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学诗浑似学参禅”

漫说“学诗浑似学参禅徐传武以禅喻诗，以禅语入诗，盛行于宋代，但早在唐朝已见端倪。唐天宝年间诗人李嘉在《题道虔上人竹房》诗中说：“诗思禅心共竹闲，任他流水向人间”；唐大历年间诗人刘商在《酬问师》中说：“虚空无处所，仿佛似琉璃。诗境何人到，禅心又过诗”；...     

金克木“偷”成学问大家

金克木先生只有小学学历，出身寒微，但他志向远大，一心向学，不想一辈子做个种地的农民。他只身闯荡北平，成了一名“北漂”，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发奋学习，终成一代大师级学者。让人想不到的是，金克木先生的学问，竟然是他“偷”来的。     

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论

当戴望舒从新月诗风中回到自由体时,与其说他是将一定的格律因素揉合到自由体中,不如说他是将散文因素融入了韵律之中。后一说法才能揭示出现代诗派从格律派中蜕变出来的情状,并且也才能说明它所体现的新诗史前进的实质之所在。新诗研究界所盛行的将《雨巷》与《我的记忆》按追求音乐性与反对音乐性的区分而割裂开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现代派在其兴起中与当时诸诗派有着清楚的蜕变、讨伐、别异的关系。《望舒诗论》便是这一派诗人寻求自立的理论表现。如果说《望舒诗论》是这一诗派诗论的第一阶段,那末施蛰存、金克木诸人之论便代表了它的第二阶段。在对于诗的认识上,在诗的表现艺术上,施、金之论,确实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深刻的影响。不过,中国现代派强烈的散文化倾向,并不与西方现代派相符。在西方现代派所优厚的声音与意象两项中,中国现代派取了意象,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舍去了声音,至少是在格律的意义上舍去了诗的音乐性。在意象上,则又主要是取了一些表现技法,而取不来其宗教感与对于世界的一种博大而苍凉的荒原感,也缺乏对于现代都市病态的深刻揭示。     

论中外诗歌对杜运燮的影响

四十年代，作为九时诗派的杜运燮出版了《诗四十首》，受到广泛好评，奠定了他在诗坛上的地位。诗评家唐提敏锐地觉察到：“年轻的杜运燮是目下不可忽略的最深沉最有‘现代味’的诗人之一。”袁可嘉则进一步认为，杜诗“代表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这些评论表明，杜诗的“现代派’顺向较为突出，但同时也受到中国古典诗歌及同辈诗人的深刻影响，从而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风格。本文拟就杜运类所受中外诗歌影响及所表现出的特征作出系统的分析、探讨。（一）杜运受不规避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他喜爱唐诗，自觉地吸取以唐诗为代表…     

“平衡”：“九叶诗派”的美学追求

“平衡”：“九叶诗派”的美学追求邹水旺“九叶诗派”是在我国四十年代形成并臻于成熟的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它是现代派诗歌艺术与现实主义精神的结合，又被称为新现代派。“九叶诗派”的诗人兼理论家袁可嘉在《（九叶集）序》中谈到“九叶诗派”的形成和艺术特征，他...     

灵魂的冒险--读孙玉石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

孙玉石先生的新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他在新诗研究领域“灵魂冒险”的又一次成功探索。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以下简称《诗潮史论》）中，孙先生“灵魂的冒险”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即文化的、历史的、审美的三重视角。三重视角之间彼此独立而又动态联系。孙先生用摇曳多姿的笔调引导我们在现代派诗美丽的海里尽情遨游，在三维视角的互动中展现了现代派诗的丰富形态和复杂内涵，以历史态度和审美标准的辩证统一抵达了现代派诗的本质。首先看文化的视角。作者在前言中指出：“诗是一种带有普遍性…     

戴望舒诗作的语言策略

现代派诗人戴望舒以九十二首诗作卓然立于新诗史中，有他多方面的成功，也有他的发展过程。他的诗艺发展，按卞之琳的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最初写诗，多少可以说，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他这种诗倾向于把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转过来为侧重中国古诗风的继承。”第二个时期（即中期）以《我的记忆》这首诗为变革先导，“发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声调，个人独具的风格，而又是名副其实的‘现代’的风味。”第三个时期（即后期）转折点在他最后一个诗集《灾难的岁月》，“陆续产生的诗篇是自由体和近于格律体并用，试图协调…     

中国现代派诗与接受美学

中国现代派诗与接受美学吴晟一“诗无达估”说的胚胎，最早见诸春秋时代，《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卢蒲癸语“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论语·学而》记孔子言“赐也，始可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易经·系辞》：“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但这...     

浅谈郭沫若三步鲁迅诗韵

郭沫若是新时代的著名诗人,他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贡献卓著,但他在《沸羹集·序我的诗》中却说:“我不大高兴别人称我是‘诗人’,但我却是喜欢诗。”郭沫若确是“喜欢诗”的,除创作之外,他还写过不少关于诗的评述,尤其对鲁迅的诗,推崇备至。在《鲁迅诗稿》序中,他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说来奇怪,鲁迅也不喜欢别人称赞他的诗。他说:     

"中间人心态"、"纯诗"立场与"现代"价值观念 --论"现代派"诗人群体的思想特色与文化心态

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 ,因《现代》杂志而得名的“现代派”诗人群体 ,在当时社会矛盾激化 ,知识分子群体分化的环境中 ,形成了自由主义的立场和“中间人”的心态。这种心态与他们从“新月派”继承下来的“为诗而诗”的“纯诗”立场和艺术态度 ,与重视自我、强调艺术自律性和纯粹性的象征主义诗潮取得了契合。同时 ,他们还具有鲜明的“现代”时间观念和价值立场。     

元杂剧的单向度叙述格局及其美学意义

“叙述者”，“叙述接收者”和“叙述格局”作为现代叙事学的几个术语，一般被用于说唱文学、史诗特别是小说等叙事文体的研究，将它们引入对戏剧的分析是否可行？柏拉图《理想国》在探讨文学的体裁即诗人“怎么说”的课题时，提出有两种“叙述”；一种是间接的“单纯叙述”，即“诗人永远不隐藏自己，不用分人名义说话”“，此时诗人外在于他描述的故事；另一种是直接的“摹仿叙述”，即诗人站在事件当事人的地位拟为其声、代其发言。戏剧（我们主要研究书面形态的戏剧文本）反映为若干个“摹仿叙述”的有序结合。这一结合能否有序的关键是…     

劲质贞心郁未开──郁达夫诗人风采

劲质贞心郁未开──郁达夫诗人风采冯健男郁达夫（１８９６—１９４５）是现代著名小说家和散文家。他是不是诗人呢？应该说是的。因为他写了大量的诗，而且写得好。但他并不以诗人闻名于世。这是因为，第一，他写的是旧体诗，在《郁达夫文集》和《郁达夫诗全编》里，旧诗...     

满目奇峰总可观——《诚斋诗研究》摭谈

读青年学者王守国同志的《诚斋诗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我立刻被他那充满激情的思辩性语言吸引住了:“如果说激情是一个诗人的灵魂,那么思想便是滋润这颗灵魂的血液。没有激情的诗人,只能是排列汉字符号的木偶,没有思想的激情也只能是精神病患者的无意喊叫。”越往下读,也就越是不能释手,一个念头忽然闪过:《诚斋诗研究》不也是与诚斋诗一样,是激情与思想的产物吗? 正是出于对诚斋诗思想与激情的理解和把握,《诚斋诗研究》既“满目奇峰总可观”,处处闪灼着睿智的思想火花,又“千峰为我旋生妍”,时时跳荡着作者的激情。作者虽然对他笔下的诗人不无偏爱,行文中洋溢着饱满的激情,但并没有因偏爱而随意拔高,因激情而淹没思想。如其在论诚斋诗的爱国主义精神时,指出“诚斋     

赵树理的《打卦歌》

赵树理最早发表的著作《打卦歌》,很长时间没有找到。但我在翻检一九三一年《北平晨报》时,在一月十四日第五版的《北晨艺圃》副刊上发现了这首诗。署名“野小”,这是赵树理早年使用的笔名之一。赵树理曾说过:“我的父亲是野大,我就是野小。”意在表明自己是村野里生长的“小字辈”。这首诗的发现使我们看到这位具有独特的大众风格的当代著名作家,他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却是一首七言古体诗。现将全诗抄录如下:     

毛泽东论明诗

1957年，毛泽东与臧克家、袁水拍谈话时说：“我看李攀龙的诗，有的很好。”1959年，毛泽东在解释他的《登庐山》诗时说：“九派是指这一带的河流，长江支流。明朝李攀龙有一首送朋友的诗：‘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憔侍臣颜。’（《怀明卿》）明朝也有好诗，但《明诗综》不好，《明诗别裁》好，李攀龙是‘后七子’之一。”196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高启《梅花》诗前加一个小注：“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均见张贻玖编《毛泽东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诗词》一书）评价明诗的关键在于对待明七子的…     

语意精湛 文情并茂──《桃花源记》赏析

北宋文人苏东坡在评论盛唐诗人王维的诗、画时曾这样说：“味摩谓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话之画，画中有诗。”这个十分精当的评论也适用于富有诗情画意的优美散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便是这样的情景俱佳的作品。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和刘宋初期，这是个大动乱的时代。东晋与十六国的共峙，南北朝的对立，使人民在战乱和压迫剥削的双重磨难下挣扎。《桃花源记》正是作者和人民痛恨这个时代的产物。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族家庭，他的青年时代也曾有过“济苍生”的壮志。在《拟古》诗里，他说：“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在《杂诗》里，他…     

声满东南几处箫──读李元洛散文集《吹箫说剑》

提起李元洛，海内外的作家──尤其是诗人─—大概鲜有不知其名的吧。大家都知道他那洋洋五十万言的诗学论著《诗美学》，都知道他孜孜不倦地写诗评，都知道他用心良苦、不遗余力地向世界的华文文坛推荐杰出的诗人和诗篇。海内外不少诗人以得到他的一纸评介为荣：我这么说是一点也不“过誉”的。世上若没有伯乐，千里马固仍能“继续存在”，但肯定它们将会终生埋没于既脏且小的马厩，与众马一般永远难见天日。惟有伯乐才能发现它们，将它们与其他马匹区分开来，使它们能扬眉叶气，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上。因此，末尝不可以这么说：惟有伯乐，千…     

论艾略特的文艺理论在《荒原》中的实践

Ｔ·Ｓ·艾略特不仅是西方现代派的代表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他的“历史意识”、“非个人化”理论、“客观对应物”等一系列观点，在西方现代文学批评上具有开创和先导作用。而带给他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荒原》则很好地体现了他作为诗人的才华和作为理论家的睿智的结合。从艾略特的文学观念出发，以《荒原》为例证，粗略建构对艾略特的认知框架     

雪莱的诗学思想

雪莱的诗学思想体现在他对诗的性质、功用和诗人的地位以及诗的语言等方面的看法上。在诗的创作发生论上。雪莱继承了柏拉图的“灵感”说，认为诗是不受心灵的主动能力支配的，诗的灵感来无影去无踪。雪莱认为“诗本来是一种摹仿的艺术”，诗之创造是依靠融会与再现。同时，诗又是“想象的表现”。诗的社会功能在于促人向善，陶冶情操，扩大胸襟，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于超越宗教和魔法的世界来说，诗人就是牧师和先知；对于在没有法律限制情况下生活的未来社会来说，诗人就是未被承认的立法者，可首要的，他是解放者和探索者。雪莱认为语言是诗的工具和素材。诗是语言，尤其是韵律语言的特殊排列。声音和思想不但彼此之间有联系。而且和它们所表现的对象也紧密相关。     

王士禛与“神韵派”

“神韵派”是清初具有重大影响的诗歌流派。王士是这一文学流派的开创者，是它的灵魂和核心。对于这一流派的形成和发展，王士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以“神韵”作为这一流派的理论旗帜，并对其内涵作了深入的阐释；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印证了“神韵说”，并为学诗者指出了于诗中得“神韵”的门径；他具有文学流派领袖人物的资质和素养，团结了众多诗人和学诗者，壮大了“神韵派”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