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技术善之间的伦理选择

技术善的实现方式可以有“避苦”和“增福”(“趋乐”)两种,由此为善的技术也可以分为相应的两类。当资源有限从而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时,避苦的技术应优先于增福的技术,无论是历史的经验,还是现实的道德要求,抑或理性的分析,都表明了这种选择的恰当性,并构成一种合乎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和幸福观的伦理选择,也是寻求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技术途径。     

对儒家善的意义的现代解读

儒家之善被称为"人道",在于它生成意义。善的意义并非单向的解读,而是解读者彼此之间的感通与共识。从感通而言,善的意义包涵生生之仁与修身实践于一体,但在现实的挤压中却走上狭窄的路。     

公共善、个体善与新闻伦理——新闻传播与人类普遍善之关系论略

现代大众新闻传播的伦理实践具有多种价值或伦理目标。依据人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区分及人在公共性与私人性方面的价值诉求,新闻(言论)可以分别界定为公言论、私言论而具有不同的伦理意义:公共生活与公共领域需要较大的自由度以实现新闻与言论的公共善,私人生活却需要对这种自由施加一定的限制以保障个体权利不受侵犯。普遍善同时赋予新闻自由、新闻规制的正当性依据。实现普遍善的关键就表现为以个体善的最小牺牲来获取公共善的最大扩张。     

亚里士多德对“善”的两种论证思路及相互关系

亚里士多德对"善"的阐述是从目的性和功能性两条路径来展开的。在目的性论证中,他将"善"界定为人们所欲求的目的,如果仅从欲望这一角度来理解"善",一般的"善"和具体境遇下对我而言的"善"就会存在分裂的可能。在功能性论证中,亚里士多德将"善"的本质表述为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用德性限定了欲望的合理性,使对我而言的主观准则上升为绝对的客观法则。通过德性中道,人们维护了合理的欲望,并免于成为他人的手段而保证了自己的目的性;相应地,也促使个人在追求自我幸福的同时尊重他人的合理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德性与善也就有了内在的关联,"目的善"与"功能善"也就达到了完全契合。     

政府之“善”：政府公信力的伦理基础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凭籍自身信用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现代社会,政府公信力是检验民众对政府信任的晴雨表,受到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和极大关注。但在既往的研究中,学界往往热衷于对政府公信力的政治学探讨。事实上,除了从政治学范畴追寻政府公信力之外,还有其存在的伦理基础,这一伦理基础便是政府“善”。政府“善”是优良政府应然的价值诉求,是政府获得公民认可的前提,也是公民与政府达成共识的最基本要素。要重振政府公信力,最重要的是要在人们内心深处唤起“善”政府的回归。     

从主客关系的确立和融合看两种不同的善

小善与大善是善的两种不同表现形态.小善是主体与客体关系确立后,主体对待客体关系的正面性评价.大善是主体与客体关系融合后,主体对待客体关系的正面性体悟.这两种善既有共同的点,又各自具有不同之处,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     

康德至善论探析

至善是康德纯粹实践理性追求的最高理想和目标,是德性和幸福的统一。德性是其中的首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至善就不能成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也就不存在至善是否实现的问题。康德为了实现至善设定道德规律和道德公设,但是至善论存在困境,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不过,至善论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善与性:儒家对善的定义

日常语言的善表达了人们的一种主观判断。但是古汉语之善,主要指能力的完备以及因此而能够完成某项工作的状态。善即完备。从儒家道德哲学的角度来说,善即性的完成或圆满状态。这便是儒家对善的定义。它明显区别于西方的主观判断性的善的概念。     

善卷善德文化的现代价值论

作为道德人物的善卷,是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进入先秦诸子的话题中的,庄子称其为千古隐士的楷模.秦汉以后人们进一步丰富了善卷作为隐士的形象,并强化了他不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的一面,善德文化得以形成与发扬.善德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楚文化和后起的湖湘文化相融会,并成为其中最耀眼的文化因子之一.在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善德文化中的创业精神、爱国精神、创新精神、开放精神以及诚信互助的和合精神,值得弘扬.     

至善与圆善——论牟宗三对康德三个公设的消解

德福一致的问题在中西哲学中的解决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智慧。康德强调追求幸福是人的义务 ,但又把它置于实践理性的约束之下 ,最终引出了上帝的公设来保证“至善”的实现。牟宗三以孟子的心性本体为依据 ,发掘其内在而超越的特性 ,将德福问题消解在体用之心内 ,使物随心转、心意知物只为一事 ,完成圆善论。实际上 ,他们都还笼罩在理性主体的阴影中 ,从而忽视对展开状态下生活世界的关注。作者认为通向真理的道路在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与实践中     

亚里士多德“至善论”及其现代意义探析

亚里士多德的"至善论"思想对于构建现代善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亚里士多德"至善论"的阐述,认为在关于"至善"的最终实现之上,其实最终更加侧重于公民良善生活的实践实现而非单纯"至善"的理论实现。     

作为“普遍的善”而存在的全球伦理

在人类社会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的今天,基于道德哲学层面的全球伦理研究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全球伦理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更是作为“普遍的善”而存在的理想目标,它在“良知”、“责任”、“公正”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价值诉求诠释了它丰富的伦理内涵,而通过从实现个体的自由到建立一种善治的社会将能够实现作为“普遍的善”而存在的全球伦理.     

善:中国现代小说的一种镜像

在当下社会时尚背景下回眸中国现代小说"善"的承传与变异,在古代、现代与当代的坐标系上透视现代小说在特定时代氛围与历史语境中道德倾向的差异性,探究深蕴其后的审美嬗变与丰厚内蕴,并对现代小说中的"善"作定位分析与理论评价,为当下小说的创作提供多维视角.     

亚里士多德论“最高善”的两条路径及其局限

本文考察了亚里士多德对“善”和“最高善”（人类幸福）所做的说明。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一方面将“善”界定为人类欲望的目标,据此确定各种善事物之间的排序并最终推导出最高善的存在;另一方面将“善”表述为人类特定功能的施展,由此说明良好地实现并展示这种功能的行为被认为是具有美德和高贵的人类行为,进而指出人类幸福在于灵魂合乎美德的活动。本文试图表明：较之于柏拉图的善理念,亚里士多德所采取的这种具有双重路径的证明模式在阐明“善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具有较大优势,但在回答“最高善（幸福）是什么”的时候则无法摆脱论证路线本身所带来的局限,后者导致他对最高善的设想和说明出现某种张力。这种张力表明：仅仅从人类的现实活动层面来设想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最高善”的思路是有局限的。     

正当优先于善——关于正当性与善的伦理学分析

在人的所有行为中,正当的行为和善的行为都是值得我们去追寻的价值存在的行为。但是,我们在追寻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人的正当行为和人的善行为之间存在着歧义性,人的两种行为并非总是契合的统一。我们所讨论的正当优先于善即在社会现实生活当中的分配正义原则变成了人们对形而上学的理念和现实利益选择的规范。当然,正当的优先性并非把正当与善相对立,不是把正当视为独立、外在于善的存在,只是在正当与善的关系中,强调正当的先在性,因为正当与善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善观念必须服从正当性的规定。只有符合德性的正当行为才是善的行为,人的正当行为和人的善行为需要真正统一起来。     

“善”的研究简述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对“善”的概念界定、对“至善”的追求的诸种思想对我们当今辨别善恶、评价善恶意义重大。善恶观念是历史的发展的,但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行为,才具有善的价值或意义,而与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相背离,阻碍社会进步与文明进展的行为是在道德上应予否定的恶行。     

美与善的统一与不统一

回到中国古代美学立场较易说清问题。我们民族从生命的角度把握美，认定美感是生命力的对接。最初＂美与善同意＂。后来两者都发展出新意义。在某些层次上可以不统一，但在深层意义上依旧统一。统一的根据是：形式只有能和人的生命活动相应时才是美的，而美的形式可以调校和提升生命，故也是善的。中国古代生命哲学更重族类生命，由此谈善，然而思想家各善其所善，且生命不断展开，因而会出现美与善不统一的情况。     

工具善·目的善——论弗米尔翻译目的论的有限合理性

将弗米尔翻译目的论放在实践理性的视野下进行考查,认为翻译目的论解决了译者活动取向上"实用层面的应当"和工具善问题,却将"价值层面的应当"和目的善问题抛在其追问的视野之外,从而把翻译这种主体间的交往行为"异化"为工具目的行为,迷失了对翻译的价值关切,其合理性是有限的、相对的。工具善关乎实践活动的成败,目的善关乎实践活动的品位,翻译实践呼唤工具善和目的善的统一,实现全面的实践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