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所、藩王与明清时期的宗族建构——以韶山毛氏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通过韶山毛氏家族的个案研究,揭示明清时期军户移民及其宗族的建构历程。韶山毛氏本为江西吉州的垛集军户,迁徙湖南之后又因藩王占田而促成家族内部的整合调整,最终形成"四大房"的发展格局。清代韶山毛氏的宗族组织化建设渐趋活跃,家族控产机构也逐渐由明代的庵宇过渡到清代的家庙与"公会",实现了家族产业的扩张与士族身份的转变。     

神人共享:一个闽北村落庙宇的历史变迁及其权力意涵

福建邵武坎头村惠安祠的始建年代可以追溯到宋元之前,经历了明清时代的变化,一直延续至今。惠安祠的祭祀空间与神明格局,是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文化积淀的结果。与之相应的祭祀活动已经融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活动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地域社会的性质、内部关系、权力网络及其历史变迁。从惠安祠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出,唯有将民间信仰的研究置于宽广的历史背景与具体的地理空间之下,从社区生活内部的长期历史和文化因素的视角出发,才得以更好地理解传统时期中国民众的心态和村落日常生活的转变。     

亲族聚居现象与我国当前农村的宗族活动

自然村落中的亲族聚居现象,是中国农村许多地区居处形式的突出特征,为捉村宗族活动的发生提供了土壤。亲族聚居有三种基本类型,每一类型都有之相对应的一种宗族组织形态。在突出父权和夫权的原则下对亲族中的血缘亲属关系进行有意识的“重组”,即形成宗亲范畴,是亲族聚居向宗族形态转化的关键。当前农村中存在的为宗族活动发生所需的各种物化的和智力的资源,是农村亲族聚居向宗族形态转化的重要社会条件。但从整体上说,当前农村宗族组织的发育程度还是低水平的,只要控制住宗族资源的生长,就可以减弱这种转化趋势。     

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回顾与展望

东南亚作为中国的近邻,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地区,同时东南亚也是华侨华人聚居的主要地区,如何利用华侨华人开展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成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的热点课题。通过在跨国移民与国际关系互动的框架下,探讨移民在公共外交中的地位、角色与优势;以中国在东南亚开展侨务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历史为鉴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东南亚以侨务为轴心的公共外交方式、特点、效果与局限;新形势下,中国政府挖掘并整合东南亚华社历史文化资源,探索中国在东南亚促进公共外交的新方式、新媒介、新平台的现状,可为中国政府如何依靠公共外交来塑造中国形象,提升软实力提供有益启示。     

乡村社会空间福利的再造--基于鄂中H村老年人协会的考察

本文是对既有研究传统中功能视角的延续,基于对鄂中地区H村老年人协会的考察,立足于村庄,结合当地老年人群体的生活处境,来分析老年人协会对老年人社会性福利的增进。本文认为,老年人协会对老年人社会性福利的增进主要体现在空间福利上。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村落中的公共空间趋向解体以及既存公共空间的性质发生变化的情形下,老年人处于一种空间性的边缘位置。老年人协会则是一种以组织化的方式,将老年人聚集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之内,为老年人提供了一种空间上的保护机制,从而促进了老年人主体感和价值感的提升。老年人协会的文化建设等功能作为空间福利的溢出效应,丰富和充实着老年人协会的意义和功能。     

金元以来山西汉人世侯的历史变迁——以平遥梁瑛家族为例

北宋末年,粱氏家族迁入平遥梁官村。金末,四世粱瑛降蒙,被封为五路万户,子孙承继,成为平遥当时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后由武转文,明清时期成为科举世家。梁家从元到清,曾进行过修建家佛堂、建家庙、修族谱、修祖坟等宗族建构活动,乾隆年间更是达到了宗族组织化建设的最高峰。本文试图从长时段的角度,对梁氏家族的历史变迁进行梳理,探讨宗族发展与时代背景、地域特性等问题的内在联系。     

空间、权力与精神形塑——基于西宁市乐家湾镇早市的研究

城市公共空间作为人类生活聚居的场所,它的空间环境承载着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蕴含着记忆和情感,积淀着历史与文化,也成为容纳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互动的重要场所。它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集市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空间,在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乐家湾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本文以青海省西宁市乐家湾镇早市为个案,从空间、权力、恋地情结、行为趋同、互动共融等方面探讨公共空间对各民族精神空间的形塑机制,强调要让各民族对周边环境、社区文化乃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形成坚实有力的认同与归属,应当重视增强各民族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度与互动性。     

族谱撰修与宗祧承继——以祁门高塘王氏为中心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继嗣是绵延家族最重要的保障。乏子无嗣家庭,为了承继宗祧和继承财产等,不得不采取多种方式立嗣,在最重宗法的徽州更是如此。祁门高塘王氏为继子在谱牒中的记载是名列继父位下,还是吊归本生父的问题,引发两支裔的纠纷,甚至进行了近一年的诉讼。纠纷始于鸿村支裔倡修族谱,过程主要分为鸿村支裔控诉、鸿村许村两支裔互控和结案等三个阶段,最终以知县裁定舜二长房吊入继父名下,次子吊归本生父位下而告终。诉讼的实质是宗祧确立与延续问题,与高塘王氏两支裔的谱牒认同、宗子身份和祀产承继等诸多利益密切相关,其最终也导致了高塘王氏"四族遂涣而不萃"。     

梁勇著《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巴县为例》读后

正自20世纪以来,许多州县档案被陆续发掘,深化了中国传统政治与区域社会研究。梁勇的新作《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以下简称《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的代表性著作,对于清代地方政治与移民社会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该书属于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以巴县档案为基本材料,结合相关民间文献与官修资料,以区域社会史为视角探讨了清代巴县移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以历时性的书写方式勾勒了清代巴县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发展历程。     

清代八旗世家子弟的选官与家族任官问题初探

八旗贵族世家伴随清王朝创建而崛起,作为清代的八旗巨姓甲族,他们一直受到清廷的眷顾和倚信。顺治以后,清王朝针对旗人文化相对落后而开辟广泛的入仕门径,也使得一些八旗世家子弟借助笔帖式、荫叙、挑补侍卫、世职对品补用等方式入仕并成为清代大员的情况层出不穷,而某些家族世代任官的情形更是值得特别关注,这些家族在王朝政治中的地位无法撼动,其影响有的延续上百年乃至与清王朝相始终。     

周代政治中的族姓有别现象述论

~~周代政治中的族姓有别现象述论@谢乃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5~~~~[1]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2]吕不韦．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1954．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顾栋高．春秋大事表[A]．清经解续编[C]．上海：上海书 店，1988．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韦昭注．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刘向．列女传[M]．沈阳：辽…     

明清时期的北方宗族与地方社会——以河南新乡张氏宗族为中心

张氏宗族是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迁居河南新乡的北方宗族。在明末清初时,凭借宗族内正确的教育方针。张氏族人开始科举仕宦,涌现出以张缙彦为代表的科举入仕之人,张氏也逐渐成为当地望族。本文以个案的形式,考察了张氏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发展状况以及其进行的一系列宗族建设,并且注重研究兴盛后的张氏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希望能使对北方宗族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

明清时期山西洪洞刘氏与当时南方的宗族一样,从明中后期开始组织化.刘氏从默默无闻的家族崛起,成为当地的望族,发展起宗族组织,并从明中叶维持到清末,主要原因在于科举的成功,农商结合的经济以及响应政府的教化活动,此外与大族联姻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洪洞刘氏虽然经历了明清鼎革,但是其宗族建设进程并未断裂,在清朝继续保持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刘氏宗族在清代通过进一步加强宗族建设,使宗族组织化,宗族经济增强,反映了明清华北宗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Multiple Social Networks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Existing research on grassroots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adopts a network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social vehicles including clans, clan clusters and popular beliefs in improving village governance. However, most of this research has concentrated on analyzing the way in which horizontal network relationships lead to effective village governance. It has thus to some extent neglected the basic reality of the overlapping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op-down”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the informal structure of village governance. In fact, an analysis that proceeds from the features of the government’s own organizational network,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village itself and the position of its elites in order to focus on modes of interaction within the village under the intermixture of (formal) system design and (informal) social relations, shows that differenc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government’s promotional networks resulting from the traits of key officials affect the speed of policy dissemination as well as the government’s mode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village elites. Moreover, differences in these modes of interaction further influence the subsequent operation of self-organization based on social traditions (“filial piety” or “morality”). At the same time, structural elements, includ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village itself, determine whether self-organization will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in the long term. This finding can serve as a reflection on and critique of the theories of “strong government” and “tradition” current in academia.     

主族控制下的族群杂居村落: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

本文借助“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深层再现云南省一个少数民族山区--蚌岚河槽（村庄）传统主族控制和毕摩操控的村落政治格局。作者认为，1949年以前槽区的社会政治局面是主族控制和毕摩操控，主族及其首领毕摩依靠乡村文化网络获得权威和认受性，他们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发挥着组织领导的作用，凭借对乡村文化网络（族群内部的宗族关系和宗教信仰以及族群关系等）的操控，主族及其首领毕摩有力地控制着乡村社会。     

东亚国际秩序的历史遗产

东亚国际秩序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存续时间最长,调控、整合地域广的三大国际秩序之一。它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和道义魅力。实现了宗属关系与家族亲和性、结盟与互市、地缘调控与文化吸纳全方位的整合,构造了一元为主导、多元互动的国际秩序。在现代,对于如何处理相邻的大国与小国关系,如何构建未来的东亚国际合作模式,仍能给我们以启示,提供历史根据。     

从考古资料考察祆教女性的婚姻与财产状况

中外史料和考古发现中有关祆教女性的社会生活主要有家庭、婚姻和财产,祆教信仰决定她们生活的很多方面。在婚姻上,她们多依从＂血族内婚制度＂,多由家长安排婚姻,有很小程度的选择自由;在财产方面,享受一定继承权,但有明显的被歧视现象;在家庭地位上,处于父子家长制的内向型家族中较为不利的地位,被控制、被歧视,反映女性在男性占绝对统治社会中的脆弱性与被动性。这些发现对于研究祆教在中国的传布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颇为重要。     

汉代简牍中所见私人契约

私文书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在其生活、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反映家庭或家族成员活动内容的文字信息。私文书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理私人事物不可缺少的工具,自我国有文字产生便萌芽于家庭或家族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之中。它有四个特点:一是出于家庭或家族成员私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为私人服务;二是家庭或家族成员以私人身份形成的,仅代表私人;三是它反映着家庭或家族成员私人的意志和活动;四是由家庭或家族私人保管。出土的汉代简牍中的私人契约即是汉代家庭或家族成员在本家庭或家族的经济活动中产生和使用的,并代表和反映了私人意志和活动的,且由其私自保管的一种文字信息。     

房屋之外：嘉绒藏区房名制度背后的政治逻辑与社会生活

嘉绒藏族的房名在区分重名之人等方面起到类似姓氏的社会功能,但与汉族姓氏不同的是,房名体现着人与特定房屋而非特定父系祖先的具体关系。房名的命名规律和房名之间语义关联所呈现的地方性面貌背后,是房名制度作为封建等级时代的土司治术,它以房屋为单元拆分了纳粮服役的强制性义务,并赋予每户居住者集生存需求和象征资本于一体的不完全性权利,以实现“分房而治”的政治意图。而跨越房屋单元的血缘关系集合体则保留了梅因意义上的“前封建社会”互助传统,使得代代沿袭的婚姻与继嗣实践潜在地“收拢”了这种分裂的趋势。政治-管理逻辑与亲属-互助实践两股力量围绕房屋交织生成的辩证张力,为我们理解人与房屋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明清时期淄川宗族祭祀形式初探

明清时期,淄川毕氏、高氏、王氏等大族声势显赫.他们通过在家庙、祠堂、庭院、基地等不同场所举行祭祀,不仅加强了宗族成员的血缘性认同,而且也对地域社会中小宗族祭祖方式产生一定影响.显然,宗族认同标志的等级性演变,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宗族自身实力和地域社会紧密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