽视农民对文化的实际需要、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不高等有关,更与中国加快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大环境有关。改善农民主体地位缺失不仅应考虑改变政府的管理方式,而且要切实考虑农民的文化需求和农村文化精英的培养。以农民为主体,政府、农村文化精英等多元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策略,值得摸索和实践。     

基督教信仰下的少数民族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以云南三个苗族村寨调查研究为例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建立一个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祥和安宁、友爱诚信的社会环境。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基督教要求信徒不但要以"十诫"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且要懂得"感恩",能"博爱"、"行善",要求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和谐相处。基督教在信教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中对于构建人际关系、规范行为方式、调节身心平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国部分地区的苗族接受基督教信仰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基督教信仰使信教群众在社会组织、行为习惯、节日习俗、价值观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苗族部分传统文化因基督教的介入丧失了传承的根基,另一方面,基督教文化已经融入到信教苗族的文化之中,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对云南三个信仰基督教的苗族村寨的实地调查研究,认为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只要好好加以规范和引导,就能够在信教民族农村地区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一书记制度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选派干部下乡驻村制度,是新时代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的表征。对西南地区L村第一书记驻村实践研究发现：将科层体系干部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的有效介入,具有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贫困治理的百年经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推动治理有效保障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应然之策等多重价值意蕴。第一书记驻村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现实中,受到“国家-社会”双重场域的深度影响。第一书记要实现组织建设从嵌入到引领、精英培育从单一到多元、治理融合从离散到集聚、资源利用从碎片到整合的转变,把权力、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技术优势,从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行动的信仰——朋霍费尔基督教伦理精神解读

德国二战时期最负盛名的神学思想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以三十九岁的生命代价,抵抗纳粹暴政,践履基督信仰,留给今人无尽的思考与启示。记述朋霍费尔生平的传记《力阻狂轮》,以及朋霍费尔的主要遗著《作门徒的代价》《狱中书简》《伦理学》,都先后有了中文译本,成为中国思想界研究朋霍费尔精神世界的重要依据。因此,对朋霍费尔做一个思想述评就有了理解基督教伦理与观照社会进步的双重必要。     

基督教文化对英语的影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离开了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那么,所谓的英语学习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英语学习不仅仅要懂得简单的词汇和语法,还应该理解它的更深刻的文化内涵。基督教文化对英语的影响是潜移默化、错综复杂的。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话剧的影响

精神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化, 是部分中国话剧作家的思想文化资源之一。１．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早期话剧的影响, 集中在话剧形式： 只说不唱的演法, 与话剧观念： 追求真实的、生活化的表演观念与方法两个方面。２．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影响, 比较广泛。这时的翻译者、改编者, 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 过渡到注视圣经题材剧。使中国既出现了一批反基督教精神的作品,也出现了一批客观上有助阐明基督教精神的作品。３． 现代剧作家经历了一个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 到注视基督教文化内涵的变化过程。基督教文化与中国话剧的“汇合”, 成为中国话剧蜕变、发展的一个条件, 也使中国话剧剧作更加多彩     

面向农民的农村改革与治理逻辑——来自安顺市1951—2022年农村改革的考察

“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改革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有力见证。通过对安顺市1951—2022年农村治理变革的考察发现,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改革呈现出“以农民需求为导向产生改革动力、以农民利益为根本制定改革目标、以农民参与为核心贯穿改革过程、以农民满意为宗旨形成改革评价”等四个特点。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改革之所以能有效进行,其治理逻辑在于政府往往以政治吸纳农民关注改革、以情感强化农民认同改革、以授权组织农民参与改革、以利益激励农民支持改革。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改革要站在农民的立场,使政府与农民、效率与公平、帮扶与内生的关系更贴合时代发展要求,也更突出农村改革的时代价值。     

乡村贫困及其治理：农民权利缺失的经验分析

乡村贫困的本质根源是农民实质权利缺失导致基本能力缺失,亦即获得教育权、健康权、养老权、居住权等关系民生支出的权利缺失所导致的基本能力缺失。把乡村贫困治理置于农民权利获得框架进行阐述和分析,是因为只有消除乡村社会人身束缚、制度歧视、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才能提高农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乡村贫困治理的目标,就是要拆除造成农民实质权利缺失的体制机制障碍,把乡村贫困治理纳入以农民实质权利获得为中心的制度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轨道。     

对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民信仰特征的分析与思考

本文通过对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时期农民群体信仰状况的分析,深刻揭示出中国农民信仰迷惘的特征,并探讨了这一特征所形成的社会原因,说明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有对意识形态指导的渴求,社会转型需要有先进的精神信仰做导航。否则,将唤不起农民的共同信仰,不利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基督教对欧洲中世纪文化复兴的重要影响

发生于14～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通常被看作是欧洲中世纪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重要分水岭,但是早在这场意义重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前,在中世纪蒙昧闭塞的精神氛围中,就已经悄然涌动着一股文化复兴的暗流,这股暗流是由基督教会所推动的.在蛮族大入侵所导致的“黑暗时代”以及其后的封建社会中,正是基督教会以其超越性的宗教理想和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不懈地推动了“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和“12世纪文艺复兴”,培育了西欧大学和学术思想的幼嫩根苗,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文艺风格,从而为后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民间信仰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民间信仰的特殊功效是提高政府管理绩效的重要方面.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民间信仰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尝试构建新型的民间信仰社会管理模式,以期对我国乡村治理有所助益.     

论一神信仰和多神信仰对文化的不同影响

阐述了一神教和多神教的文化内涵,分析了一神信仰和多神信仰对宗教文化和人类世俗文化的不同影响。     

我国农民文化心态的变化与现阶段农村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

心态是社会稳定与有序发展的一种显性指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特别是传统农区农民的文化心态正在悄然变化,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和启示,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农村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     

冲突与促进:十九世纪时基督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及其影响

19世纪时,中国各地教案迭起,民教纠纷不断发生,引发强烈的政治冲突;西方传教士热衷在中国办学,传播宗教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与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四书五经大相径庭,引发文化教育上的冲突;民间涌现反洋教宣传,抨击基督教为"异端邪说",表现出中国传统儒学与基督教两种异质文化在观念形态上的冲突.这些冲突之所以出现,与19世纪基督教的传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有直接关系,更与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天然差异、基督教的侵略性、中国民众保护传统文化的民族意识等有深刻关系.这些冲突的客观结果是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改变了民众的传统观念,也促进了基督教内部爱国自立运动的兴起乃至中国基督教自身的变化.     

浅析基督教文化对冰心、林语堂创作的影响

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造成深远影。冰心构建的“爱”的哲学,与基督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林语堂毕生追寻的“信仰之旅”,也与其有着深刻的联系。本文拟从这两个角度分析基督教文化对他们的思想以及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乡村治理的生长点

乡村治理是指以增进乡村公共利益、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和构建良好乡村秩序为目的的公共权力的运用过程和状态,它以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为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远不能适应农村社会利益分化及乡村治理的需要,分散化与低组织状态已经成为制约乡村治理的主要瓶颈。因此,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再造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是完善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     

农村社区文化:变迁与重构

"皇权不下县"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我国以皇权为中心,绅权、族权、宗权共同参与治理的农村社区治理文化。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促进了我国农村社区文化的转变,农民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均开始了现代性变迁。然而,历史和现实原因导致农村发展滞后,发展动力的缺乏和外部支持的不足等制约了农村社区文化的发展,为此,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格局、构建新的社区认同等成为重建农村社区文化的现实选择。     

文化信仰与商帮治理:明清时期晋商、徽商比较制度分析

历史比较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经济现象的历史演变规律。我国明清时期以晋商和徽商为代表的商帮模式,集中体现了中国式商业文化的特征。分析这两种商帮模式的不同,可以帮助我们有效了解文化信仰对商帮治理的不同影响,进而对当前企业治理模式的构建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