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及其影响

壮族土司制度起源于汉、唐时期的羁縻制度。壮族土司制度在历史上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发展到明朝中期已经日益腐朽没落,改土归流政策势在必行。清初的改土归流对壮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造成极大的影响。研究清政府对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及其对壮族人民的影响,有利于对壮族的历史和现在的发展有更好地认识,还可以以史为鉴,为当代的民族政策服务。     

拉祜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进行统治的一种政治行政制度,是封建统治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拉祜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基本特点表现为从属性、分散性,交融性。“改土归流”是封建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变革,拉祜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对其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变化：一是促进了其经济形态的变革;二是引发了其政治制度的变革;三是引起了其社会基础制度的变革。从发展的眼光看,“改土归流”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同时也伴随着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民族歧视     

明清对湟水流域土司的管理方略概述

研究明清政府对湟水流域土官土司的改革方略,对了解明清两代统治西北地区的军政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湟水流域土司制度始于元代,明代臻于完善,清代虽然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但并未根本动摇湟水流域土司制度的根基,可是清代对土司制度的调整和改革,使河湟地区的土司制度逐渐衰微。     

从土王崇拜到私约归流——容美土司制度下的权威嬗变

土司时期容美土家族的原始信仰、族群意识和长官权威,在一定程度发挥着巩固土司制度的实际功能,但随着诸多因素的影响,土王对辖区子民不容质疑的权威亦因之逐渐丧失。容美土司社会制度的变迁是当地土家族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清中期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个案,体现着国家权力、民族精英以及族群三者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追溯...     

论壮族土司社会变迁的文化学意蕴

伴随着改土归流的进程,壮族土司社会的社会结构、地方经济、文化意识、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在壮汉民族交往的历史背景下不断地演进和转型.其过程体现了制度文化存在的普世性意义,具体表现为在文化嬗变中彰显国家、地方、民众之间的互动与制衡;民族文化在社会变迁中融而不合,呈现出生态审美的壮族文化特质;文化边界变动下土司社会各群体固有自己的内在秩序.当我们把壮族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来看时,就会对改土归流后土司势力长期延续的历史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解.     

无奈与必然的选择:土司分袭制研究

土司分袭制度是土司承袭的补充和完善,正式确立于清代的雍正时期。 土司的承袭直接关系土司的废立。 土司分袭 制有悠久的理论渊源和丰富的实践基础,是对土司承袭制度、职衔管理制度、边疆地区治理体制的不断调整和完善,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也是土司制度的变化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做出的正确选择。 它不仅满足了土司家族的庶支、旁支获得了承袭土司 职衔的机会和愿望,而且平息了土司家族内部的纷争,也达到了朝廷削弱土司势力、分而治之的目的,最终为改土归流铺平了 道路。     

民间的力量:改土归流与土民社会的演变——以鄂西南容美土司为考察中心

改土归流既有土司的一面,也有土民的一面。从土民的视角来看,改土归流虽是国家力量对土司地区的变革,但这一变革并非单向,土民在改土归流过程中也并非被动的"接受者"。无论是土司阶层的改土归流还是土民阶层的改土归流,土民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忽视来自民间的力量。在改土归流过程中,既有汉文化对土家族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也有土家族文化在汉文化强势影响下的自我传承与发展,二者并行不悖。土民社会并未彻底成为汉人社会的一部分,土家族文化也并未完全整合进汉文化当中。应多关注改土归流历史进程中土民的选择和土家族文化传承与延续之间的关系。     

清代改土归流成因分析

在唐代“羁縻”政策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土司制度,经过元、明两代的发展,到清代已日臻完善。但是,土司制度本身的缺陷及统治阶级维持全国统一的需要,使改土归流随着社会条件的不断成熟,具备了施行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文化策略——以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普遍实施的一种“以夷制夷”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时期,土司上层或通过壮大武装势力,或通过整肃民风,或通过采借汉文化等措施来实现社会稳定、政权稳固的目的.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作为西南地区较大的土司之一,通过整肃礼制、加强交流、发展教育等一系列文化策略的实施,最终实现了土司社会有序发展以及国家认同的双重目的.容美土司的文化策略是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自我治理的典型个案.容美土司以文化构建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王朝“改土归流”政策顺利实施以及“改土归流”后土民社会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湖广土司改土归流原因新探

雍正五年的湖广改土归流是清王朝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西南改土归流的推进,出现了大量苗民逃往湖广及兵源粮饷紧张的局面。而湖广土司区的存在,不但影响西南军需的供应和保障,而且也影响整个西南改土归流的战局,因此,清朝政府为了稳定西南边防,策应西南云贵广西改土归流的需要,趁势顺带地将湖广土司实施了改土归流。     

美国进步运动对党魁政治的影响

进步运动是美国20世纪初的一次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改革深刻触及了美国的两党政治,在市政、州政改革中沉重打击了一度泛滥的党魁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政治腐败的温床,推动了美国的两党政治的变革,也推动了美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国家权力在民族地区的延伸——以云南德宏傣族土司制度为例

国家政权建设主要指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我国元明清以来设立的土司制度,基于对土司授职、承袭、考核的规定,使土司成为朝廷命官,将土司地区作为国家防卫的屏障,并要求其承担一定的朝贡、纳税义务,实现了国家权力在边疆民族地方的下沉。与内地相较,这种政权建设方式在组织、制度、文化支撑等多方面又有所不同。这一点可以云南德宏傣族土司制度为证明。     

十六国时期的户籍制度

十六国时期,尽管政权更迭频仍,有些政权仍厉行户籍制度。十六国时期,主要有4种民户:部落民、坞堡民、州郡民、镇户与营户。部落民统属于部落酋长,坞堡民统属于坞主。迟至西凉时期,坞堡民才被纳入户籍登录的范围。镇户、营户隶属于军籍,无户籍。州郡民是国家直接统治的民户,户籍登录的主要对象是州郡民。     

中国高考:改不改? 怎么改?

高考改革难不应该成为高考改革迟缓的理由,应该想好了再改而不要在没有想好时乱改。但是高考改革被迟滞,极可能会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越积越多,而社会最后为此支付的成本也会越来越大。所以,高考应尽早改,应从本质上进行改革。且高考改革的目标就是为了脱去"社会性"的外衣,真正恢复教育性的本来面目,使高考成为单纯的学生升学考试。当然,为了降低高考改革成本和少走弯路,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成熟的高考经验和方式。     

元明清三朝治理甘青民族地区的特点、成就和经验

本文系统地总结了元明清三朝治理甘青民族地区的思想特点、继承关系、治理成就、主要经验及失误,并对其进行了评价.文章认为,元明清三朝治理甘青民族地区的一些做法,摸索到了国家与民族、中央与地方、政治与宗教关系的规律,具有超时代、超地域、超阶级的普适性,如国家屯牧制,土官、土司制,金瓶掣签制,灾荒应急制等都具有这一特点,可以在民族区域的治理中借鉴.     

中国住宅私有化进程及其社会影响

中国住宅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今已形成了以住宅私有化为主体,多种住宅所有权形式并存的基本格局。其深远的社会影响在住宅私有化所经历的曲折与复杂的过程中即已体现出来。住宅制度的改革不仅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观念,而且还影响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从法律制度的视角全面回顾与总结我国住宅私有化的进程,有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我国住宅私有制度理性回归的必然性及其社会意义。     

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与行政改革内部阻力

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推进的。地方政府具有特殊角色,它既是改革主体又是改革对象。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利益和功能,因此当行政改革触及地方政府利益时,阻力由此产生。要深化行政改革,必须完善制度,强化监督,消除地方政府内部产生的阻力。     

论实现我国公有制形式的重大变革

本文认为 ,要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不仅应当改变原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而且应当实现公有制形式的重大变革 ,构造崭新的市场型公有制形式。这是因为 ,我国传统的公有制形式即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形式 ,它们与市场经济存在着无法克服的根本矛盾。在这些传统的公有制形式下 ,无论怎样改变企业的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 ,都是难以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的。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我们应当对传统的公有制形式进行根本的改造 ,构建新型的、现代的公有制形式。根据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 ,现阶段我国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应当而且只能是以劳动者个人所有权为基础 ,以劳动者个人所有权的自由的社会化联合为基本特征的各种类型的“劳动者个人联合所有制”。为了广泛发展各种形式的劳动者个人联合所有制 ,从而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 ,在当前及今后的公有制改革过程中 ,我们应当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转变改革思路 ,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 ,使广大劳动者成为企业的所有者 ,全面确立劳动者个人所有权     

张居正改革前周边民族形势之透视

张居正改革之前,周边民族形势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北方,虽然蒙古察哈尔等部频年侵扰,但随着俺答封贡的实现,明蒙关系趋于缓和,蒙古诸部＂臣服＂明廷,贡市不绝。在辽东,女真王杲部逐渐兴起,连年入掠,成为明朝民族关系中的新问题。在南方,嘉、隆以来少数民族的叛乱与反抗斗争并未全息,但同时各少数民族土司长官仍然定期进贡。凡此,都要求张居正改革集团顺应民族形势之变化,因地制宜地推行相应的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