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在中国”与“中国的拜伦”——清末民初“拜伦”译介的再考察

拜伦在中国清末民初的译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从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的"豪侠式拜伦"到鲁迅的"摩罗式拜伦","符号化"是拜伦形象最典型的特征。"拜伦在中国"与"军国民主义"的时代要求和译者主体性操控密切相关,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的政治审美化和审美的政治化。"中国的拜伦"作为"社会集体的想象物",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甚至民族精神建构的一部分,被赋予了极强的隐喻性和象征性色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终身教育:新国民的“洗礼”

民族复兴首先要求民族精神的振兴,要求具有崭新精神风貌、综合素质的"新国民"的崛起;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意识、行为的现代化。没有顺应时代要求的现代"新国民",民族振兴、社会现代化必然落空。当今国际、国内的形势,对我国国民提出了高素质要求:在政治层面,面对"一超多强"的国     

论鲁迅的信仰观及其思想理路

鲁迅终其一生都十分重视国民的信仰建构,早在东京进行思想启蒙时,"信"就成为鲁迅想望他的"英哲"和"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时的一个重要标识,也是鲁迅在研判宗教问题时的一个基本标尺。鲁迅对国民信仰建构问题的思考与阐述具有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路:首先,鲁迅特别强调了个人信仰的自由性质;其次,鲁迅认为国民信仰建构的关键在于诚实;再次,鲁迅特别强调了信仰践履中的认真态度。鲁迅还塑造了一些真正的信仰者形象,以他们无可避免的大痛楚、大悲苦与大孤独,显示了中国国民信仰建构的重要意义与艰难程度。鲁迅的这些思想,既与时代的精神步调一致,又具有同时期批评家们不可比拟的深刻性,从而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     

重大历史事件与公民意识的养成——论公民意识在2008年的新发展

经过2008年重大危机和灾难的洗礼,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迅速觉醒和升华,具体表现在：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热情空前提高;志愿者精神的弘扬重塑了国民的整体形象;公民意识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企业公民＂建设。公民意识的新发展,加快了国民向现代公民角色的转变,进一步夯实了社会主义法治化的深层基础,丰富和提升了民族精神。     

迟子建对“老女人”文学形象的创新性续写

"老女人"是文学人物画廊中一种独特的艺术形象。从鲁迅到"鲁迅文学奖"得主的迟子建都曾塑造过"老女人"形象。这类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艺术蕴含,值得深入解读和认真研究。鲁迅曾直接称"华大妈"等人物为"老女人"。迟子建秉承鲁迅的文学精神,续写了这一人物类型。她以"酋长的女人""春婆婆""吉莲娜"等人物为代表,从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刻画了"老女人"的整体形貌,并以其一贯的温情建构了"老女人"的苍凉之美,从而见出其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同类人物形象谱系的创新性续写。     

“贤母良妻”与民初国民人格的培育

民国初期,时人认识到诸多国民道德心薄弱、法律观念缺乏,国势日趋于悲哀危险之境,主张改造"腐陋"家庭,以贤母良妻为"直接救国"之手段。而理论上的近代"贤母良妻"乃中外思想的结晶,其基本清除了封建贤妻良母的弊端,是人格独立,才德兼备,肩负家庭与社会双重责任的新妇女形象。在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它对于共和精神的培育主要体现为利国、相夫与教子等方面。时人欲藉此塑造国民理想人格来化解民族国家危机进而实现郅治。     

从“思想鲁迅”到“思想五四”——王富仁鲁迅研究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提倡“回到鲁迅”“回到文学本身”,强调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镜子”,而且首先应该是“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此为基点,王富仁建构了重新阐释鲁迅的学术系统,这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富仁指出,鲁迅毕竟是一个作家,他的根本价值在于从文学的角度促使人的精神觉悟,进而从思想启蒙的层面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鲁迅的思想高度代表了“五四”思想启蒙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取的高度。     

翻译·想象·历史——翻译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与建构

以晚清和"五四"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学系统的转型相呼应,民族危机的现实与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激发了知识分子对强势西方他者的学习兴趣,结合"启蒙"、"救亡"的目标,翻译当仁不让地成为再现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中国形象主体性的思想选择.其中主要以严复和鲁迅为例,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人本实践和社会分析来阐述严译文本的社会需求及其启蒙意义,严复选择西学的"精髓"来翻译,主要是"癒愚"、启蒙,消除国人头脑中落后的意识形态,努力改造中国愚昧、落后的国民形象,同样也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中的人本实践和社会分析来阐释鲁迅对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被遮蔽的鲁迅形象——阶级斗争话语与鲁迅的符号化

在对鲁迅宣传和阐释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条与其精神背离的政治功利性线索,启蒙者的鲁迅形象长期被遮蔽。1962年后,鲁迅被纳入“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视野中来,“文革”期间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从鲁迅身上榨取资源,内涵丰富的本应“说不完的鲁迅”被“文革”政治彻底地符号化了。     

思想的分量——鲁迅“立人”与“国民性改造”思想散论

鲁迅在他从事文学活动之时,就将“立人”与“国民性”改造问题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思想先驱者,鲁迅以大文化的角度,反思整个民族从历史到现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探索如何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强化民族精神。鲁迅对国民灵魂的剖析,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华民族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精神历程。鲁迅正是以这种清醒的批判精神,去寻找民族复兴的希望。      

“吃人”命题的世纪苦旅——从鲁迅《狂人日记》到莫言《酒国》

莫言的《酒国》是在鲁迅传统及《狂人日记》的影响下创作的长篇小说,由于"吃人"主题的再现从而与《狂人日记》取得了某种精神对应。两篇小说中的"吃人"内涵同中有异。第一层面都指向真正的肉体"吃人"。第二层面是指向象征意义上的"吃人",《狂人日记》侧重于文化文明层面的批判,《酒国》侧重于现实政治层面的批判。两者的"吃人"都具有巨大的同化性与普适性,启蒙者形象被彻底解构,表现了改造"吃人"文化的艰难。两者都表达了对未来的焦虑和渴望。第三层面可作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理解。产生于20世纪的《狂人日记》和《酒国》体现的人道立场、启蒙态度、民主观念与批判精神,使之和古代的同类"吃人"题材的作品划上一道分水岭。     

中国国民性格重塑的政治哲学考察

诠释中国近代国民性格批判的思想文化运动,对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层意蕴,构成了公民文化建设和公共精神培育的一个历时性政治哲学反思的主题。从政治国民与文化国民的交互关联出发,强调了社会政治生活成为文化国民具体而直观的存在世界。政治国民不仅成为特定政治文化的价值表达,也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践履者和承载者。型塑国民性格就必由广泛而生动的政治生活来完成,政治精神、政治制度等的整体融合担负着国民性格塑造社会路径。这一途径实际表现在制度观照和伦理观照的架构内,制度批判与重塑和伦理批判与重塑明示了社会政治发展的归旨在于塑造优良的国民性格,也确定了国民性格问题批判性研究的现代价值。     

论“八荣八耻”与国民精神动力的“合目的性”整合——兼论后发现代化国家执政党的一项重要执政能力

"八荣八耻"是当代国民精神动力整合的重要指导思想和依据。本文在"八荣八耻"思想指导下,从揭示国民精神动力整合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入手,阐释了国民精神动力整合的两个向度——"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论述了新条件下落实"八荣八耻"对国民精神动力的作"合目的性"整合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依据"八荣八耻"思想对国民精神动力所应做好的三种"合目的性"整合:国民精神动力结构"合目的性"整合、国民精神动力开发方式"合目的性"整合和国民精神动力整合方法"合目的性"整合。     

鲁迅文学遗产的“精神诗性”与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欠缺

鲁迅文学遗产的精髓是"精神诗性"。精神是一种升华到宗教层面的境界。精神性的作品,往往充满了希望与绝望的悖论,是世俗逻辑的反向同构:以黑暗为光明,以坚忍为逃亡,以苦难为欢欣,以绝望为希望。文学是通过内面即黑暗的精神通道抵达上天,这就是文学希望之路,也是中国文学获得拯救之路。但在这条路上,我们的传统资源几近无有。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抵达了几乎无人可及的精神的近乎宗教的层面,成为孤绝的"精神界之战士"式的"诗人"和"诗人"型的"精神界之战士"。中国鲁迅学虽然持续近百年,却仍然没有真正认识鲁迅的"精神诗性"的真谛,当代中国文学也没有继承鲁迅的这个真谛,存在严重的精神欠缺。     

1976-2000:鲁迅“向左转”问题的当代回应

“新时期”开始前后,鲁迅思想“转变”问题一度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随着对“改造国民性”等命题的重新评价或发掘,以及对鲁迅前期思想的日益重视,有关鲁迅思想“转变”的讨论渐入冷寂。倒是以鲁迅“向左转”为潜在前提而对鲁迅思想价值评估的趋势,在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两个层面逐渐兴盛起来。在“祛左翼化”社会潜在思潮中,“褒胡贬鲁”和“守鲁贬胡(或不贬胡)”观点尖锐对立;与此同时,鲁迅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关联也被收入视野。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左翼”价值的重新发现,也使对鲁迅遗产的评价处于更为复杂的格局中。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推动“直过民族”文明进步中的作用——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

"直过民族"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社会发育层次相对较低,在党带领全国人民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发起最后冲刺之时,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部分"直过民族"地区成为党中央关注的重点。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在"民族直过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有效激发了"直过民族"民众在国家层面的政治认同,在社会层面的跨越发展,在个人层面的文明进步。     

"后封建语境"中的鲁迅小说女性人物

鲁迅小说中呈现出一系列"后封建语境"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在这些形象纷纷走向幻灭的命运演绎中,鲁迅对时代、社会,民族精神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论“儒道互补”在李泽厚美学中的确立

李泽厚提出"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的一条主线"。他把从思想史发掘出的"儒道互补"也应用到美学领域中,引发了美学中的命题矛盾。李泽厚最终通过"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调和了矛盾,获得了"儒道互补"在美学上的确立。     

谁的“现代”，何种“现代”？——从鲁迅早期文言文看其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整体构想与现实意义

鲁迅的意义不在于为提供了什么高明的现代化理论，而在于确立了一种近代中国最缺乏的“批判性质询”的态度。从这种现代性态度出发，鲁迅建构了自己关于现代化问题思考的完整构想：以“审己”为原则，以“比较”为方法，以“自觉”为“本根”，以“精神”为“根本”。鲁迅的构想是出于文化整体的观照，他同样重视精神之外的政治、经济问题。     

孤愤心灵的最后停泊——论鲁迅作品中的“母亲”形象

“母亲”是鲁迅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形象,从而具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文章以思想和情感的关系为理论基点,分析了“母亲”形象在鲁迅作品中的情感位置,并结合鲁迅自身的情感经历论述了“母亲”作为孤愤心灵最后停泊的原因和表现。通过对“母爱”方式及其给“母”和“子”双方带来的悲剧性结局的观照和分析,论证了鲁迅文本中“母亲”形象的思想意义。“母亲”是鲁迅所批判的那个时代、那些“国民”、那种社会的“母亲”,鲁迅用理智淹没掉情感的停泊之地,把“母亲”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阈,体现了鲁迅“批评”的“决绝”性和彻底性、艰巨性和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