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性选择视角探析“城中村”改造——以武汉市江汉区H村为例

"城中村"改造进程中矛盾丛生.从武汉市江汉区H村的"城中村"改造情况可以看到,开发商、村民、政府这三大利益主体的矛盾极为突出.为了探析这三大主体矛盾实质,理顺三主体间关系,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顺利进行,本文力图从理性选择视角分析这三大利益主体的矛盾关系及各自的理性选择,并就能够带来集体行动均衡的制度安排做初步探索.     

外来务工人员与侨乡社会的融合:以厦门“銮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侨乡发挥区域社会优势,吸引侨资发展经济.合资、独资工厂及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内地富余劳动力迅速涌入,出现人口东移的态势.相应地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人的互动、与当地社会的融合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外来人员在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了侨乡社区的变化.文章将通过对厦门"銮村"的实地调查,探讨这一融合过程的阶段性特性,以期对当前多元社区现代秩序的设定及有效管理有所助益.     

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路径探析——以广州市荔湾区城中村为例

荔湾区城中村村民在外在资格上已经初步实现了市民化,但在内在素质的市民化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教育引导、发挥经济联社积极作用,在进行城中村空间、体制、产业改造的基础上促进城中村村民的进一步市民化。     

试论“城中村”和谐文化的构建——以西安市后村为例

我国当前"城中村"社区文化面临着农村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两大冲突,这两大冲突引发了犯罪、社区凝聚力不断减弱、村民的优越感和自卑感并存、传统建筑逐渐消失、社区形象受到破坏等社会问题。因此,以西安市后村为例发挥政府的导向性作用,转变村内社会组织;社区资源共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发挥村内古建筑及特色文化资源作用;实行"城中村"文化的渐进式改造等,是解决社区文化冲突,构建和谐"城中村"文化的重要措施。     

城中村社区村民政治参与研究——以天津市S社区为例

在农村现有治理制度框架下,普通村民处于社区权力结构的最底层,虽然现阶段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程度等,较实施村委会选举之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总体程度和水平远远不够,普通村民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了解当前城中村社区村民冷漠的政治参与现状,并对其潜在的政治能量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有效调动普通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对规范城市化背景下城中村社区的政治生活,提高我国农村群众的政治参与水平与程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职业、身份与权利的错配：城中村村民艰难的城市化之路

在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往往是作为承受者被动卷入,承受了许多预期或非预期的后果。城中村村民作为农民中的特殊群体,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较早享受了城市化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遭遇了职业、身份与权利错配的伤痛。由于居住在城市近郊的位置,他们首先以农民的身份经历了征地带来的职业与产业的非农化,然后是生活方式、价值观的非农化。当村民们正开始以农民身份享受城市化带来好处的时候,却又开始了城中村的转制与改造,不得不获得曾经梦寐以求现在却有如鸡肋的“市民身份”。获得新身份的市民发现作为市民福利的各种权利却依然离他们很远,增加的只是未来生活保障新的不确定性。     

外来流动人口与城市化发展道路——以福建晋江为例

城市化进程中最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促进了城市化发展,当然外来流动人口在城市化进程中也面临一系列制度性和体制性的障碍,不仅影响了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也制约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晋江城市化发展道路为解决外来流动人口问题做了有益探索,推进城乡劳动力就业一体化和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是当前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外来流动人口问题的着力点.     

残疾人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的再考察——以南京市肢残人为例

国内已有的对残疾人社会排斥的研究存在结构与行动、宏观与微观的断裂。面对社会科学研究中或强调结构或强调行动者,或强调集合体或强调个体的研究状况,布迪厄主张同时考虑行动与结构、集合体与个体行动。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理论将国家、社会与残疾人个体的诉求结合起来,进而同时考虑了残疾人面临的社会排斥与社会整合,凸显了残疾人如何能动地发展出一系列谋求社会支持与福利的行动策略,进而实现回归主流的诉求。     

对“城中村”治理改造问题的调查与法律思考——以济南市为例

"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新问题,"城中村"治理改造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群体利益关系,涉及法律、情理、人文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通过对济南市"城中村"的调查分析,就"城中村"治理改造中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措施建议。     

论城中村的社区保障及城市化意义--以广州一城中村为例的研究

高速城市化过程中,我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异常突出。本研究以失地农民聚居的城中村为例,发现在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致命残缺,难以成为失地农民生活保障主要依赖的条件下,由农民的自组织方式所实现的社区保障,能够为失地农民提供一种替代性的问题解决路径。而且,由于我国统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在相当时期内仍然还有困难,因此,城中村失地农民所依赖的社区保障及其城市化意义值得关注。     

村民自治的转型动力与治理机制——以成都“村民议事会”为例

村民自治嵌入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并适应着国家治理的转型。税费改革以前,村民自治具有突出选举的实践倾向,承载着基层政治民主化的期许。面对税费改革以来村民自治陷入的困境,四川省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核心的实践探索开辟了一条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有效结合的路径,从而推动村民自治由选举向治理的转型。基于"成都模式"的启示,地方政府应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调动农民参与,实现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的共赢,这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     

社区矫正对象社会网络排斥的成因探析——以上海市为例

2003年7月,源于西方的社区矫正制度正式出现在中国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中。社区矫正的目的是在社区中矫正犯罪人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地回归社会。然而,现实中的社区矫正对象在多个领域都会遇到被社会排斥的现象,这已成为社区矫正制度目标实现的阻滞因素。其中,社会网络的排斥是其重要的表现之一。在社会网络排斥的成因中,身份地位是社区矫正对象遭到社会网络排斥的根本因素,经济限制是社区矫正对象遭到社会网络排斥的加深因素,面子问题是社区矫正对象遭到社会网络排斥的文化因素。除此之外,个人的私利、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等也会成为社会网络排斥的个别因素。     

农田水利设施管理中的村民合作与政府介入——以桂北T村为例

农村公共设施的有效管理依赖于村民之间良好的合作,而政府的介入是促成村民合作的可供选择的方式之一,但是政府如何把握介入的程度仍然是一个难点问题。通过对桂北T村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制度改进过程的考察可知,"搭便车"行为是导致村民合作陷入困境的根源,而抑制这种行为进而促成村民合作需要排除潜在的干扰、建立能激励参与者的机制以及与管理制度相适应的社会资本,而政府有针对性地介入则弥补了村民在促成彼此合作中的不足,并在其中承担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有限责任。     

村民自治中公民参与的实现——以成都村民议事会制度为例

公民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与基本途径。公民参与的广泛展开在村民自治中是可行的;公民参与的实现途径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探索,这不仅仅需要改进和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环境和参与方式及领域,还应激发民众的参与意愿,提高其参与能力,并与政府管理形成良性互动,使公民参与实践在基层得以真正实现并走向更高层次。     

乡村关系对村民权利约束问题探讨——以行政化和放任型乡村关系为例

相对健康型的乡村关系而言,行政化和放任型的乡村关系属于非典型性的乡村关系,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行政化和放任型的乡村关系制约了村民的政治民主权利、经济自主权利和其它权利.要充分实现村民的各项权利必须转行政化和放任型的乡村关系为健康协调的乡村关系,其主要对策是完善法制、深化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方式、提高农村干群的思想观念及素质.     

民工电视形象的嬗变——以南京电视台新闻报道为例

对电视新闻中民工形象进行内容分析,归纳关于民工素质、民工待遇及民工社会遭遇等三方面的主题.从三个主题的纵向比较可以得出,民工的电视形象已渐渐完成了由被视作异己、陌生的"他者"到被视作有意识有尊严的"主体"的转化.民工形象的嬗变过程,其实也是媒体选择与媒体倾向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体现了大众媒体在城市化进程中,开始自觉承担起形成个人现代性的重任.而媒体选择的某些疏漏与倾向性的偏差,则为民工城市化的过程,设置了路障.     

创新“城中村”社区治理的对策思考——以泉州市城东片区四社区为研究对象

创新＂城中村＂社区治理工作,是有效推进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泉州市在＂城中村＂社区治理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明显成效。要实现以＂城中村＂社区治理工作的创新推动城市管理创新,泉州应该在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发展、社区工作方式民主化、居民保障水平提高、社区管理者素质提升、社区文化建设加强等方面继续进行各种有益探索。     

双层治理结构下村民小组治理机制研究——以陕西D村为例

行政村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最基层组织,上连着国家政权;村民小组作为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则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基层建设的延伸点。同时,村民小组内部的规则和秩序成为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源,下连着村民生产生活,成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基层建设的着力点。乡村社会的双层治理结构与国家政权建设密不可分,村民小组的治理有赖于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工与合作,充分调动村庄内部的社会资本,实现农村社会的良好治理,利于村民自治体系的不断完善。     

责任政府的两难——以民工子弟学校取缔政策为例

民工子弟学校的出现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副产品，民工子弟教育问题的核心是政府对社会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其目的在于实现教育机会公平。文章从责任政府视角出发，考察政府在民工子弟学校取缔政策中的作为，政府在推行这一公共政策的过程中，陷入了两难困境：民工子弟学校是否应当存在，政府是该监管还是该取缔它们？基础教育这一公共物品该由谁来提供，政府还是市场？当“依法行政”与“为民服务”相冲突时，政府应当选择何种责任？归结为一点，即政府在建设责任政府的过程中，存在着“责任之惑”，这种困惑只能随着政府能力的提升，在构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过程中得以解决。     

"报应"的社会本质:乡村宗族社会的人际规则与社会排斥——以赣中Y村村民传宗的生命失败轨迹为例

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导致了社会的全面政治性"祛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控制的相对松弛,各类民间信仰活动纷纷复苏,整个社会似乎又开始陷入一种"着魅"的状态.在许多地方,尤其在乡村社会,文革这一"非常态"时期的社会精英们在社会恢复"常态"以后,其悲惨的下场往往成为了社会重新"着魅"的祭品.在这纷纷扰扰的"报应"背后,掩藏的是社会人际规则深层次变迁所导致的社会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