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张力结构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起伏跌宕、变化多样,其中一些基本因素构成文学嬗递的张力结构,并因此形成文学思潮的矛盾运动。这些张力结构包括:从时空关系看,表现为文学演进中古与今、中与外之间的争锋角力;从文学的政治性质及文学与受众的关系看,是左中右和雅俗之间不同文学形态的共存或消长;从文学处理对象的态度看,则为歌颂与暴露立场的长期非和谐状态。     

逐渐衰弱的话语——2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文学思潮一瞥

在 2 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 ,保守主义因其与激进主义的对抗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注意 ;2 0世纪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大都由于特定的文化情势 ,试图激发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而提出他们的保守主义文化观念 ;2 0世纪的保守主义文学思潮对于文学创作并没有太大影响     

从消解走向逍遥的无地彷徨——20世纪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反思

80年代中后期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悄然显影 ,一方面暗合了转型时代的精神状况与文学流变 ,另一方面使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打上了本土胎记 ,形成了中国后现代主义思潮典型的文学表征 :1 .消解精神 ,反主流姿态与渎神的狂欢 ;2 .世俗化、市民化的追求与个人化的书写方式 ;3.零散化与不确定性 ;4.反语言的游戏。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相遇 ,标志一种划时代的审美转向 ,体现了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完整性和丰富性以及与西方文学 (文化 )对话的必然性和危险性。     

周作人与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上世纪20年代初,亲历死亡威胁的周作人由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与否定开讲“生活之艺术”,由对国家、民族命运自觉承负的时代领潮人物一变而为彻底的颓废主义者;人生观转变之后,周作人的文学观也由坚定的“人生的”艺术派一变而为追求轻松写作、趣味阅读的“趣味主义”,其间经历了由“教训之无用”到“文学无用”,由“文学无用”到创作的“自足”,由创作的“自足”再到“草木虫鱼”三个层面的理论转换;周作人不仅通过《语丝》《骆驼草》等刊物为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营造了必要的氛围,培养了作家力量,而且也为其提供了合法性论述支撑,成为该思潮事实上的理论建构者,从而最终促成了这一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崇高之美:铸造中国文学新质的起点——以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鲁迅为中心的观察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应救困图存的时代需要和文学自身变革的要求,梁启超、王国维、鲁迅殊途同归,标举崇高这一审美理想,以此推动传统审美意识由偏重优美向推重崇高的转变。三人以对中国固有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批判和反思为起点,以对西方文学所体现的崇高美的认同为归趋。他们对崇高的关注点和现实关怀有异:梁启超关注的是文学风格,心系新民;王国维关注的是审美,心系国民美育;鲁迅关注的是主体品格,心系立人。民族主义是三人共同的思想基础,但他们尚存在其他思想意识的差异。三人为铸造中国文学新质所进行的探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其中也存在一定的认识偏颇。     

论20世纪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形成与演变

20世纪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形成于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生死存亡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安全史观的全部历史基础。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总结和反思,对于共产党自身建设与发展的理论思考,进而对整个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系统理论回答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全部理论基础;内忧外患所带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前50年的国家文化安全主题。     

儒家"善"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欲望叙述--以周作人、王润滋、陈忠实为分析对象

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追求现代性的文学,虽然社会主流思潮对儒家文化持激烈的反叛态度,但并不能阻止后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渗透和进入。在对周作人、王润滋、陈忠实三个典型个案的分析中,我们发现:20世纪中国文学借用儒家“善”的思想对欲望进行了再叙述,他们运用“中庸”来对“善”重新设置,同时还通过“良心”和“修身”的重新叙述来对“欲望”进行话语转移,从而达到影响中国人的欲望选择的目的。     

告别人本主义——马克思科学人学观的形成及其理论意义

本文认为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人学观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殊语境。这种人学观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必将导致它被马克思的科学人学观所替代,正确地认识这一点,既是科学理解马克思人学观底蕴的需要,同时也为理论上澄清马克思人学观的真实面目提供了依据     

论小诗批评的诗学建构——以周作人的译介与批评为中心

小诗是中国新诗发生期被创立的一种重要诗歌形态,有着丰富的诗学资源参与到这一诗体形式的建构过程。其中,周作人通过翻译与批评对小诗概念与艺术规范的确立影响最著,有些基本思想还应当在小诗建构的理论探讨中进一步发挥,或者由此总结应当汲取的历史教训。     

鲁迅、周作人论金圣叹——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之个案考察

1930年代前期,因着个人好恶的制约和政治、文学论战的需要,鲁迅、周作人先后发表多篇谈论金圣叹的文章。作家与学者的身份缠夹,对待基本史料的实用态度,造成了各取所需的文献取舍和有意无意的细节改篡。鲁迅以杂文笔法来解构周作人的文学史建构,周作人则试图用文学思路消解鲁迅提出的现实问题。相异的人生取向、文化趣尚和文学提倡,左右了两人对金圣叹的臧否毁誉;史料征引上的缺陷,限制了各自论说的学术史价值。以史实为准绳衡估周氏兄弟评价金圣叹的是是非非,为研究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之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视角。     

20世纪以来中国外交史研究：以日本为中心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出日益重要的影响力,一度沉寂的中国外交史与东亚国际政治史的相关研究再趋活跃.但由于受限于方法论上未对中国视角予以足够重视,以及中国自身档案利用上的不足,有关中国外交史的实证型研究仍不多见.笔者认为,通过整合从中国视角出发的东亚国际政治史与以往从外部展望的中国历史,将会形成崭新的东亚国际政治史.只有这样,由全球化、地区化等主要元素构成的目前的中国外交史才能成为具有历史视野的研究.本文通过梳理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外交史及以中国为舞台的东亚国际政治史的研究,重新审视了研究史上的成果和课题,并结合近年来史料利用等研究环境的变化,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     

隐性影响与显性契合——论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运作

一般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是西方文化强势冲击以及西方文学密集影响的结果,除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对“五四”新文学的先导作用得到普遍承认之外,现代文学研究界并没有充足的精神准备去正视19世纪文学思潮如何对20世纪文学产生影响的问题。事实上,即使在近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界,人们也常常对19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潮现象予以忽略,更不用说去寻证其后续作用力了,其原因盖在于未能从这一时代文学创造力的普遍萎顿和文学观念建设的意力模糊中分辨出思潮的潜隐性,进而确认这种潜隐性乃是19世纪文学思潮的时代性特征。人们…     

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先秦民主论——以郭沫若、吕振羽和侯外庐为中心

20世纪前期以郭沫若、吕振羽和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先秦民主思想做了深入研究。他们结合具体社会构造和社会关系阐释先秦民主思想,其阐释可以归结为三个命题：人的发现、天民合一、赋民权利。在探讨先秦民主思想产生的根源时,郭沫若立足于人民解放视角,吕振羽以阶级斗争作为维度,侯外庐主要从土地私有的显族历史进行说明。他们既肯定先秦民主思想对社会现实的超越和批判,又揭示其脱离时代的空想和局限。他们开创了先秦民主思想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但也存在不足。     

人本主义与宗教有神论的比较研究——以唯意志主义、儒学和基督教为例

本文以唯意志主义、儒学和基督教为例，对人本主义和宗教有神论作了比较研究，认为人本主义和宗教有神论各有利弊，超越两者之间的对立将是未来人类文化的选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的工具论、集体性、公式化——以“白蛇传”改写为中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外部环境如何影响了文学创作,具体又有何体现,是个有待于以个案研究为切入点的学术问题。文章以白蛇传的改写为个案,在外部环境干扰文学的时代氛围中,白蛇传改写带有明显的工具论色彩,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作者成为缺少自主性的提线木偶,缺乏艺术个性;集体改编、集体创作的现象严重;作品千篇一律,在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从而使得作品不仅呈现出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而且往往过分暴露了创作者的主观态度,损害了作品的含蓄之美。文学批评也出现了非学理化现象,没有发挥批评应有的功能。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两次转变探析——以人本主义逻辑演进为线索

德国古典哲学具有人本主义传统,费尔巴哈超越了传统哲学唯心主义,建立了新的人本主义,其关于人的类本质的讨论和对宗教异化的批判对青年马克思产生很大影响。马克思通过研究现实与理论的关系,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对人的本质认识不断深化。以对人的本质的分析为重要线索,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进行了超越之超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两次转变,由此马克思建立了新世界哲学观。     

唯物主义认知范式的形成与检讨——以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为中心

唯物主义方法作为为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命题及观念的发掘、整理与解释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提供了特殊的理论架构,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富与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但是,将唯物主义认知范式应用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必须妥善处理如下问题:不能以唯物主义为唯一的方法,以避免对中国传统哲学解释的简单化;不能以唯物主义为个别的方法,以避免对中国传统哲学解释的教条化;不能以唯物主义为至上的方法,以避免对中国传统哲学解释的模式化。质言之,若要使唯物主义范式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及这种特殊性对于唯物主义方法的可适性范围与程度是必须认真考虑的课题。     

传统法律文化对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以“人本主义法律”文化为例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伦理性、“德主刑辅”与“礼法结合”、“重义轻利”、“息讼”与“人本主义”等法律文化特性。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成分对我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有许多有益的启示。本文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法律文化为例,阐述了其对我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土地占有关系之探讨——以湖南为中心

调查材料显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湖南地主、富农总体上占地约45％左右.但是各地土地占有关系不均衡,在土地关系集中地区、土地关系一般地区以及土地关系分散地区,地主、富农占地分别为60％强、40％左右、25％上下.地主、富农人均占有土地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其他阶层的同时,土地租佃普遍存在,牵涉面广,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地权分配不均导致的阶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