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辩护律师追责体制的变革问题

辩护律师追责二元体制有其历史演变的渊源和职业主义理论基石,该体制改革的现实基础有辩护律师规模扩张和身份转变、辩护律师刑事责任适用频繁和行政责任与纪律责任区分不明。在辩护律师追责范式的域外比较方面,美国的法院主导模式、德国的律协主导模式和日本的律协独享模式值得借鉴,律师协会完全自治缺乏普适性,由其享有部分监管权反映了现代法治国家分权治理的基本原则。辩护律师追责二元体制的改革路径包括二元体制下的司法化改革、实现宏观监管和微观追责相对独立、纪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有效衔接。辩护律师承担民事赔偿应纳入监管体系,实现从“二元”体制到“准三元”体制的转变,促进辩护律师追责体制的立体化。     

经济责任审计追责与整改中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审计追责与整改既是经济责任审计全过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是经济责任审计成果运用的有效措施。针对我国目前经济责任审计追责与整改中存在的固有制度缺陷、缺乏制度化的协同联动、缺乏信息公开和共享等问题,提出了经济责任审计追责与整改的创新机制：基于责任界定创新审计追责和整改的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基于“三个区分开来”构建经济责任审计的容错纠错机制;基于“反馈和协同”创新审计追责与整改的闭环管理系统;基于“畅通、共享”理念创新审计问责与整改的沟通机制;基于“自查自纠”建立组织坚实长效的预防机制。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的完善——党规与法律的互补与融贯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是强化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职责的重大制度创新，该制度横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目前仍存在规范逻辑冲突、价值标准不一及引导功能不足等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及权力运行实践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资源，真正有效发挥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的评价及引导功能，应实现损害追责制度内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互补与融贯，即推动达成损害追责关联规范一致性，以法律评价体系的价值目标为导向，将依规治党与政府自我规制相关规范融入法律价值评价体系中，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规制边界和作用范围内构建、整合损害追责制度。具体实现路径上，可通过体系化解释准确划定追责对象范围，区分规制功能以党内法规对党内事务进行规范产生的溢出效应提升政府法定履职能力，对责任形态进行类型化梳理，明晰各类型责任认定标准与担责形式，从而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     

风险治理视域下的公共卫生危机预警法治研究

在公共卫生领域,预警制度承载着危机预防与控制职能,是风险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危机预警的作用机理包括预防式治理、集中式治理、数目化治理、多手段治理,能够有效抑制公共卫生危机的传播与蔓延。基于法治理念、法治结构、法治技术的三元分析框架,能够为危机预警的法治完善提供助益。在法治理念层面,应当确立风险预防理念的指导地位,提高预警程序效率并且实现全周期覆盖;在法治结构层面,需要强化政府主导功能,构建多元信息渠道以及信息互动、反馈机制;在法治技术层面,在信息平台建设、决策标准构建、预防观念塑造等多个方面投入制度资源,实现预警技术的规范化与可操作性。     

高校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实现路径研究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是党章赋予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职责,也是深入推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举措.高校要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就必须明确"两个责任"的科学内涵,消除高校"两个责任"落实的不利因素,通过建立"两个责任"内容清单、构建主体责任体系,丰富党风廉政的教育形式,加强党风廉政的制度建设,推进预防腐败"关口"前移,完善考评机制等路径推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实现.     

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制度的法治解读与完善建议

党风廉政建设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并严肃问责的制度设计,体现了权力制约、刚性责任、可预期等法治逻辑,既是从严治党的必由之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两年多来,"两个责任"制度的实践呈现出责任清单化、问责渐趋常态化的特征。在强调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背景下,应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不断完善"两个责任"制度,主要有:责任内容应进一步细化;同级党委纪委的责任内容应统一;制度文件应向上级备案,并主动公开,及时修订;加强文件执行的解释工作;问责制度化;建立问责案例指导制度;扩大问责公开力度等。     

“法治反腐”的概念界定

通过对法治、腐败、反腐等相关概念的辨析,将"法治反腐"的概念界定为:在法治思维的引领下,严格遵守既定的法律规范和正当程序,由专门的反腐机构科学地运用法治方式,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一种治理模式。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如何追究政府生态责任——职能阐析与优化路径

中国共产党是政府生态责任追究最为重要的核心主体,这既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题中之义,也是党的执政的内在要求,具有独特的制度价值、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在我国现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有关制度规定以及如火如荼的实践中,已经从追责的主体、对象、内容(事由)、途径(方式)等方面对新时代党履行政府生态责任追究的职能体系进行了初步定位,但目前仍存在着“同体问责”的固有局限、党政责任界定模糊、党内问责制度相对欠缺、党对合作追责机制协调不够等实践困顿。加强和优化新时代党对政府生态责任追究的职能履行,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责任界限适当明确、多种责任同样追究、多元主体合作追责和生态责任优先追究原则,不断完善异体追责以增强追责动力与效力,健全追责制度以促进追责公平与效率,提升追责能力以优化追责功能与效益。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依法反腐理论在福建的实践与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引领新时代法治建设实践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依法反腐理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习近平依法反腐理论在闽时期的实践与发展,有利于丰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内涵,为推进新时代反腐败工作提供制度方案与法治经验,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在福建工作时期,习近平以法治思想指导反腐败斗争,坚定对腐败零容忍的法治立场,在权力运行前建章立制、预防腐败;在权力行使过程中注重公开、压缩腐败空间;在权力运转全过程强化监督、避免腐败;在查处腐败案件中严守办案流程、彰显程序法治,将法治思想与反腐败工作相融贯,为彼时福建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思想先导,指明了法治路径。     

当前中国行政监察工作的四个着力点

紧紧围绕党的十七大主题充分履行行政监察职能,一要加强监督检查,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政治保障;二要抓好纠风治乱,促进社会和谐,解决民生问题,维护群众利益和民主权利;三要注重预防腐败,形成预防腐败的文化氛围,创新和完善体制、机制、制度,保持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四要运用监察手段,强化行政问责,建设法治、高效、责任政府。     

传统与转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反腐败立法理念之多维分析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反腐败立法理念经历了消极治理主义—积极治理主义—"零容忍"积极治理主义三个阶段的演进历程。鉴于当前反腐任务艰巨的形势,应确立"零容忍"积极治理主义的反腐败立法理念,以转变腐败治理模式,指导反腐败立法。中国反腐败立法理念的转型需要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突破传统腐败治理思维,坚持渐进式、理性化、科学化,以推动立法理念的规范演进。     

地方法治量化评估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以S省依法行政第三方评估为例

全国多个省市的法治评估实践经验表明,建立科学的地方法治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现实意义。地方法治评估有其特定的理论定位,为此需要处理好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国家法治建设顶层设计与地方法治评估、法治评估的一般功能与特殊功能、地方法治评估的无量纲化与不可公度性四大关系。S省法治评估起步较晚,具有自身特色,但也存在偏重工作考核、评估中立性不足、指标设置以及考核方式有待完善等问题。构建科学合理的地方法治量化评估机制,需要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法治理论研究与评价指标设置的协调;二是地方法治评估的中立性;三是指标内容设置的合理性;四是定量与定性的有机结合。     

源于机理分析的大学“亚腐败”治理研究

"亚腐败"是诱发大学腐败和败坏校风学风的温床。文中以"亚腐败"的历史传承性、人性自利性、利益易获性、运行失控性、政学通合性等内在机理分析为基础,从思想预防、本源根治、现实控制3个层面提出了对策:实化大学廉政教育的信效机制、完善适应现代大学制度需要的反腐倡廉管理体制、构建"制度———监督———惩治"三位一体的执行机制。     

“生态红线”制度实施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生态红线"作为我国实现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在"法治中国"背景下,其有效实施需要着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以推进。文章分析了我国"生态红线"制度实施所面临的政策和法制环境、存在的机遇和瓶颈,从立法、执法、司法、责任追究四个层面探讨了提升"生态红线"制度法治化程度的具体路径。     

深化会计法治教育的思考

会计工作法治化是促进会计人员依法办事、廉洁从业,及预防腐败的客观要求。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深化法治教育、加强法治监督,引导会计人员自觉增强拒腐防变意识,自觉提高法治素养,自觉履行监督职责。而高度重视会计法治教育,改进会计法治教育方法,促进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结合,完善会计法治教育长效机制,是实现预期目标的重要举措。     

反腐败立法中几种关系的协调与处理

运用法律法规防治腐败是制度反腐的重要举措,要使法律法规产生良好的防腐惩腐效用有赖于立法的严谨与科学。反腐败立法是一项严肃、精细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理顺和处理好与之相关联的诸多关系。在模式设计上,应做到集中与分散同存;在功能追求上,应体现预防与惩罚并举;在内容选择上,应使法律与道德兼顾;在效能对接上,应实现党纪与国法协调;在法源传承上,应让借鉴与创新融通;在责任追究上,应实行宽恕与严厉结合。     

吏治腐败与体制、机制创新

吏治腐败是最大、最严重的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社会出现了以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为特征的吏治腐败现象,并且呈现出多案窝案化、公开半公开化、资金大额化、职务高级化等特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除了其他复杂的原因之外,现行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仍然过分集中,且不受制约或很少受到有效制约;权力--责任--利益机制扭曲,权力利益巨大化和权力责任虚空化倾向严重;监督乏力,惩治被动,导致"腐败黑数"大量存在.要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是要实现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     

科研腐败成因分析及防治对策研究——基于20个案例的统计分析

随着我国科研投入的不断增大,科研腐败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选取近年来关于科研腐败犯罪的20个真实案例,从犯罪主体、行为分析和惩治情况等案例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科研腐败的原因主要是主体身份为犯罪提供掩护,司法弹性过大,监管制度不合理等,并提出通过完善预防机制,加强项目过程自律管理,健全事后追责机制等措施防治科研腐败行为.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身份、功能与价值分析——以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既有法治理论无法面对当下法律生活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复苏与活跃的事实.本文认为,应在法、司法和法治三个层面重新解释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身份、功能与价值,通过合法化、司法化、资源化路径,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整合.在法主体资格方面,拓展现代性法治之法的概念,赋予少数民族习惯法以法的身份;在司法管辖环节,借助司法制度的发展,使少数民族习惯法通过司法化的平台从而展示其正功能;在法治治理效力层面,推动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社会权力平台参与塑造法治秩序建构而提升其价值.     

论我国政府环境问责的乱象及其应对——写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之初

政府环境问责是确保环境法治体系良好运行不可或缺且行之有效的倒逼机制。然而,在我国的政府环境问责实践中,普遍存在“重企业主体责任,轻政府监管责任”、“重基层直接责任,轻部门主管责任”、“重环保主管部门责任,轻环保分管部门责任”、“重环境监管责任,轻党政领导责任”等问题,且有政治责任法律化和法律责任政治化等乱象,以致政府环境问责缺位、错位、失衡等方面的问题日趋严重。为走出当前困境,我国应按照职责明晰、权责一致、党政同责、各担其责、终身追责、依法问责、公平问责和尽职免责的原则,健全和完善政府环境责任规则,强化政府环境问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