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妇女实际生育水平与更替生育水平的评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趋势发生转变,自然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降低。在这种大趋势背景下,对世界人口形势的判断有过于乐观之嫌以及针对人们对妇女更替生育水平的误解,利用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1990～2000年期间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模式等数据资料,计算得到各国妇女更替生育水平,表明各国之间妇女更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通过与其实际总和生育率比较,可以发现在发展国家中绝大部分国家实际生育水平依然高于妇女更替生育水平,发展中国家人口潜在的增长能量依然很大,世界人口增长的趋势依然强劲。因此,在注意生育率下降所带来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够忽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全球影响。     

我国妇女生育推迟与近期生育水平变化

随着我国时期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受到进度效应的影响,人们从这一指标中难以对我国近期生育水平的变化形成正确的认识。本文利用多来源可靠数据,对我国近期的总和生育率以及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发现去除进度效应影响后,生育水平的时期估计值有了大幅度上升,2007²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2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¹985年出生队列的部分年龄别生育率,发现年轻队列的峰值年龄别生育率较低,但在较高年龄时会出现年龄别生育率相较之前队列升高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生育政策对于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时期生育率的变化。     

曲折、艰难、辉煌的中国生育转变

从1979～2009年30年人口变动的历程来看,中国人口转变是成功的,其结果是辉煌的,但其转变的历程,尤其是生育转变的历程是曲折和艰难的,历史留给人们的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本文将近30年来的生育转变历程为四个阶段,从而突显了不同阶段生育水平的变化,以及生育水平与社会经济变革、生育行为以及生育政策博弈的结果。1979～1984年生育水平反弹波动,反映出严格的生育政策遇到强大阻力,结果是欲速而不达。1985～1991年生育高峰如期而至,显示了人口内在规律的强大威力,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口控制的力量。1992～1999生育率再次下降,并穿透替代水平生育率,宣告人口转变基本完成。2000～2009低生育水平持续稳定,人口结构性问题逐步显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势在必行。     

中国少数民族生育转变：过程及影响因素

少数民族生育转变是中国人口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少数民族生育转变为认识中国生育转变历程提供了多样视角。使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描述了不同少数民族生育指标的变化,并使用分层线性模型区分了民族内部以及民族之间的差异如何解释不同民族生育行为的差异。研究发现,各民族的总和生育率都呈现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大多数民族的总和生育率接近或低于更替水平,部分民族的总和生育率近年来略有回升。少数民族生育行为存在很强的异质性,不同民族生育模式不同。民族特征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仍然存在但随时间推移逐渐降低,民族内部的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差异超越民族之间的差异成为影响少数民族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和再认识。研究发现长表数据和短表数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4年缩短到3.1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中国人口增长之探讨

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1989年生育表基础上,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改变妇女产次别平均生育年龄和产次别生育率水平这两个变量,仿真推算其变化与平均世代间隔、总和生育率、净再生产率、真实人口增长率及总和递进生育率等指标间的关系,并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和政策做了深入的分析探讨。     

中国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矛盾和对策

与西欧自发性人口转变模式不同,中国式的诱导性人口转变,引起了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矛盾:在较低经济水平条件下,人口的低生育率具有波动性;控制生育引起的人口结构迅速变化,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不同步,劳动年龄人口高峰期的就业机会不足;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到来使老年社会保障问题十分突出。本文在具体分析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要在今后20—30年时间内,实行“经济高增长、人口高素质”的发展战略,争取达到经济加快发展和人口低位静止两大目标,协调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关于育龄妇女生育模式的探讨

无论是对人口生育状况的分析还是对人口预测来说,妇女按龄生育率都是一项重要的参数。按龄生育率反映了不同年龄妇女的生育水平,也称为生育模式。因此,探讨生育模式的特征及其变化规律是十分必要的。     

也谈总和生育率

读了《人口与经济》1983年第五期《必须正确理解和运用总和生育率指标》一文,感到有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在此分三个方面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生育率指标 该文认为,总和生育率“只是分年龄生育率的一个综合表现形式,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生育率指标”。总和生育率难道只是反映年龄别生育率相加之和,而没有自己独立的意义吗?不,总和生育率虽然是根据某一年年龄别生育率累加计算的,但它的涵义不再局限为年龄别生育率之和。众所熟知,总和生育率的涵义是:刚进入育龄期的妇女,如果一直按照某年的年龄别生育率生育,则她们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将为该年年龄别生育率之和(即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     

产业社会人口生育率革命

随着社会产业化的进程,人口的发展逐渐由自然生育模式转化为控制型生育模式,这被称之为生育率革命。本文就生育率革命的历史背景、理论转变沿革和最终的形成做了详尽的阐述。     

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水平变动及预测

人口出生水平取决于生育水平、 生育模式以及育龄妇女比重.文章利用1980—2010年进入生育期的妇女的初育年龄对其终身生育率进行预测,并据此测算1990年、2000年以及2010年三个人口普查年份的人口出生率,结果表明,这三个年份的出生率估计值均能够以较小的误差接近由总和生育率计算得到的人口出生率真实值.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解释了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水平持续下降以及近十年来始终处于低水平的现象,是由30岁以下的年轻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 生育模式(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和占总人口比重共同下降所致.考虑到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文章还模拟了高、 中、 低三种预测情景下2011—2050年中国人口出生规模的变化,指出即使在文章设定的高生育水平方案下,人口出生规模也只能在短期内实现回升.因此,为促进未来人口出生数量渐进增加,保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生育政策的调整目标仍须适当提高.     

真实队列年龄别生育率估算方法与应用研究

本文以时期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为基础,提出真实队列年龄别生育率估算方法,并通过1950～1981年全国妇女分孩次年龄别生育率数据验证其可行性和可靠性。在实际应用中,可用该估算方法研究递进生育模式及其相关问题,尤其是在调整生育政策的时间窗口,估算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结构,以及符合生育政策但尚未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结构,为政府制定生育政策和人口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目前东北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与上海、北京持平,成为全国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以往人们主要从思想观念方面解释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本文主要从城镇化对人口生育率的一般影响与特殊影响、农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效、低人口生育率的跨期影响和人口结构变化、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结论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生育观、生育意愿对实际人口生育率的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情况是影响生育水平的最主要因素,生育观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中国三四十年代生育率的估计——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在历史生育率研究中的应用

一 引言 1982年以前,有关中国三四十年代妇女生育率的资料几乎是一个空白。由于三四十年代处于育龄期的妇女在1982年时基本上已退出育龄期,因此,通过对1982年时已过育龄期的一部分妇女进行回顾性调查,并以此来估计三四十年代的生育率,是填补这一空白的唯一手段。 1982年进行的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的个人调查对象为1982年6月30日15～67岁的妇女。从妇女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可以直接推算出1964～1981年的全部年龄别生育率。但对1964年以前的年龄别生育率,则     

四川省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自效应评估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生育率转变的原因及由此产生的人口效应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文章首先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总和生育率水平间的对应关系,然后通过设置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利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比较分析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四川省生育率转变与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变动的逻辑关系。研究表明: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使得四川省30多年来总人口规模少增加4020万人,同时也使劳动力的总负担得到减轻;但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也加快了人口老龄化速度,为今后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0.2年龄别生育率宽度分布浅析

0.2年龄别生育率是构成总和生育率的重要部分,也是研究总和生育率发展变化的一个分析指标。我们知道,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jty Rate)由于消除了育龄妇女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和育龄妇女本身年龄构成两个因素对生育的影响,因而具备了较好的可比性,可以用来分析比较不同地区(空间)、不同阶段(时间)的生育水平;同时,由于总和生育率是个“标化”指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通过对各个年份总和生育率升降的分析研究,可以观察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了解并掌握未来总人口发展变化的信息,有助于我们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因此,总和生育率在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为中外人口学者广泛采用。     

中国的城镇化如何影响生育率?——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文章采用1980²010年全国30个地区的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不同质量城镇化对生育率的作用机制及差异。实证结果发现:城镇化对生育率下降不仅存在直接影响而且存在空间外溢效应;生育观念的扩散效应和生育行为的模仿效应是城镇化发挥作用的基础;不同质量的城镇化对生育率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户籍人口-城镇化"对本地生育率影响较大,而"流动人口-城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很大,说明人口流动是生育观念传播扩散以及生育率地区差距缩小和收敛的重要原因;城镇化进程中生育率持续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计生政策约束的后果。未来伴随着城镇化加速发展,全国的生育率(尤其是发达地区的生育率)将超越适度低生育率的目标而继续下降,尽快放宽计生政策,研究出台鼓励生育的公共政策,有助于防止生育率过度下降。     

中国60岁以上老年妇女生育状况研究

老年妇女生育指的是既往生育史,属于历史人口学研究范畴,在生育率统计分析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某一批老年妇女完全生育率观察值的分析,直接描述出该批妇女经历年龄的生育水平和特点,并用以与不同时期、非同批妇女生育率和同批妇女不同时期生育率的比较研究,探索生育率变动的基本规律。本文以“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为依据,对60岁以上老年妇女生育状况作一初步分析。一、老年妇女生育率的基本特点生育率就其发展状态而言,大体可分为自然生育率和抑制生育率两类。所谓自然生育     

云南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研究

本文利用2014年云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因素分解和标准化的方法,对农业和非农业流动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及其生育模式差异进行讨论分析,运用标准化的方法分别分析年龄结构标准化下的年龄别生育率和一般生育率。结果表明:农业流动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有利于提高一般生育率,农业流动妇女的生育水平显著低于非农业流动妇女;婚姻构成(如有偶率、初婚年龄)和婚内生育率(生育控制)对生育率的影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去婚龄影响后的中国生育率转变形势

总和生育率隐含着妇女初婚年龄分布的变动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不能充分揭示中国生育率转变的真实情景。本文以寇尔（ＡｎｓｅｌｅｙＪＣｏａｌｅ）关于生育率的研究方法，从城乡、孩次、地区类型等方面切入，采用婚后年数生育率法，得出消去婚龄影响后中国生育率转变的态势，由此反映近２０年中国生育率下降的规律，并定量地说明婚龄对控制生育的重要作用，从而论证了晚婚、晚育在中国人口控制中的料学性及其深远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