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与儒家的精神传统

儒家哲学可分为三个大时代:先秦、宋明、现代;儒家的精神传统,不只是俗世伦理;先秦儒学最关键性的人物是孔子(仁内礼外)和孟子(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二程担负道统,对性理进行了阐发和开拓,朱子建构道统,编纂了<近思录>和<四书集注>,程朱学被定为圣学的一支.五四(1919)反传统,儒学由中心到边缘,当代新儒家对儒学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儒学复兴.进入新世纪,儒家学者应该给予"理一分殊"以创造性的诠释以面对"全球地域化"的挑战.     

正统、道统、治统——王船山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

王船山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是在反思批判传统儒家的正统论、道统论的基础上来思考这一问题的。王船山认为"正统"至少要包含两个原则:汉族自己统治中国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以道得天下和治天下而不能"舍君天下之道而论一姓之兴亡"。王船山对"道统"作出了祛魅的解释,认为道统的继任者不应局限于韩愈、朱熹等大儒所例举的圣人,任何自觉践履儒家伦理道德、维护和存续中华文化的人都是道统的继任者;道统具有"孤行而无待"的相对独立性,具有超越时空的"亘天垂地而不可亡"的超越性,体现了王船山对于儒者之统历久弥新的坚定信念、存续中华文化的崇高历史责任感、挺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使命感。王船山反传统儒家正统论和道统论的思想分别对于辛亥时期的革命家和现代新儒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党"、"志士"、"洋场习气"的讥讽者——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与反乌托邦的市民写作

"谴责小说"的兴起与"清末新政"时期朝野上下咸与维新的时代氛围有关.从更宏阔的历史视角看,谴责小说的意义不仅限于其对时代的种种社会现象的批判,更在于它打破了人们对各类政治人物和政治权力的迷信和神化,它以一种反乌托邦的心态来描画社会转型期光怪陆离的人情世态,在此过程中,政统和道统、学统合一的传统信仰被瓦解,非伦理的政治和非宗教的道德开始产生,这些正是现代性的世俗文化出现的突出表征.     

论道统思想对宋代民族观的影响

唐代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正式提出"道"的传授系统说,可谓开宋代理学"道统"论先声。宋代朱熹首创"道统"二字,大力推广道的传授统绪,成为道统思想的集大成者。在"道统"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夷夏观和正统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礼别华夷"的思想倾向更为明显,人们对"正统"的评判标准更加强调政权是否统一了"天下",是否承袭了"道统",是否"重德",而主政者的族属身份和传统的"华夷之辨"已逐渐为人们所淡化。这既是宋代道统思想浸润的结果,也是历史上夷夏交融的结果。     

萨满文化中的平民意识和启蒙价值——以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萨满形象为例

萨满文化是鄂温克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鄂温克民族对萨满文化信仰的部分特征,传达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念和"天人合一"的至高道统理念。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从一个弱小民族群体的独特生活视角,展现了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的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历史,深刻体认了这个弱小民族个体和群体特有的平民精神内涵,通过对萨满文化与平民文本意义上的双向互动的深入探析,进而挖掘出掩埋在萨满文化中现代意识的启蒙价值。     

共和的政教之维:梁启超论题与钱穆道统说的三个面向

现代儒者钱穆着眼于中国政治传统的悠久智慧与文化体系的根本原理,力图在启蒙革命主义之外阐发对于道统和治统的别样诠解。道统作为立国根基的精神信念共识,本身蕴涵了中国文明基于天人相合原理的政教秩序构设,进而与治统形成了相维和相制两种基本关系。在思考现代共和立国问题时,钱穆超越了梁启超论题将道统与君主专制牢固绑定的政体论范畴,在共和一统的国家建构方向上重新阐明道统新义,思忖宪制新态。这一论述显示出对于大国文明实现共和新命的深沉忧思,中外比较申说也生发出极具启示性的普遍意义。     

晚清小说中政治话语的建构与消解

晚清小说界革命在政治视域误读传统文学的偏执下,带来了文学格局的调整,并在小说内部建立起一套政治话语形式,渗透进各类小说创作中。晚清小说变革一方面排斥了传统小说的娱乐功能,造成了政治话语对以讲故事为中心的古小说传统的压抑;另一方面,"新小说"内部开始了从政治话语向以娱乐为本、以讲故事为中心的话语形式的蜕变,这对小说内部的政治话语构成了消解,使得"新小说"最终成为孕育新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娱乐主义小说的腹地。     

高台传道者的隐遁:新时期启蒙叙事的师者形象衍变

连接传统知识分子与现代启蒙者的师者承担了20世纪文学启蒙的任务,富有意蕴的师者形象成为一种身份符号.传统师者形象具有渠道沟通、价值预设和精神导引等功能.五四新文化运动既强烈质询传统师者的"道统"观念,又促使承担启蒙价值的新师者的形成.新时期文学启蒙精神的高涨再一次突显师者功能,"标本式"、"艺匠型"和"职业型"三种形象类型呈现了新时期文学启蒙话语的阶段性表达,传递了师者传输启蒙理念的意义和限度.作为承担启蒙价值的文学形象,当下语境中的师者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何以为师"、"对谁言师"和"如何为师"这三个问题叩问了师者的存在基础、传授对象和立场姿态.     

地方性、存在感与魔幻色彩——中国台湾地区新乡土小说管窥

中国台湾地区新乡土小说明显背离了传统乡土小说的书写路向,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呈现出更加开放和自由的状态,在书写意蕴和操作技术上进行新开拓。新乡土作家的创作体现了在"本土化"社会环境中对"地方性"的建构;这批作家注重在现代化与现代性负荷下对更加隐秘和私人化的存在感及精神体验;同时其作品又笼罩了一层魔幻色彩,隐含地标示着对自我、现实与历史的指涉。     

"巫阳之下招"及其张力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原道》析论

哲学史书写是思想史探讨的对象,冯友兰中前期哲学史代表作《中国哲学史》与《新原道》即是绝佳的例证.在哲学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上,《中国哲学史》把哲学史视为民族历史的"心"和"魂",哲学史书写是一种"知心"和"招魂"行动.《新原道》进一步明确中国哲学的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确立了哲学史内部的"中心—边缘"关系.在情节模式上,《中国哲学史》存在着显性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新子学时代"三环节,以及隐性的儒家单线道统结构.《新原道》则将后者翻为正面,建构了以儒家为主线的"社会道统"论,其发展的终点是作为"新统"的"新理学".在对情节的论证和认识论风格方面,从《中国哲学史》到《新原道》,存在着从个体论到有机论、从怀疑论到独断论的转变.     

论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激起文化领域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的高涨,避难西南一隅的现代新儒家藉此而揭橥"文化抗战"之帜,复兴儒家道统思想,致力于儒家道统之接续与重构。钱穆、冯友兰、贺麟、张东荪、张君劢、牟宗三上承周孔、外取西学,分立学统、政统,融构现代道统论体系。分立是指改变传统道统论体系之道、学、政三位一体的架构,分立学统、政统,并使之相对于道统而独立、并行。融构是指融汇西学之优长,而重构现代儒家道统体系。融汇中西是重建现代儒家道统论的重要理论环节。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具有内圣弱而外王强之理论特色,有着深层的理论和社会原因。     

漫游在自然与心灵的堤岸——关于小说发展的几个断片

随着"新小说"对传统小说创作方法的颠覆,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存在合理性问题得以突显,也使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有了重新构造的契机.小说样态从现实主义小说到心理小说,再到"新小说"的变迁,一方面体现人类运用语言把握对象方式的变迁,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诗意在人类不断循环往复的文学创新中向历史深处的积淀.诗意在"新小说"艺术探索终极处的呈现,应被视作文学在面对混沌与深邃的世界时又一次向诗性的皈依.     

论悲剧精神在中国现代文体转型中的错位

中国传统诗歌的悲剧精神没有被五四新诗继承下来,五四文学革命在诗歌这一文体上的反传统,就是以新诗的乐观精神取代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悲剧精神。然而,中国的现代小说却在反叛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大团圆之乐观精神的同时,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悲剧精神及其抒情特征。因此,当鲁迅等新文学家将小说纳入文坛的正宗时,其创作也受到了中国传统诗文的悲剧性与抒情性的深层渗透,从而与新诗以乐观精神颠覆传统诗歌的悲剧精神相悖。     

冯友兰的文艺本体论

哲学与诗学如同脉之水,二者虽分支不同却有着内在精神的互通。冯友兰站在哲学的高度对文艺予以提撕剖析,使文艺的阐释具备了哲学的深度,形成了他独特的哲性诗学观。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一座重镇,冯友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在对文艺本体的追问过程中体现出对儒家道统的继承。但其对文艺作品的本然样子、技进于道,以及对"道"内涵的丰富与延伸等饱含哲思的阐发,使他的诗学观让人耳目一新。     

阵痛的尴尬与精神生殖力之传播 --重读"新写实"

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等文学思潮的"捧月效应"不同,文学理论界对"新写实"敏感性的严重滞后并不意味着评论的缺席."新写实"创作群体有意收缩心理空间,回归到传统的、时间性表达上来,其时间"厚度"从历史跫音中剥离,主要由当下的世俗生活所填斥,显示了与先行拓荒者们"审美趣味"相抵触、相冲突的精神走势.这是一种撕裂,既尴尬又辛酸,反映了原生态的市民生活有着强大的精神生殖力.     

用解构视角重读《笑傲江湖》

借鉴解构主义研究方法,通过对新武侠宗师金庸小说《笑傲江湖》的解构分析,颠覆了以往金庸小说研究中对其小说结构和主题的理解,认为:从结构上而言,以往批评所认为的小说中"江湖"和"庙堂"的二元对立结构并不成立;从主旨上而言,作者自己所阐释的小说主旨和批评界对这部小说主旨的传统认识也未处在小说意义的中心地位;而散布在小说意义边缘的细节,则颠覆了传统观点中几组重要的二元对立概念。     

我国新时期小说的否定意识

我国新时期小说的否定意识起源于对一个时代的控诉与批判,它在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中逐渐积聚廷展,并在寻根小说中得以突显和强化,直至升腾于"后现代性"的先锋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新写实小说的高峰顶尖.它的生成与发展与我国当代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思想的变化密切相连,其否定意识形态也始终在不断地变化,但"建构性"的否定意识小说却基于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和社会文化启蒙,倡导思想解放,改造民族精神和推动社会发展而明显区别于后现代主义特色.它在突破和超越17年小说的基础上,既上接"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又广引西方现代与后现代艺术技法,从而开创了我国小说创作的新时代.     

“新维多利亚小说”:越界、跨界和弥合

笔者对近年来"新维多利亚小说"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进行综述,指出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路径。从"新维多利亚小说"与建构历史和民族身份关系的视角,笔者指出"新维多利亚小说"通过"后现代叙事策略"和"现实主义表征"之间的"越界、跨界和弥合",以及通过叙述视角和素材的"越界、跨界和弥合",扬弃了传统认识论的先验结构,再现和重构了一种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在本体论意义上完全不同的历史和真实,籍此参与重构英国民族身份和民族共同体形象。"新维多利亚小说"这种跨越边界的努力既凸显了不同文化和不同族群的差异,又显示了弥合差异、求同存异的可能性和期许。同时,"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跨界元素和混杂气质取代了因袭的同质化和单一身份诉求,也使得当代英国民族身份"多元化和世界主义的"新形象日益清晰起来。     

《辨疑志》与小说志怪传统

中唐陆长源的小说集《辨疑志》,批驳怪诞虚妄之说,是对当时流行的小说志怪主题的否定,但其写作意图又是来源于小说实录"阙史"的传统。《辨疑志》的叙事结构同样体现出对志怪类故事的批判倾向,又以逆志怪的形式带来志怪小说"惊奇"式的审美感受。《辨疑志》的批评对象是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盲信,这是中唐士人理性精神在小说写作中的表现。它对小说志怪传统的继承和反拨,与士人学风从六朝到唐代的转变密切相关,透露出唐代志怪衰落和小说转变的一种思想动因。     

鲁迅小说中“士绅”形象的隐喻意义和结构功能

晚清民初的士绅在鲁迅小说中的形象内涵,一直缺乏认真研究。士绅形象在鲁迅小说中实际担负着隐喻传统文化"规训"力量、文化控制的意义;同时,作为"他者",士绅在鲁迅小说中起着形成"平民"形象内涵的对照物、结构小说模式的独特功能。从对士绅形象的研究,我们将发现鲁迅作为"平民文学"的主创者之一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和洞察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