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行为概念的考证分析和重新建构

行政行为理论是我国行政法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也是行政法学中最值得研究而其研究难度最大的课题.使行政行为概念明晰化,不仅是构筑行政法学科学体系枢纽部分的需要,而且是适应我国依法行政和司法审查实践的迫切需要.目前,我国行政法学中行政行为已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动态性概念,对于行政行为概念出现了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一种意见秉承大陆法系行政法学主流派的严格主义态度,认为应采取外延较狭窄的狭义说;另一种意见认为要对行政行为采取宽泛主义的解释,把各类行政活动纳入到行政行为体系中.在对目前十种代表性观点及其内在关联脉络梳理之后,可以发现,行政行为在学术研究中循着“剥笋式”的外延不断缩小的顺序,而在实践中需要的却是“盖楼式”不断扩大外延的行政行为,因此,在不完全摈弃传统行政行为概念和理论的前提下,应采用比较宽泛的行政行为概念,使之更具有包容性、前瞻性和适应性,更适合当今中国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需要.     

行政刑罚基本问题初探

传统“防治”体制的危机呼唤新理论来挽救。作为行政法学和刑法学交叉学科的“行政刑罚”理论应能担此重任,但理论界一直未予重视,仅有的一些观点亦分歧严重,莫衷一是。本文试图确立行政刑罚的行政法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对行政刑罚作出科学的概念界定和特征概括,同时介绍行政刑法和行政犯罪的有关内容来支持说明     

行政指导权力性辨

鉴于学界对行政指导的性质众说纷纭,运用概念分析法考察行政指导性质之分歧。分析认为,对行政指导性质的分歧来源于“权力”概念的法学立场概念和社会学概念立场的混淆。权力性论在此误用了社会学概念,并且混淆了对“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指导”和“作为行政制度的行政指导”两种实践层面的不同描述。后者不仅包括作为行为的行政指导,而且包括其保障措施等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制度整体,它作为制度的存在具有消解行政法治的潜力,必须予以抛弃。行政指导权力性的观点来源于对制度性行政指导的描述,它将因理论不规范又因无实践价值而被抛弃,因此必须坚持行政指导权力性的观点。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和主要表现形式 ,它广泛存在于全部的行政行为中。但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概念认识与法制实践多有不符 ,本文通过阐述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概念界定、种类划分等基本理论问题 ,探讨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特点     

行政不作为概念之界定

行政不作为是行政行为的一种,是相对于行政作为而言的.行政不作为违法与行政作为违法一样会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对于行政不作为的概念学界尚无定论.作者尝试结合"法定义务"标准及"法律关系"标准来重新界定行政不作为.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多维透视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界定存在着"单点注入"的特点。实际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界定应采取更为广阔的视角,可从行政法学、政治学、行政伦理学等角度进行多方面考察。     

计划行政的本质特征与政府职能定位

行政计划的确定过程具有强烈的价值选择、诸利益的调整等特征,它不仅是行政层面的问题,而且是行政法层面的问题;不仅是立法层面的问题,而且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在现代国家,这种计划过程的混合性要素必将不断加强,因而决定了行政法学对计划行政的研究,不应仅限于行政或者行政法的层面,可以也应当确立多维的视角;不应仅限于经济合理性、技术合理性和法规范适合性,而应当同时对作为社会统合的计划展开研究,架构其应有的制定、决定构造,探究计划确定过程中的政治合理性。在确认政府在行政计划中的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如何贯彻科学、民主、法治的理念,架构各种利益均能得到充分表达和具体实现的计划确定机制,乃是包括行政法学在内的功能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行政行为的重新定位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行为一直是行政法学和行政法的核心概念,但对它的定位却大异其趣.当前,我国大陆对行政行为的定位亦不乏自相矛盾之处.在保留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功能概念的基础上,另外创设"行政处理"等概念来概括具有法律行为特征的具体行政活动,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事实上,对某个特定的行政行为而言,它通常既有法律行为的属性又有事实行为的特征,理应接受这两种行为元形式的检验.     

行政指导与依法行政问题的思考

行政指导在行政管理实践中功效不俗,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法律上的问题,对依法行政原则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由于行政指导行为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起着补充和替代、辅导和促进、协调和疏通、预防和抑制等积极作用,显现出特殊的功效性和适应性,因此日益广泛地运用于各国的经济与行政管理过程中,成为当代行政科学特别是行政法学的重要范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行政指导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     

取决于行政任务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定性——再问行政裁量概念的界定

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否属于行政裁量,直接影响到作为行政法"重镇"的行政裁量概念的建构与导控.分析显示,不确定法律概念内在的事实张力,否定了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属于纯粹法律问题的设想.而对德国不确定法律概念学说脉络的回顾,更透视出行政任务的变迁对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分分合合的主导作用.由此可见,我国的行政法学应以我国政府当下面临的主要行政任务为切入点,选择包含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统一裁量理论".     

试论行政指导效用、弊病及其救济

行政指导作为实践中广泛采用的一种行政方式,促进了现代各国包括行政和经济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行政指导有着诸多效用,它内含成本效益原则并体现了民主法治精神。因其"双刃性"具有弊病且由此影响了其救济的构建,行政指导的规范化运用,将有利于现代服务政府形象的塑造。     

论行政法治文明的构成要件

行政法治文明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是人类在改造社会,完善自身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是国家行政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从内容上看,行政法治文明主要由文明的行政理念、文明的行政组织、文明的行政行为及文明的行政救济等4个要件构成。     

论行政检查的概念:学理研究与法律规定

行政检查的概念在学理研究和实定法上以多种面相出现,厘清这一概念尤为必要.文章梳理了日本、韩国、英美、我国台湾地区有关行政检查的概念,重点探讨了我国学理研究和实定法上有关行政检查的概念,并总结了行政检查含义的演变趋势.排除行政调查中纯粹的资料搜集行为,行政检查等同于行政调查,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作单方面强制了解的行政行为     

行政合同适用范围论略

行政合同适用范围的实质在于官民利益的对话空间,从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四个基础论述官民利益对话空间的可能性。同时通过运用比较方法,得出行政合同适用范围的最大特点在于开放性。最后又提出了制约我国行政合同适用范围的三个因素。     

作为试验手段的复议前置制度

近年来,推动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呼声越来越高。早期的行政复议制度存在同案不同判、中立性无法保证等弊端,导致其公信力较弱。实现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核心要义是完善行政复议制度,首要课题是恢复行政复议制度的公信力。从长远来看,应将行政复议前置制度视为一项试验手段,通过确立行政复议前置标准逐步扩大行政复议前置的适用范围,重建行政复议的制度公信力。结合行政复议前置的判定标准和行政行为的现实特征,当前可以将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负担行政行为、授益行政行为等具体行政行为确定为行政复议前置的试验领域。     

以行政文化发展推动行政改革深入

行政文化通过历史的积淀 ,对行政人员的个性、思维方式和行为都有影响和制约 ,无形中决定着行政主体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同时影响行政组织的结构和效率 ,进而极大影响着整个行政体系的构建 ,这成为制约行政改革进一步推进的深层次原因。因此 ,需要从发展行政文化的角度推动行政改革的发展。行政文化是对行政、社会变革所做的文化心理准备 ,也是对行政、社会变革从文化上做出的总结和巩固 ,是推动变革的关键所在。     

行政指导行为“不可诉论”质疑

行政指导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行政权力行为 ,围绕这种行为是否应当或言可以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 ,学术界有过争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不得对这种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这一规定不仅存在文字问题 ,也有“违法”之嫌。从行政指导行为的本身性质、特征以及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来看 ,行政指导行为应当而且可以纳入行政诉讼。     

行政执法解释之价值分析

行政执法解释作为一种制度文明,是由公正、效率和秩序等价值所支撑。公正奠定了行政执法道德性的基石,效率赋予了行政执法经济性的意涵,秩序则给行政执法注入了制度化的理念。故三位一体的行政公正、行政秩序与行政效率共同构成行政执法解释的价值内涵。     

我国行政信访制度的改革目标定位

当前我国行政信访制度所遭遇的实践诘难应归因于它所涵摄的协商理性未获得法治化表彰。因此,将行政信访建构为彰显行政协商的制度平台,应当成为现代行政法治环境下我国行政信访制度改革的目标导向。唯有通过强化行政协商才能促使我国行政信访价值的回归和制度理性的彰显,让行政信访在凸显行政主体与公民间协商理性、促进主体双方良性互动、理性合作上发挥积极作用,进而推进我国行政法治、善治的发展。     

建立行政判例制度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现行<行政诉讼法>已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其修改势在必行.为弥补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受案范围和裁判方面的缺陷,我国应建立行政判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