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海洋基本计划》解析：特点、动因与影响

日本长期以“海洋国家”自居,海洋战略不仅在其国家战略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更关乎中日双边关系及地区和平与稳定。2023年4月28日,日本出台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用以指导今后五年具体海洋政策。作为岸田文雄上台执政,并对日本安保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后的首份《海洋基本计划》,其相较于第三份《海洋基本计划》呈现出“泛安全化”趋势空前加剧、将海洋“威胁”主要来源从朝鲜调整为中国与俄罗斯、提出“构建可持续海洋”基本方针三大特点。造成此种变化主要原因包括：日本战略文化中危机意识、扩张主义及尚武等因素的长期浸润;日本国家战略进入向以“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核心诉求的“全面大国”转型加速期;日本外部环境发生以进入所谓“新时代”为代表的显著变化;岸田政权因经济低迷、少子老龄化、系列政治丑闻等问题遭遇执政危机。日本未来以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为蓝本的海洋政策调整,或将对中日关系、地区安全形势乃至全球“高边疆”领域合作造成负面影响,值得予以高度警惕。     

2l世纪初期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刍议

21世纪初期日本的安全战略主要着眼于日本周边、亚太地区以及与日本经济密切相关的波斯湾地区。其主要目标是:(1)确保日本本土的军事安全及经济、社会安定,即:有效防止军事入侵,防止难民大规模流入等事态发生;确保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使日本20年后在经济规模上仍能稳居“大国”地位。(2)确保自日本本土至东南亚和中东海上运输线的畅通,有效应对沿线地区的突发事件。(3)稳定周边环境,以“美主日从”的方式参与主导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日本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手段为:调整、加强日美同盟;强化“自助”努力,增强防务力量;加强周边外交,推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     

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动向、背景与影响

日本聚焦于应对所谓中国海洋军事威胁,通过构建西南海域一线军事部署体系、强化“美日同盟+”集团战略后盾、推动防卫政策转变与防卫力量建设跟进以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一体化建设,推进更具实战化、集团化、系统化的亚太海洋军事部署。这一动向是基于大国博弈环境下,以美日同盟战略的回归、俄乌军事冲突引发的欧亚地缘政治联动、亚太区域局势紧张升级以及日本加速其“正常国家”战略为背景和动因,其行为必将严重威胁中国东部沿海军事安全,增加中日乃至中美“擦枪走火”的风险,并且增大中国维护海洋主权安全的难度。为此,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促使美日安保体制发挥正向作用,构筑与东亚及东盟国家的安全信任机制,以反制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     

因应与调适: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化

2022年12月16日,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了包括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和防卫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对日本这一举措的理解和评估需要将之放在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演变的整体脉络中,综合考察不同时期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大国关系的变化、日本决策者对这些变化的认知和解读,以及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如“保革之争”、宪法“第九条”等对安全保障政策所构成的限制等因素,并对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因应情况,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45—197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发端、1972—1990年作为“经济大国”的战略摸索、1990—2009年冷战后的战略调整以及2009—2022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转型。其总体发展方向是从“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向“普通大国”“军事化”和更加积极主动的自主安全保障战略迈进。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期间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发生转换的关键时期。     

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到“反击能力”——日本构建远程打击能力的战略意图与实施前景

2022年末日本出台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提出保有所谓“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变相发展远程打击能力。表面上,日本意在增强威慑力以应对中朝等“周边威胁”,同时提升日美同盟的对等性和互助性以减少“被抛弃”风险,但实质上,日本意在由此进一步增强军事行动自主性,以渐进式突破实现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同时将其作为印太战略的构成要件,推动区域安全合作,提升日本的领导力,服务其“大国化”目标。保有及运用“反击能力”存在法理争议、面临国内及周边国家反对、防卫费来源等现实障碍,构建远程打击能力在具体推进中仍有问题尚未解决。但辩证地看,日本此次修订安保政策文件已完成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防卫性到攻击性的实质性转变,将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重大威胁。     

论世纪之交的日本外交战略

世纪之交的日本外交战略是,充分利用其已有的经济实力,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以大国外交为基本手段,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为对象,占据政治大国的地位,以亚太为中心,建立起地区和全球的新的安全框架,以应付未来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维护和扩大日本在全球的经济...     

大国竞争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构建

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违背经济规律，侧重安全和政治逻辑，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其目标是在“战略自主”下摸索新的经济安全道路，追求实现日本经济的自律性、不可或缺性和主导性。对内，日本积极完善战略体系，加强战略管理，提升安全能力和强化战略支撑。对外，日本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为指导，在关键领域实施对华“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政策；以日美合作为中心，追求对接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融入欧美经济圈，并战略性扩展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经济安全合作，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安全秩序。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存在明显缺陷，内含的强烈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战略博弈意图也会导致大国竞争在区域层面更为激烈，给地区发展、安全以及中日关系造成更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日本对外战略:国家利益视域下的战略机制和政策取向

在2013年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官方在二战后首次明确提出国家利益的定义及内涵。日本的首要核心利益是涉及领土问题及恢复国家对外职能的国家"安全利益"。日本基于核心国家利益的对外战略调整及政治诉求,重点是为摆脱战后体制、改变战败国形象,以修宪恢复因战败被剥夺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所采取的强化日美同盟及价值观外交等手段,是为在亚太乃至全球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从长远来看,日本仍将以"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谋求地区乃至国际事务话语权和主导权,力求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及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实现海外用兵,进而实现政治乃至军事大国化的战略目标。这种基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对外战略选择,势必会影响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

今后十年日本外交战略的目标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繁荣 ,走向“普通国家”。日本为此将开展多边、双边外交 :(1)谋求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国条款”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加强日美欧合作 ;在东亚地区开展多边安全对话。 (2 )谋求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并与中国开展安全对话 ;加强日美同盟 ,积蓄力量 ,为摆脱美国的控制创造条件 ;努力解决北方领土的归属问题 ,实现与俄罗斯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从日澳"安保关系"透析日本安全战略新动向

2007年3月日澳签署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正式确立了"安保关系".日澳"安保关系"的发展体现了日本安全战略出现的新动向,即日本正试图确立起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日澳"安保"为辅助的安全战略,并在2007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中得以初步显现.这表明,日本正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通过加强与澳大利亚等其他大国的安全关系来谋求更大的地区自主权,强化向"正常国家"迈进的政治资本,也给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论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

二战后,日本的安保法制改革一方面不断背离“和平宪法”的限制,另一方面不断加强《日美安全条约》的法律效力。冷战时期、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日本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强化《日美安全条约》适用效力,为安倍推行安保法制改革提供了基础。自民党的执政经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驱动以及中日战略互疑的加深,构成了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的内外成因。为强化自卫队活动范围和力度,加大干预国际安全事务,实现日本国家“正常化”及军事大国化的根本目标,安倍启动修宪进程,通过变更宪法解释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放出“安保三箭”,制定并修改一揽子安保相关法律。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即将在具体法律层面得到全方位实现,从修宪层面来看,在中长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是对《日本国宪法》“和平主义”原则和精神的严重背离,不但会对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形成根本性的负面影响,还会直接影响亚太乃至世界的安全形势。     

21世纪初期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刍议

21世纪初期日本的安全战略主要着眼于日本周边、亚太地区以及与日本经济密切相关的波斯湾地区.其主要目标是(1)确保日本本土的军事安全及经济、社会安定,即有效防止军事入侵,防止难民大规模流入等事态发生;确保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使日本20年后在经济规模上仍能稳居"大国"地位.(2)确保自日本本土至东南亚和中东海上运输线的畅通,有效应对沿线地区的突发事件.(3)稳定周边环境,以"美主日从"的方式参与主导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日本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手段为调整、加强日美同盟;强化"自助"努力,增强防务力量;加强周边外交,推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     

日美声明下的日本修宪战略

为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和正常国家之目的,日本外交战略与内政上的修宪战略双管齐下,相互呼应。随着新的日美共同声明的发表,日本修宪战略的总体框架浮出水面:一是制定《国民投票法》确立修宪程序,二是设置宪法审查会推动修宪的实施。日美近两次共同声明与日本修宪进程之间有着本质上的逻辑联系。随着日美同盟的深化,修宪战略的逐步展开,日本宪法的修改恐怕不可避免。     

安全保障与战后日本政党政治

安全保障是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中的焦点问题。本文在概述战后日本安全保障战略演变历程的基础上,试图对安全保障在日本政党政治中的定位作一初步分析,着重指出安全保障是日本政党政治的政策对立轴,日美安保体制是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战略支柱。一、战后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变战后初期,日本面临着如何实现媾和、重返国际社会并结束占领状态的重大课题。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独立后日本的安全保障方式与日本的媾和问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吉田内阁选择了对美一边倒的“片面媾和”方式,确立了“亲美、轻武装、经济优先主义”的基本路线。1951年日美…     

从“安保条约”的修改看日美关系的演变

从“安保条约”的修改看日美关系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张健在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签订《对日和平条约》的同时，日美之间还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下简称“安保条约”）ｏ前者在国际法上使日本获得独立，后者则使日本处于依附于美国的地位。］９６０年日...     

日本加强对印外交的背景与前景

以2005年小泉访印为转机,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步骤,加强与印度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其目的是:战略上企图利用加强日印关系牵制和抗衡中国;外交上配合美国推动建立“美日澳印”四国对话机制;军事上加强日印海上安全合作,保障日本在印度洋上的海上航线安全;经济上将印度视为“尚未开拓的市场”,为日本企业进军印度开辟道路。日本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既有有利条件,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预料未来两国关系会有较大发展,但却是有限度的。     

论日本海洋战略及海洋体制的发展

在海洋立国战略指导下,日本确立了内阁首相领衔、海上保安厅主导的海洋体制,并利用现有国际海洋法的缺陷,以维护海上安全为借口不断扩大自身海洋权益。日本以中国为海洋战略竞争对手,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强化对中国的海上围堵,遏制中国海洋战略发展,同时深化日美海权同盟,企图共同主导全球和地区海洋秩序,从而建立起扩张型海洋体制,借此实现恢复“正常国家”和谋求大国地位的梦想。日本这种扩张型海洋体制不符合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应该走构建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道路。     

试论鸠山内阁的外交战略调整——兼论“宪法改定”问题

本文以中日美实力的消长为背景，以鸠山内阁组阁以来的外交战略为研究线索，论述了鸠山内阁上台以来对外交战略的调整。其中，日美关系被鸠山内阁定位为“紧密而对等的日关关系”。其实质是以地缘政治中的中国为参照，日本作为美国全球战略棋子的地位得以提高，借此定位以图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和利益诉求。日本民主党对中国战略的调整，则从自民党传统的借美抑华，变为主要依赖构筑区域集体安全体系来确保日本的安全。而修改宪法，则成为未来中日美关系的重要变数。     

日美"再编"协商与日本安全战略调整

源于美军全球部署调整的驻日美军“再编”协商,经过日美双方三年多的磋商,终于在2006年5月初签订了“最终协议”,正式确定了驻日美军及有关自卫队的重新部署的日程与计划。这一过程透射出,日本正在谋求借此“再编”之机积极调整其自身的安全战略,谋求军事崛起和政治大国化的资本。从结果看,“再编”将给亚太安全格局增加不稳定因素。     

日本外交与美国“重返亚洲”战略

美国自高调宣布“重返亚洲”以来,在南太平洋、南中国海和东海地区编织制衡中国的网络.日本政府积极响应、配合美国的新亚太战略: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谈判；加强与越南、印尼、菲律宾和印度等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关系；公开介入南海争端.日本在未来既为美国所倚重,但也可能丧失地缘优势地位.基于此,日本意欲推出既不违背美国意志、又能彰显自我的“太平洋宪章”.借助日美同盟,达到成为世界政治甚至军事大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