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与中国法律文化变迁

社会变迁制约着法律文化的变迁。从"义务为本"向权利本位的过渡、从注重公权到保护私权,是我国法律文化变迁的特征。在我国法律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借鉴西法文化、弘扬中法文化传统则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融通古今"、"会通中西"应是建构中国特色法律文化的不二选择。     

纵论辽河文明的文化内涵与辽海文化的关系

文章从“辽河文明”的释义出发,从自然生态资源、多元经济形态、人类文明起源、区域民族文化和社会人文艺术等五个主要方面,阐述了“辽河文明”的独特地域文化内涵.认为“辽河文明”的命名,是基于历史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其本质特征是“文化特质”和“文脉基础”.而“辽海文化”的命名,则是基于地域文化学、人文地理学和方志学,其本质特征是“文化符号”和“文化表征”.二者的关系,不应当是如有些学者认为存在“非此即彼”的排他性,而是以辽河为“圆心”,互为表里的姊妹文化关系.辽河文明与辽海文化,就如同“黄河文明”与“齐鲁文化”的关系一样.由此提出“辽河文明”是“辽海文化”文脉基础的论见.     

"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关系的发生学阐释

文化发生的动因在于人类的创造性活动 ,包括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种的繁衍”活动和符号活动 ,文化在变迁中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就是由于这三种活动所造成 ;而文化变迁的方式呈现出“多重时空层叠整合”特点 ,一种新文化的形成 ,是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选择与重新解释而达到的“叠合” ;故而 ,不可能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全球化”或“本土化”。未来在全球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融汇中出现的趋势可表述为“经济技术发展全球化 ,社会文化变迁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见解对立 ,于此得到了发生学消解。     

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 ——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

文化转型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正在发生变迁,并遵循着从“差序格局”、到“文野之别”、再到国家权力下行的路径。在宏观层面上,中国乡土社会秩序在政治制度和权威关系、个体意识等方面均发生改变。民国以后,在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基层乡村的一系列制度（保甲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中,呈现出村庄内生秩序和国家建构秩序的共存和调适的情形。本文从社会秩序的概念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阐述：社会秩序在历史中的嬗变;社会转型期两种社会秩序（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过渡与并置的局面;以及试图描述文化转型进程中乡土新秩序的变迁和文化调适的图景。最后提出人类学家应对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应该具有的态度,即理解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需要重视文化的“粘合剂”作用以及我国传统礼俗社会的人情因素。理解乡村社会问题应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     

话题“文明与野蛮”作文导写与示例

作文题目 “文明”是具有较高文化的状态，“野蛮”是指蛮横残暴的行为或不文明的状态。“文明与野蛮”既可以指人的具体行为的特点，也可以指人类历史、社会的特点。     

地方性知识与族群标识：文化的传承与建构——云南迪庆汝柯村玛丽玛萨人文化及节日考察

传承与建构是文化演进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文化变迁的历程中,玛丽玛萨人通过玛丽玛萨节日文化的仪式性展演,通过对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当下的建构,呈现“我者”的族群文化内涵与外延;通过向“他者”地方性知识的表达与诠释,实现并强化其本位文化身份和族群标识.其多元文化要素形成具有本族群特色的多元共生文化复合体,标识并演绎其族群文化存在,是“一体多元”与“多元一体”格局在族群文化演进层面的生动彰显.     

社会信任模式变迁视阈下的医患信任困境及出路

1949年前,“家本位—人际信任”模式在我国长期盛行,医患信任得以自然建立并世代传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国本位—系统信任”模式逐步成为社会主导信任模式的条件下,医患信任尽管有所变化,但基本保持历史延续和平稳重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家本位—人际信任”模式继续衰落,“国本位—系统信任”模式丧失主导,同时适应形势发展需求的“社会本位—制度信任”模式又尚未完全形成,医患信任日益遭遇严重困境。新时期,必须促进社会信任模式实现双重过渡,即从情感信任过渡到制度信任,再从制度信任过渡到文化信任,以刚性制度约束和柔性文化滋养之合力破解医患信任困境。     

“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关系的发生学阐释

文化发展的动因在于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包括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种的繁衍”活动和符号活动，文化在变迁中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就是由于这三种活动所造成；而文化变迁的方式呈现出“多重时空层叠整合”特点，一种新文化的形成，是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选择与重新解释而达到的“叠合”；故而，不可能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全球化”或“本土化”。未来在全球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融汇中出现的趋势可表述为“经济技术发展全球化，社会文化变迁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见解对立，于此得到了发生学消解。     

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研究的主导观念 ———兼说民族性建设

文章就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指标体系构建问题,着重分析市民公共文明的层级性及其理论依据;一年后的跟踪调查结果数据表明,这个指标体系构成有利于了解市民公共行为的薄弱环节和社会态度,有利于社会动员。文章的写作意图在于对民族性建设的思考。文中提出了两个主导观念:公共空间的表层与底层预设,公共文明的层级性预设。这种主导观念下的问卷结果经分析较好地揭示出,中国民族性变迁在实际地发生着;这个变迁经常是从“身边”开始;“身边文明”与“身边不文明”同时存在着;“身边不文明”更值得重视;公共文明的层级性构成隐含了民族性变迁的部分内容、有利于这种变迁的文化质素与不利质素都存在。在一个人口众多、社会资源配置不太合理的大国里,要求人人事事都没有“身边不文明”表现,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条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不同国度生活规则的“尊严线”是必须恪守的;公共参与是公共文明水平提高的综合性要素,是应当着力倡导的人性呼唤。     

舟山方言与东海文化

通过训诂与考证一释“舟山”、“方言”,从比较语言学角度,指出“方言的属性是语言的民族文化历史属性”;二释“东海”、“文化”,从语言的学科交叉,揭皛舟山方言与东海文化的双向互动与历史变迁。     

中国新文化的几个层面--段国超先生《鲁迅论稿》序(续)

中国新文化有三个重要的文化界面:外省文化界、京海文化界和跨国文化界.外省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多是间接的、文字的,平时的生活环境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权力的或物质实利的.京海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接触不但是文化的,也是生活的.它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政治权力关系和物质实利关系的束缚,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的、人性的联系形式,但它不如外省文化界的地方,就是对"个人成就感"的重视.个人成就感一方面极大刺激了中国文化的再生产,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颗粒化、沙漠化.跨国文化界由国内研究外国文化或外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及在国外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成就感在跨国文化界的形成和发展中也起到了巨大制约作用.影响之一就是使跨国文化界表现为向单一文化靠拢,主要是向美国文化靠拢;影响之二就是当代世界文化的输入在起到解放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同时,也逐渐强化了自己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压迫力量,逐渐强化着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否定趋势,从而加强了他们与京海文化界和外省文化界广大知识分子的对立.     

文化与诗学的互构——“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辨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是两种殊名异义、学理维度有别的文艺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是对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包括各种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研究,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美学研究,也可以是泛文化研究;而“文化诗学”是基于“诗学”审美品格的学科前提基础上而言的,是一种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互涵互构的研究,并且其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诗意审美维度的文化。“文化诗学”包含两个研究向度：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即应该研究文本中的文化,重视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的互涵互构关系,激活传统;二是文化的文学性研究,即应该研究文化中的文本,研究当下日常生活中各种鲜活的具有文学性的艺术形态,关注现实。     

试论经济文化与经济文化力

经济文化与经济文化力是当今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文章阐述了“经济文化”的内涵及其显著特征,并进而揭示了“经济文化力”新概念的内涵,认为经济文化力是由经济力与文化力整合同构而产生的合力。文章还分别界定了经济力与文化力概念,详析了文化力的内在结构。     

转型焦虑的新维度：英国“两种文化”之辩再探

如果说19世纪英国文人的文化观蕴含着转型焦虑,贯穿着对机械文明所代表的“进步”话语的质疑和批判,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英国社会的转型焦虑呈现出新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结束的同时,也终结了人类社会“线性进步”的神话,但“科技进步”“福利至上”的话语仍然不绝于耳。这给当年由托马斯·卡莱尔等人开创的、针对“进步”话语的批评语境增添了新的语料和新的视角,促使文化批评向新的深度拓展。斯诺和利维斯之间的“两种文化”之辩并非简单的科学与人文之争,而是体现二者文化观念的不同,折射出二战后英国文化观念的嬗变,尤其是科学主义、技术功利主义话语对文化观念的侵蚀。该事件及其余波极大地影响了二战后英国文坛的文学创作和文化观念之间的互动。     

中国新文化的几个层面--段国超先生《鲁迅论稿》序

中国新文化有三个重要的文化界面:外省文化界、京海文化界和跨国文化界.外省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多是间接的、文字的,平时的生活环境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权力的或物质实利的.京海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接触不但是文化的,也是生活的.它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政治权力关系和物质实利关系的束缚,但它不如外省文化界的地方,就是对"个人成就感"的重视.个人成就感一方面极大刺激了中国文化的再生产,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颗粒化、沙漠化.跨国文化界由国内研究外国文化或外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及在国外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成就感在跨国文化界的形成和发展中也起到了巨大制约作用.影响之一就是使跨国文化界表现为向单一文化主要是向美国文化靠拢;影响之二就是加强了他们与京海文化界和外省文化界广大知识分子的对立.     

学衡派与吴宓研究70年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 ,他们强调世界文化的共通性 ,反对五四新文化一方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在文学方面 ,他们希望对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改良而不是彻底的改革。吴宓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 ,他的文艺理论代表了学衡派的最高水平     

从"水"的隐喻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从"水"的隐喻的角度人手,通过"水"的隐喻的相关语料,按照其文化内涵从地理因素、世界观、人际关系和时间观四个方面进行归类、分析,对中西方文化差异进行对比性研究,可知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水"含颇多文化成分;"水"的隐喻可以映射出中西方文化间存在的明显差异;人们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是隐喻性的;隐喻帮助人们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传统文化哲学.     

"和合文化"传播与"和谐世界"构建

"和合文化",即和谐、融合之文化,是"和谐世界"理念的思想渊源。传播"和合文化",使世界了解中国何以提出"和谐世界"主张,消解国际社会许多人对中国快速发展产生的种种不安。倡言"和谐世界",契合不同文化内涵的"和谐"理念,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掘人类文明宝库中共有的文化资源。文化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为"和合文化"传播提供了现实的文化语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为"和合文化"传播赢得了民族文化的话语权。     

普世伦理与中国道德教育的现代化--兼论"文化中心主义"的道德教育观

普世伦理作为全球化时代一种新的道德价值追求 ,为我们站在整个人类文化的高度 ,重新审视和深刻反思、剖析传统道德教育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学上的视角。我们需要对文化中心主义的道德教育观进行正确定位。当代中国学校道德教育现代化的出路乃是在普遍化与特殊性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     

文化变迁的规律——碎片化到重构

在现代,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势不可挡,它不仅冲击着我们的经济,还冲击着我们的文化。在这种态势下,我们的文化变迁速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速度尤快。我们关注文化变迁,更关注因何变迁、如何变迁。文化变迁,涉及一个文化模式的创新、发展和变化,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若能找寻出一个文化变迁的规律或模式,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试提出一个文化变迁的规律,即碎片化到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