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活之树发展的理论是常青的———读《什么是哲学》

对于哲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何·奥·加塞尔通过对哲学活动所作的“根本的分析”认为：“哲学是理论,是一种理论知识”,哲学是“关于宇宙可言说的一切”;在经历了从实证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反哲学的时期”之后,哲学将重返“对宇宙的认识”,“对宇宙整体的追求”;哲学并不取消其他科学的认知方式,它只是研究“诸事诸物的共相”。这样,他对哲学的理解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等提法是相通的,与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之学”也是相通的。加塞尔指出现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的一个重大区别是“自我”或“自我意识”的发现,而重视“自我”的倾向达到巅峰,这个“自我”便成为了“像肿瘤般的自我”。因此,他用“我的生活”扬弃了作为世界之本的“自我”,超越了唯心论。他认为“一项无可怀疑的事实,就正是物、我之间的相互依存”,而“唯心主义的谬误在于不明白这个相互依存的道理,一切以我为凭依”。他还指出“寻求实在的哲学活动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哲学见解应当予以高度评价。但需要补充的是,“我的生活”并非“我”个人的生活,而是“我”与其他人的共同生活,亦即社会的实践;现代的新唯物论,应建立在我们的生活、实践的认识论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两种类型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国内哲学界普遍并持续关注的话题。近年来,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方式、路径、生长点和基本原则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通过讨论,学者们普遍意识到：缺乏问题意识正在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瓶颈,而如何面对现实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关键性问题。在笔者看来,要更好地做到强化问题意识、有效面对现实,从而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我们还需在理论上澄清一个与创新有关的前提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的明确区分。陈德容先生在《哲学研究与研究哲学》中明确指出：“哲学研究”是一种原初哲学活动,“研究哲学”是对前者的工作过程及其成果的反思;“哲学研究”是直面现实的哲学活动,“研究哲学”是关注历史（传统、文化史）的工作;     

当代哲学的“亟切之事”

当代哲学面前有一个无法避开的语义逻辑问题“世界”词项存在着明显的指称关系模糊性和指谓涵义欠确定性。既往绝大多数哲学家几乎都忽视了，“世界”一词的概指状态实际上重复或雷同于常识的“宇宙”概念和广义的“自然”概念，人们大多是在该词的分指状态即“紊乱的多义性”意义上使用之。如此词义学缺陷，明显地从常识层次上反映了中西方人们所共有的认知空白。海德格尔则是哲学史上的一个罕例，他曾明确指出过这个常识性空白对所有哲学立论的深层次负面影响，并称消除此常识性空白为哲学的“亟切之事”。     

探涉比较哲学的疆域

对比较哲学的元哲学探讨,涉及三大类问题:什么是比较哲学;比较哲学是否可能;以及比较哲学的方法论。比较哲学扩展了哲学本身的“数据库”,从而身处当代哲学的中心课题——“他者”问题的最前沿。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比较哲学中“他者”问题的集中体现。比较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和科学哲学中的可比性、可兼容性、可通约性问题,语言哲学中的可翻译性问题,以及伦理学和宗教哲学中的相对主义问题密切相关。比较哲学不存在独一无二的方法,其关键是我们对待他者的基本态度要既立足自身的独特性,又对“他者”有开放的心态。     

心灵不存在吗？——与丹尼特、刘占峰商榷

什么是心灵？我是谁？这不仅仅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令人着迷的现实问题。在传统哲学中,尤其是在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心灵哲学中,心灵或自我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观点也符合日常的见识：在我们心中似乎存在着一个展示信息的舞台,我们看到和想到的一切都在这里展现着;同时在这舞台下面有一个“小人”作为观众,他把看到的一切报告给自我,于是我们便有了意识。然而,随着现代哲学的发展,这种观点越来越受到质疑,以至于一些激进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得出了相反的看法：心灵和自我根本就不存在!可是,心灵如果不存在,我们是怎样进行思维和感知世界的呢？而且我们分明感觉到心中有个自我存在着,他能够做出各种判断。     

三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

在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问题背景中,对照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整个中国哲学具有运行其上的基本建制以及其在这一建制之中的独特展开方式。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立足于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割与对立,立足于此种分割—对立中“真”与“不真”的分别归属;而中国哲学则截然不同,它全体植根于道器不割、体用不二的独特建制——非形而上学的建制——之中。“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与西方哲学形成决定性的对照:它们不是作为政治形而上学(政治哲学)或历史形而上学(历史哲学)出现的,而是意味着哲学与政治、与历史的直接贯通和相互归属,而这种直接贯通和相互归属的本质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哲学的独特建制之中。可用“大道不离人伦日用”概括中国哲学立足其上的基本建制——道器不割、体用不二,以表明这一哲学在根本上处身于形而上学之外,并且依其本质一向就积极地生存于形而上学之外。     

"问题"视域之转换——论杜威政治哲学建构的"前问题"

厘清杜威的“问题意识”和“问题视域”的转换是我们理解杜威政治哲学逻辑结构的必要前提。他从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到建立新的“经验”哲学的思考路径,可以理解为从传统哲学所重点关注的“哲学家的问题”到“人的问题”的思考逻辑。这个问题视域的转换,是杜威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线索和总体逻辑结构。在解决了哲学问题视域论证的基础上,他才最终确立了其政治哲学研究核心问题:民主。因此,“哲学家的问题”和“人的问题”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杜威政治哲学建立的“前问题”。     

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经学——兼议克服对中国哲学的历史主义的理解

作为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世界哲学”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代表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地理的”概念（外国哲学),另一个是“逻辑的”概念（普遍哲学）。而后者还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定义：（1）名义上的弱意义上的世界哲学;（2）事实上的弱意义上的世界哲学;（3）名义上的强意义上的世界哲学;（4）事实上的强意义上的世界哲学。本文将要在概念分析与历史分析的基础上论证如下命题：当“世界哲学”在（1）或（2）的意义上使用时,“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哲学”这一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中国经学中所体现的语言哲学可以是“世界语言哲学”,我们根据汉语言语实践所做的语言哲学可以是超越汉语而普遍为真的。     

哲学是什么?——论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哲学观

哲学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本文围绕哲学与生活、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宗教等问题,集中探讨了雅斯贝尔斯哲学观的主旨,由此指明了他是如何规定哲学本身,从而他是如何逼近和扬弃了“哲学是什么”这一元哲学问题的。     

如何理解马克思实现的“哲学的终结”——兼论沃尔夫冈·豪格对马克思哲学性质的阐释

马克思提出“消灭哲学”的口号,因此,西方学术界有学者认为,真正的马克思的理论是没有哲学的.对此,沃尔夫冈·豪格认为,马克思是有哲学的.首先,马克思哲学不是“机构哲学”或学院派哲学;其次,马克思哲学终结的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即西方形而上学;最后,马克思哲学是扬弃了黑格尔哲学和他自己早期哲学的哲学,即“扬弃了哲学”的哲学.     

阿尔都塞“断裂”说批判──兼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阿尔都塞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为界,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划分为“哲学”和“科学”两大阶段,是有见地的。但是,阿尔都塞描述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两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第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意识形态”。哲学是“意识形态”,因而,“哲学”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史前时期的错误”,只有“科学”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他认为,这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着一个“认识论断裂”。因而,不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导致他的科学发现,而是恰恰相反,马克思必须“抛弃它的史前时期的错误”,必须“同…     

对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再思考

哲学的着眼点应在于未知领域,在于未来,是追求真理的开路先锋,是对未来发展的前瞻性的思想中的把握,这是哲学实现创新的前提性把握;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成功提出和破解一个或多个“哲学问题”的基础上才会有真正的突破。     

“哲学是什么”的困惑与反思

哲学的研究对象即“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目前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有数十种之多，本文在阐述哲学对象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哲学是研究人与世界的本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活出意义来”——“意义治疗学”及其现代价值

说到何以使哲学走向生活，何以让人们分享其治疗意义，恐怕大多数哲学家都要反思。医疗的“临终关怀”即呼唤着“意义治疗学”，呼唤着哲学作为人生展示生命意义的终极智慧之大用。我们究竟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死的真相又是如何?那么人为什么要活着?怎样活着才是有意义的?人为什么会感到空虚厌世?什么才是人存在的终极意义?这一系列的生死及意义问题始终是人类文明最大的悬疑。奥地利心理学家弗兰克在追问生命意义的同时，正视并归纳出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存挫折”，认为由无意义感和空虚感捏合而成的生存空虚，是现时代人们看不清或看不到生命意义的原因所在。无论处境多么悲惨和绝望，我们都有责任为生命找出一个意义来——这正是他“意义治疗法”的精髓。弗兰克不仅为我们指出了问题的症结，也找到了解决的方法。“意义治疗”是哲学的使命，当弗兰克从心理治疗转向终极关怀的时候，“意义治疗”就上升为了哲学治疗，哲学作为人生大智大慧的意义就显发出来。     

灾害哲学——环境哲学研究的一种新拓展

环境哲学缘起于对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哲学追问。灾害是环境问题的一种极端形态,并在当代社会中蜕变为人类生存环境的一种“常态”,因而有必要予以哲学考察。灾害哲学虽有可能从灾害学或环境哲学中产生,但迄今未戍为现实。而此二者之外的生态理性哲学则探究了世界的原初整体性,创构了生态化综合方法,因而为灾害哲学的探究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不仅如此,生态理性哲学还以灾疫伦理为入口,为灾害哲学的研究作了奠基性的工作：     

现代中国哲学的批判性建构:以张东荪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为例

张东荪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先驱,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往往是基于其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之上的。他早期受实用主义本体论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形成了历程即本体的所谓“我的本体观”;他后期开始注重知识社会学,并逐渐转入中国哲学领域。他认为中国本土思想中唯有老庄道家有形而上学,但汉以后道家哲学衰落,以至于形而上学在中国发生夭折,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不过是受佛教形而上学的“刺激”而成,已不是正宗的中国哲学。从语言结构、语言形式等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张东荪认为中国语言缺乏主语,也缺乏to be的言语构造,因而缺乏主体的观念,进而得出“中国哲学无本体论”的结论。及至晚年,张东荪甚至对中国有无哲学亦表示了质疑。要之,在语言、逻辑、哲学互相关联的组合中,语言对于哲学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可以使哲学成为某种语言哲学;然而从语言哲学立场出发,其对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是否成功,这在当今中国哲学界仍是值得省思的问题。     

“哲学之我”如何可能?——对古希腊哲学“立法之我”的思考

审视古希腊哲学中“立法之我”各种观点之利弊 ,有必要重新提出和研究“哲学之我”如何可能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对“哲学之我”观点的阐述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 ,不加反思地接受现代社会对自我的规定不能产生“哲学之我” ,真正的“哲学之我”总是一种立法。当然 ,这是一种“我”与“我”相互尊重的立法。     

“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

张岱年在中国新哲学建构方法上所提出的“综合”之说，本质上是“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受张申府的“三流合一”说所影响，是对张申府“三流合一”说的深化和发展。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有一个发展、深化过程：从以新唯物论为基础“综合”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新哲学，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国哲学、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中国新哲学，再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西哲学之优长之处，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熔铸理想主义精神的“创造”的“综合”，最后归结到建构新哲学的方法和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的统一。     

从哲学史的坐标系看分析哲学革命

分析的哲学思潮作为20世纪西方影响最大的三大哲学思潮之一，在当代哲学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对于这一哲学思潮，我们常用“分析哲学”来概括，有时也用“逻辑哲学”或“语言哲学”来称谓。就分析哲学谈分析哲学，割裂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联，可能导致人们对分析哲学及其相关称谓所隐含的哲学范式变革意义并不自觉。从哲学史的坐标系来看，分析哲学及其不同称谓都有相应的“靶子”:“逻辑哲学”主要针对传统的“世界观哲学”,“语言哲学”主要针对传统的“意识哲学”,“分析哲学”主要针对传统的“体系哲学”。由此，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较为隐蔽的深层关系及其不同称谓所隐含的哲学史变革的多重意涵，也就获得了更为清晰的“澄明”。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澄清”之思

随着我国思想解放和哲学改革的深入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之哲学基本问题的几十年的牢固地位已经开始动摇 ,日渐增多的论者对这一问题持否定的态度 ,于是在这一问题上就形成了两种观点 ,即“维持”说和“变易”说。“维持”说坚持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 ,“变易”说则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只是哲学发展一定时期(比如哲学认识论时期 )的基本问题。“维持”说中似又可分作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无论在任何哲学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哲学基本问题 ,这可称之为强的“维持”说 ;另一种认为一般地可以说思维与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