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理性与精神病的治疗

巫术作为理性的"他者",一直遭到理性的压制和排斥,必须打破理性的霸权,打开并思考"他者"的空间,重新表述巫术和理性的复杂关系,而分别以二者为根据的巫术治疗法和心理分析法对精神病治疗的惊人相似也有助于打破理性的神话,发现巫术的意义。     

“比”之原始

前人对《诗经》表现手法之一“比”之研究,皆言及“比”与“物”的联系。“比”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方能产生：１．“彼物”与“此物”之间类似点的寻找,２．“彼物”与“此物”之间联系的建立。而这种类似点和联系是在原始巫术观念中确立起来的。巫术的相似律和接触律孕生了巫术咒语歌中的类比,成为“比”之手法中“彼物”与“此物”相似点的基础;巫术实践中“联想”的错误运用孕生了巫术咒语歌中的想象,成为“比”之手法中“彼物”与“此物”进行联接的基础     

巫术研究的一个误区——弗雷泽“巫术时代论”与中国的巫术研究

“巫术时代论”是 19世纪后期西方人类学古典进化论者关于巫术起源、发展规则的一个错误假设 ,该理论认为 :所有人类社会的历史都要依次经历三个智力演化阶段 ,即“巫术时代”、“宗教时代”以及“科学时代” ;巫术必须而且仅仅产生于“巫术时代” ,有史以来的诸多巫术现象则统属史前遗留。 2 0世纪 30年代以来 ,这一错误理论传入中国并开始广泛蔓延 ,近年来尤呈愈演愈烈之势。重新审视学术史上这一“公案” ,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对于严格学术规范、推进巫术文化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中医药中的巫术遗存及其影响

巫术与古代医学同源，巫医分离之后，一直还对古代中医药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在医理、治法和方药方面。古代中医的取象比类思维，就是象思维，这是典型的巫术思维，是通过获取事物的“象”,然后把这种“象”进行“比类”——类比、推理，得出一定结论的思维方法。中医药在治法和方药方面是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建构理论体系时，古代中医的理法方药无不受到古代巫术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思维方式受到了象思维为主的巫术思维的影响。     

楚地节日巫术形态

楚地素有崇巫尚卜的传统，这种传统在民间节日中有着突出表现。人们在节日中利用着各种巫术手段为自己的生活服务。节日巫术行为依其性质，大致可划分为驱邪巫术、求福巫术与预知巫术三种形态，当然三种形态间并无明显分界。由于岁时节日依自然时序与人文时序的变化而出现节日主题的变换，因此巫术形态也因之发生主从地位的变化。     

藏族本教与北方民族萨满教民间巫术之比较研究

作为具有鲜明原始信仰色彩的宗教，藏族本教和我国北方民族萨满教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了相似性。比较分析本教和萨满教巫术仪式中“神灵附体”和祛病巫术中的“替身”现象，两者在昏迷原理、“附体”程序、“替身”仪轨和服饰法器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巫师和萨满的选择、训练方式和巫术仪轨的理论化程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教和萨满教各有自己的特点，把本教和萨满教等同起来的观点还有待商榷。     

浅析宗教和巫术的差异

宗教和巫术有高级和低级之别、理性和感性之异 ;宗教和巫术对现实的超越方式不同 ;宗教比巫术具有更高的文化性 ,更大的影响力     

论秦早期的文化转型

"绝地天通"的改革是在颛顼的主持下进行的,而秦的先祖是颛顼之后;商人以崇鬼重巫而著名,秦文化和商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秦先祖中衍"鸟身人言",与<山海经>中的句芒形象相似,而<山海经>和巫术有关.这些都显示秦在商代及其以前可能经历过一个巫术兴盛的时代.从西周到春秋初期,受周文化的影响,秦经历了一个文化转型,巫术文化的主导地位被史官文化所取代.史官文化的发展增强了秦的政治理性和历史意识,推动了秦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但巫术文化在秦仍有较多的残留,使秦文化表现出更多的神秘性.     

傈僳族社会生活中的巫文化

本文分析了傈僳族巫术文化的内容和方式，也阐释了傈僳族普遍信仰的“尼”的实质———原始初民的万物有灵崇拜。简要地介绍了“尼”教的组织构成，并以实例解释了法术和医术，它既有迷信的外衣也有科学的内涵。指出把“尼”译为鬼或译为神都是错误的，“尼”非鬼，也并非是所谓的“封建迷信”。今天它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价值观念。“尼”、“巫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民族精神。我们应该克服“左”的认识，为“尼”正名，正确对待巫术文化     

夸父神话和逐日巫术

《山海经》夸父逐日中的“入日”之“入”,乃动词的使动用法,意思是“使太阳下去”.夸父手执桃木杖能够将太阳赶下去,是远古先民出于消除旱灾而进行的一种巫术活动.因此,夸父逐日神话是巫术的,而不是宗教性的.     

巫术、文字与文明——以陶云逵在西南地区的占卜研究为起点

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考察西南地区时关注的占卜研究进行重新解读,指出陶云逵所讨论的羊骨卜、卜和鸡骨卜构成了巫术演化的不同阶段。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羊骨卜是巫术思维的早期阶段。在这个阶段,符号基于约定产生,作为能指的兆象和作为所指的卜书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兆象相互之间也没有构成规律性的关系。而鸡骨卜是巫术思维的另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兆象也即所指之间出现了语法规则——主客二元的分类原则。这是将自然与社会整合成一个秩序整体的认识方式。本文认为,对巫术两个阶段进行区分的重要性在于,一是从思维的角度来看,巫术和理性并非截然割裂而是前后相继,二是指出文明不可能摆脱巫术,而重视巫术的伴随,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的本质与构建开放社会的可能性。     

书法之“神”的原始意象——兼论汉字的起源

书法之“神”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其原始意象是自然万物的神灵;因为汉字是远古巫术思维的产物,其雏形是一些具有神秘巫术功能的符咒;巫师利用它来控制自然物之神灵;仓颉造字的神话便透露了远古巫术文化的信息;汉字的神性至今仍有遗存     

童谣巫术论

童谣具有巫术色彩,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现象的禳解;对动植物的褒贬;对社会、人生问题的关注;对儿童的呵护.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以语言作为巫术手段;寓巫术于游戏之中,与仪式歌关系密切.童谣巫术色彩的成因与集体无意识、儿童思维特征、被人有意添加有关.巫术色彩影响童谣的内容与形式,影响儿童的成长,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也有所影响.     

岁时生活与荆楚民众的巫鬼观念——《荆楚岁时记》研究之一

在南朝社会,岁时节日是荆楚民众沟通神鬼的重要时机,有着浓厚信仰的荆楚民众通过主动的姿态去祭祀神灵、禳除恶鬼.荆楚地方巫风盛行,岁时节日中巫术有着丰富的表现.岁时巫术行为依照性质与目的大致可分为辟邪巫术、求福巫术与预知巫术三种形态,当然这三种巫术形态并非界限森严,三者相错杂与融汇.南朝荆楚岁时的鬼神信仰与岁时的巫术手段相互倚重,鬼神信仰依靠巫术手段实际干预民众生活,巫术依靠信仰为自己提供存在的解释与力量的源泉.     

论《庄子·应帝王》壶子“四示”的政治哲学意蕴

《应帝王》被公认为庄子表达“外王”思想的政治哲学文本，但其中着墨甚多的却是壶子“四示”神巫季咸的故事，后者的政治哲学意蕴并非自明，甚至在庄学史上成为颇为棘手的问题。在《应帝王》整体的脉络中，壶子本人是“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的明王典范，其核心以藏身方式藏天下于天下，这即是王者自身必须保持有“不可相”的修养，而后方能保持天下的“不可相”,而天下的“不可相”则在“藏天下于天下”,也就是还天下于天下人。一旦王者之不可相脱离天下之不可相，则王者之藏身就是达成支配的法术(巫术是其一)而非道术。在更广的智识脉络中，壶子四示意味着将政治生活建立在政治道术而不是政治巫术上，政治巫术的核心是通过过度智性化方式以世界的透明化、规则化、稳定化消除渊默性、不规则性与变化的无常，以达成对世界的掌控以及对人的组织和动员，从而使得人们从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中脱离出来投身于人为作为正式秩序的政治空间，进而脱离正式秩序与非正式秩序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这种政治巫术本质是一种支配性的统治技术。回归政治道术的可能性在于承认世界的不透明性、不规则性、偶然性与变易性，为包含人们的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的非正式秩序张本，将作为正式秩序的政...     

《浮士德》与神秘主义

歌德《浮士德》中的神秘现象及主人公的巫士身份，长期以来并未受到评论界应有的重视。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对这些现象加以论述：１．巫术的动机：歌德从被视为异端的神秘主义著作及活动和基督教正统观念中接受了关于“巫术”的矛盾界说：前者认为它是超自然的力量，后者认为它是“否定”、“毁灭”的代名词。２．影响的焦虑：这两种界说交叉影响着人物形象和主题，作者对浮士德既爱又厌恶，既肯定又否定。３．欲望与毁灭。伴随着浮士德欲望追求的是一系列的毁灭意象，歌德采用巫术题材的意义正在于对正统、秩序、权威乃至文明的反叛与否定。     

客家巫术文化初探

巫术是原始人类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种认识途径和控制方式。巫术文化作为人类认识文化进程的重要阶段,对后世文化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成为民族文化和民俗形态的母源。客家人作为河洛文化的传人,楚越故地的"客人",其巫术文化吸收了中原礼仪文化和南方楚巫文化的营养,并加以改造,形成了独特的客家巫术文化,并对客家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星堆青铜面具与眼睛巫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中国川西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以广汉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重大考古发现为标志,向世人敞开了一座公元前14-11世纪古蜀文明的神秘殿堂。其中二号坑圆柱形眼睛的青铜面具尤为特殊。本文认为这种面具与“眼睛巫术”有关,是具有跨民族意义的巫术人类学现象。     

从《<天问>‘犬体’新证》说起──释“犬体”的巫术功能

马少侨《＜天问＞‘犬体’新证》谓“犬体”是指部落图腾,但在舜象关系、象与苗瑶族关系的论证过程中,没有提供确凿证据证明“犬体”为部落图腾,而闻一多改“犬体”为“犬　”,并以《韩非子·内储说》燕人浴矢寓言作证,提出舜因浴矢（屎）御酒避免了象的迫害,同样缺乏可信度。“犬体”,当指施行巫术的对象,所谓“肆犬体”犹《列女传》所载瞽叟与象两次谋害舜时,因“衣鸟工”和“衣龙工”施行巫术而获救,古人相信这种“感致巫术”具有神秘的超自然力量。而屈原时代,随着社会的日趋昌明,诗人对神奇的巫术产生了怀疑,所以提出“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     

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美”“善”观念萌发的文化轨迹

文化是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美”“善”观念，就蕴涵在“史前”原始文化之中。而中华民族史前文化独特的存在方式、体现形式就是图腾崇拜以及巫术礼仪与原始歌舞，这也就是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因此，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的“美”“善”观念正是从图腾崇拜以及巫术礼仪与原始歌舞中萌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