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价值取向反思

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多年间,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由倍受赞誉沦落为卫生负担不公平国家之列。究其根源在于1997年—2009年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缺乏科学合理价值取向,陷入迷信＂经济增长＂、＂市场化＂与＂商业化＂的认识误区,从而导致政府责任缺失、医疗卫生体制公益性不足、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公、医疗卫生保障体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出现。我们应该认识到医疗卫生事业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举足轻重;应该坚持医疗卫生事业＂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应该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基础以及＂公正性、合理性和公益性＂的伦理原则,以推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完善与可持续发展。     

钱基博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的特点与启示

钱基博先生不仅是一位国学大师,也是一位有思想的教育实干家,其教育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人格＂与＂国性＂为主题,以＂仁＂与＂善群＂为人的基本素质,以＂国文＂与＂读经＂为主要教育阵地,以＂唤醒＂和＂感染＂为主要方法,以＂研究＂和＂教学＂为终身事业。其教育思想对当今人文教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高新企业“产学研”合作的调查研究

为了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重大决策,进一步完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企业＂产学研＂合作机制,我们受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管委会的委托,对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企业＂产学研＂合作的有效资源、动力、模式、中介、成果认定、利益分割及政府引导等几方面进行全面调研,总结了其中的宝贵经验和典型特征,分析了尚需完善的不足之处,并对完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企业＂产学研＂合作机制进行了理性思考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开展的有效途径

校企合作开辟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新思路,本文从探索建立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突出＂订单式＂人才培养,进一步完善＂岗、证、课＂三位一体的＂123＂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共建专业,共同开发课程;强化专兼职教师队伍,建立校企双方人员的流动机制;校企共建实习、实训基地等五个方面提出了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开展的有效途径。     

提速文化产业重在策动市场力量

区别于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事业,国家统计局已将＂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界定为＂文化及相关产业＂。而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一个官方执行部门文件,     

“污点证人”的作证豁免制度研究

＂污点证人＂的作证豁免作为司法交易的重要体现,不仅有助于检控机关准确高效的取证,还可以令部分犯罪嫌疑人通过与检控机关合作为自己减免罪责。这种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司法机关与＂污点证人＂为实现不同目的进行司法利益交换的结果。＂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建立,不仅适应了法制发展的要求,还满足了司法实践活动的需要。所以,构建＂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既有助于尊重保护人权,又符合我国司法实践要求,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又一重大进步。     

从“统战体制合作”到“政党体制合作”——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发展的前瞻性思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党派合作模式问题是多党合作制度发展的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选择＂统战体制合作＂的党派合作模式,不仅体现了社会历史条件的客观要求,而且显示出了这一制度安排的长处和优势。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应坚持科学发展观,遵循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逐步实现向＂政党体制合作＂的合作模式转变。     

山西省农业产学研合作主要载体及政府作用机制探微

农业产学研合作,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其积极的推动作用。山西省委省政府及农业相关职能部门历来重视农业产学研合作,通过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推行＂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现代化农业示范区（园）规划建设、产业提升工程建设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探索出农业产学研合作的五种主要载体与形式。结合山西农业产学研合作实际,政府应从决策、协调、导向、监督、保障等五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从设立三个合作管理机构、出台合作法规政策、制定合作发展战略规划、设立合作基金、建立信息共享网络等五个角度形成农业产学研合作的保障机制。     

是起点还是结果——论合作原则中的“合作”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回顾格莱斯的哲学研究重新审视了合作原则,并由此得出结论：格莱斯眼中的＂合作＂表示的是会话活动的结果而并非起点,真正支配人类正常交际的是理性或常识。因此,针对合作原则的研究必须在方向上进行调整,即,研究者应关注交际者是如何逐步达到＂合作＂这个结果而并非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交际初始状态。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新探

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不是单向性整合,而是双向性整合。促使这种整合出现需要三种教学模式,一是＂情境—问题探究＂教学模式,二为＂专题—合作学习＂教学模式,三乃＂自主—体验式＂教学模式。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之后,所构成的系统具有多种功能。     

河北省农民组织化发展新趋势及支持政策——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例

分析了河北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出现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合作形式丰富多样、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产业联系更加紧密、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出现联合化趋势、互助合作金融组织开始发育等新趋势,提出了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坚持多元化发展、健全农民合作组织的内部运行机制、健全农民组织网络体系、培育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措施。     

国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及对黑龙江省的启示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国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呈现出纵向一体化经营、组织规模大型化、组织体系走向开放、经营机制企业化、经营方式现代化的发展趋势。黑龙江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了解和掌握国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变化趋势,并适应变化的客观环境,发挥资源和特色优势,以灵活的机制和方式,促进黑龙江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快速发展。     

海南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取向探讨

本文结合当前海南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的情况,对组建省级联社的职责定位和未来发展取向进行探讨。     

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机构改革:问题与对策

在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当前乡镇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机构庞大,人员臃肿;二是职能没有正确定位。乡镇机构改革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基础环节,搞好乡镇机构改革既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的重要配套措施,也是完善农村管理体制的迫切需要,为此,乡镇机构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撤乡并镇,精简机构,进行人员分流。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村公共产品投入

取消农业税,减少了乡村两级组织的收入,公共产品供给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新形势下,应调整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思路,通过体制创新,大力发展公共产品服务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改变农村公共事业投入的形式,完善农村公共事业投入机制,以适应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需要。     

互补性合作：村级党组织与农村新型组织的关系定位——以目标和偏好的策略为分析框架

运用Najam关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并从目标和偏好的策略两个维度来分析当前我国村级党组织和农村新型组织的关系表明：二者具体目标有所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统一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其目标是一种包含关系,农村新型组织的目标包含在村级党组织的目标之中;区别在于,村级党组织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虽然,二者偏好的策略有所不同：村级党组织偏好政治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农村新型组织只有经济手段,但没有根本冲突,各有优势。二者不属于冲突关系或吸纳关系。也不完全属于合作关系或互补关系,而是可界定为互补性合作关系。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与政府作为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角色,对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发挥它特有的功能及作用的同时,其自身也在实践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困境与难题,这些困境与难题的解决不仅需要组织自身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更需要政府的正确作为。政府应当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中充分发挥引导、支持、规范、服务等职能和作用。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合作问题研究

对于农民合作的必要性,政府、学界有着高度的共识,但对于怎样合作,如何建立农民合作组织这个问题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本文分析了农民经济合作的困境与异化、农民公共服务合作“难产”的原因,通过两个案例评述,认为外部力量介入对促进农民合作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外部力量的介入并不必然导致农民作为合作主体的缺失;在当前反哺农业的财政政策条件下,应把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合作组织建设、合作文化建设整合为一;但不同地区外部力量介入的方式和目标是不同的,不可“一刀切”,农民作为合作主体的实现,需在操作层面予以重视。     

试论明清地方行政建置——以江西定南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新设厅县的建置,使得边远偏僻之所形成了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行政区域．促进了国家政权力量的深入,维持了统治的稳定。本文旨在探究江西定南地区从设县到改厅的沿革过程,复原出初设县时的辖境、官署人员配备,以及县（厅）之下的基层地域组织等情况,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对明清时期江西地方行政体制的认识。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与化解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与城市相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呈现出总量不足、结构失调、供需矛盾、主体失衡的困境。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主要制度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既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的重要制度环境,又是导致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化供给主体缺失的重要因素。因此,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就成为化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