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权理念与辛亥革命

18 96年孙中山在伦敦受到英国社会各界全力营救的传奇经历 ,对他确立民权理念关系甚大。与其说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一脉相承 ,还不如说陈天华的“开明专制论”与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一脉相承。倘若适当回顾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孙黄关系、孙章关系的波折与同盟会分裂之起因 ,不仅有助于总结孙中山与革命党人的成败得失 ,而且有助于考量孙中山本人的民主素质。     

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出处的初步考证

列宁在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五日俄国布尔什維克机关报“涅瓦明星报”第十七期,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文,对孙中山底一篇論文加以評介。据解放社譯者注:这篇論文系“指孙中山的‘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該文先发表于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一日此利时布魯塞尔社会党报紙“人民报”,繼由同期“涅瓦明星报”予以轉載。“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是列宁对孙中山当时政治思想的一篇重要評論文章,是研究孙中山和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一篇經典性論文,但遍寻各种版本的孙中山全集和有关文献,都找不到这篇論文的中文原稿,而“涅瓦明星报”和“人民报”的全部譯文,一时也不容易窺見。     

论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汉冶萍“合办”风波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面对极度严峻的财政形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采取了多种应急措施,其中包括准备与日本合办汉冶萍公司,但“合办”引起了极大的反对声浪,对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学术界对此事件系统研究不够,或者同意时人评说,持否定态度;或者只是略叙其事,无价值评判。本文试图从孙中山“合办”的策略及“合办”所带来的影响来评析“合办”风波。     

论中间党派在1939—1945年宪政运动中的宪政设计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参政会宪法期成会所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案》是中间党派宪政设计的代表作。“期成会修正案”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论作为学理依据,对“五五宪草”作了重大原则修正,充实和发展了孙中山所提出的“人民有权”、“权能分治”的原则。这是“期成会修正案”最为突出的贡献光是其特质的最重要方面。与此同时,这一修正案又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制衡理论,对孙中山“三权分立”的宪政模式作了某些修正,与孙中山的思想不尽一致,这又构成其特质的另一方面。“期成会修正案”的上述基本特质的形成,与中间党派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体制,又囿于分权制密观念的影响密切相关。     

孙中山和尼赫鲁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之比较

本文对近代中国孙中山和近现代印度赫鲁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作了对比研究，认为：尼赫鲁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与孙中山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从而说明孙中山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主观”与“空想”的，相反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社会经济的一种通用模式，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使得孙中山的研究带有突破意义。     

岭南革命派对确立三民主义的贡献

“三民主义”最早产生于岭南，主要得力于岭南对外开放的社会环境和西方文化的熏陶。孙中山是“三民主义”的创立者。然在孙中山的周围还有一大群岭南人，他们与孙中山意气相投，最早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宣传、讲解和发挥。可以说，“三民主义”并不单单是孙中山一个人的创造，除了孙中山之外，其他的岭南革命分子对“三民主义”的创立也有着不可抹煞的贡献。地处岭南的香港，是反清思想的一个发源地。香港自1841年被英国占领后，清政府便不能把它的统治力量伸展到这个小岛。许多不甘臣清的岭南人便把这里作为他们暂时脱离清朝统治的避难所…     

从“以党治国”到专制独裁──试论1928-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以党治国”

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思想的本意,是以政党的力量把中国引向民主政治的轨道。国民党在“训政”之初宣布继承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由国民党担负“训政”全责,并通过一系列宪法性文件规定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间的关系,进而建立起“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然而,这一体制运作的结果却是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寡头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孙中山的本意背道而驰。     

孙中山五权宪法政治学说述论

一 五权宪法,是孙中山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核心和精华,他为之奋斗了一生。对于孙中山五权宪法政治学说,史学界很少有专文论述,本文拟对孙中山五权宪法政治学说作概要论述,不妥之处,祈请同好匡正。 一、五权宪法学说的形成 创立五权宪法学说、在国家制度上实行五权宪法原则,是孙中山毕生奋斗的革命目标。 孙中山五权宪法学说包括“政权”、“治权”两部分。“政权”即指人民掌握的选举权、复决权、罢免权、创制权等四权;“治权”即指治国机关掌握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弹劾权、考试权等五权,亦即“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作为一个完整的五权宪法学说的提出,孙中山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1904年下半年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宪法中“治权”部     

孙中山对“宋案”处置态度演变蠡测

辛亥革命史众多史论史著,几乎一致认为,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随即身亡一案发生后,孙中山即敏锐地看出,袁世凯是杀害宋教仁的主犯,非用武力解决不可;提出“联日”、“速战”,主张先发制人,迅速展开斗争.经仔细爬梳,特别是对新近在国内外发现的有关史料的考订,我们认为,这是把孙中山对如此重大政治事件的认识与处置态度过于简单化了,不合史实.要知,孙中山处置“宋案”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它不可能不受外界各种政治势力的干扰与影响,随着这种那种政治势力的消长与强弱,他的态度不可能没有变化.本文拟对这一演变过程作一蠡测,试图从一个侧面“寻找真实的孙中山”,“寻找对孙中山的新的理解”.     

论孙中山的“心性文明”说

论孙中山的“心性文明”说戚其章孙中山一生献身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他还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而尤以“心性文明”说特别值得珍视。本文拟就孙中山的“心性文明”说与知行统一观做些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