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时代的乡村政制与国家权力——20世纪初年乡制变迁的时代特征

1如果不过分拘泥于历史进程中的复杂细节,而就历史演进的大势而言,晚清至民国年间的乡制变迁似乎可总括为:"19世纪的里保制,1900-1928年的区董警长制,1929年以后的区长制。"当然,各地的组织形式和结构不尽相同,甚至层级和名称也各具特色,但以新制(警察制)取代旧制(保甲制)的历史趋向基本一致,并且也都始终是在"地方自治"的现代化旗帜下来规划乡村政制的。     

辛亥革命后中国乡村控制体制的演变--民国初期的乡制演变与保甲制的复活

晚清时期 ,地方政制变革已揭开序幕 ,辛亥革命后地方政制变革仍承其演进趋向 ,以地方自治和警察新制为方向。然而 ,至 2 0世纪 30年代 ,传统保甲制却复活于地方自治的制度框架内。但保甲制的出现并不是单纯的旧制的“复本” ,而在与自治体制的对接和整合中 ,更多地表现出体制理念和政治实用上的重构性。     

汉代察举制概论

察举制是汉代实行的一种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通过察举制的实施 ,汉王朝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 ,不仅充实和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封建统治机构 ,而且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弄清楚察举制度产生与演变的规律、特点、内容及其在推行中利弊得失 ,对于研究汉代的官吏选拔制度和政治管理制度有一定的学术理论意义。     

盛世才执政时期新疆区村制探析

盛世才执政时期,区村制在新疆实施,经历了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其任务也随之发生变化。前期重点是改定县治与增设县局,而县以下政权组织建设较少;中期则将工作重心放在划编区村上;后期则对区村组织机构与区村长相关事宜给予规范与完善。区村制是适应当时地方行政现代化需要而产生的,其使新疆基层政权组织首次得以健全,形成了县以下行政制度的科层化,并进而稳固了盛世才的统治。但正当区村制高速发展之时,由于盛世才政治立场的转变而中途为保甲制所代替。     

民国时期省制改革过程及动因研究

民国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与实践,自北京政府时期省—道—县三级制,省成为行使监察职能的一级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政府合署办公和新县制,省一级政府从行政区划到机构建制、政府职能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政治主张的斗争,其实质则是中央与地方在利益分配上的博弈。此外,省制改革也考虑到了各省的差异性,整体上呈现出行政现代化的趋势。     

论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之关系

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的关系,本质上是门阀制度与皇权政治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能够起到某种形式的考课作用,对于皇权政治的恢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皇权政治的恢复能有效制约地方的分裂倾向,有利于国家的再统一.     

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

唐代"开元后礼"的建设可以分为不同时期,开元后期与天宝时代以皇帝为首对《开元礼》所建制度大兴改革,并建立国家祭祀中的道教崇拜体系。安史乱后面临对《开元礼》和天宝改制的选择,从建中贞元初以《开元礼》的继承和回归为主,到贞元后期和元和中更多地纳入新制而进行调整,变化的因素不断增加。而对《开元礼》的"删定施行"则通过对制敕的删修得以实现,体现了礼制以皇权为中心的意义和时代对变革的需求。与此同时,道教祭祀与代表皇帝私人和家族性质、表达皇帝个人意旨的"私"礼(或云"家礼")进一步结合,与作为国家公制的礼仪同存共融,形成了中古时代礼仪的新概念和新特色。     

"联省自治"运动中的省宪研究--民国初年"联省自治"的制度探析

从比较宪法与政治发展的新视角剖析"联省自治"运动中省宪制度特色,重点分析省宪制度设计与创新之处.其中省政体制度特色表现在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方面,主要内容有行政权力的双首长制、行政与立法关系失衡、司法权力增强、直接民主制的广泛采用.而在处理地方与国家关系时,省宪则凸显地方合理分权与过度分权并存特点.     

“地方精英”视域下的宋代民间办学——以江右为例

宋代地方社会中的精英阶层,承袭了先秦以降之"乡三老"制,却在国家政权与普通民众之间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主导作用。宋代江右发达的经济、浓厚的文风以及勃兴的人才,给地方精英参与民间办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虽然他们参与办学动机各异,但在借此实现自身价值及推动地域文化发展的同时,与地方社会产生了良好互动。     

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

奠基于汉高祖的汉代乡县三老制度,确立了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双重身份和国家认定的地方社会领袖地位。这一特殊的身份、地位,使三老在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具有独特的媒介、缓冲和沟通功能,并享有很高的声望。三老制是汉代地方统治体制设计中的高明所在。两汉长治久安,号称盛世,与这类政治设计不无关联。     

唐代道制建设与改革三题

鉴于汉代州制演变最终导致汉亡的历史教训,唐代在道制建设与改革上进行了诸多的探索与创新。唐初的十道制与"因事而遣、事毕即罢"的运行机制较好地完成了巩固政权与地方监察的双重任务;武则天与唐玄宗时期官员们对地方监察制度规范化、常规化改革的阻挠延缓了道制的地方化进程;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政府毅然罢去开元十五道建制,使得唐王朝免于速亡的历史命运,而和藩镇共存一百多年;这都是唐管理阶层制度探索与创新的成功之处。然而,唐道终不免重复汉州的命运,表明在地方治理方面,古代的中央政府有着不可克服的难题,显示了中国古代制度文明力图超越自身局限的艰难与无奈。     

董仲舒“度制”思想初探

董仲舒的“度制”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组成部分，集中反映在《春秋繁露》和《汉书·董仲舒传》等著作之中。董仲舒的“度制”包括二层特定含义：一是指制定规章制度时，规定的限度，制裁的力度要恰当，既不能不及，也不能过枉；二是指按照“度”制定制度。具体指制定贫富的“调均”制度。即贫富的悬殊要有度。既不能过富，也不能过贫。他主张通过“调均”措施，使贫富有差、有度，以达到汉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董仲舒的“度制”（调均）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因此，本文拟对董仲舒“度制”（调均）思想提出的社会背景、思…     

论中国封建社会三省制的变迁

三省制是我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重要制度之一。它从西汉武帝统治时期开始酝酿,经历东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日趋完备,前后达八百余年,最后到明初废中书省,则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用三省分权制代替个人宰相制,一直是同君主专制的加强和发展相始终的。三省制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政治生活中曾经产生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官制发展史上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三省制的酝酿和形成     

北洋政府时期的县知事任用制度

在辛亥革命后文官制度紊乱的情况下,北洋政府通过建立知事试验制度来规范县知事的任用资格,通过建立分发、甄别、训练、委署等制度来规范县知事的任用程序。这些制度一方面承袭清制,另一方面也有所创新。由于政治形势动荡,这些制度没有能够完全得到实行,但体现了中国地方行政体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具有积极意义。     

台湾“劳退新制”的利弊评析

2005年7月1日，台湾“立法院”于2004年6月11日通过的新版“劳工退休金条例”（以下称“劳退新制”）将开始实施，这是岛内劳工退休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新制与“旧制”（“劳动基准法”的退休金制度）之间孰优孰劣；对劳、资双方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企业经营与职场伦理将带来怎样的冲击，本文就此作简要的评析。     

“求同”与“存异”：异质性资源禀赋视域下宅基地三权分置实现路径研究——基于典型案例的对比分析

旨在盘活闲置宅基地资源的三权分置改革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解锁点，而该项改革却面临全国层面规范化需求与地方层面差异化现实间的冲突，如何在我国乡村资源禀赋分化的背景下推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落地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基于6个村庄的典型实践发现，异质性资源禀赋决定了宅基地的差异化价值，而这一价值实现既需要统一的制度变革，也需要相对宽松的改革环境。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应基于共同性制度需求在中央层面出台统一的配套制度，实现“求同”则同；同时应在严守耕地红线和生态红线的背景下，赋予地方多样化宅基地实践的自主权，允许地方探索差异化的实践路径，实现应异则异。面对地方共性需求与异质需求共存的改革实践，治理体系应嵌入地方禀赋分化的现实条件，避免政策“一刀切”或政策缺位困境，应形成“求同”（国家层面统一规定）与“存异”（地方层面差异实践）相协调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赫连氏夏政权职官制度考论

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在制度建设上颇有建树,体现在官制方面,就是建立了一套"胡汉杂糅"、新旧并用的职官制度。赫连夏的中央官制构成中,既继承和保留了三公制、司隶校尉等两汉旧制的因素,也有对三省制等魏晋新制的吸收和利用,诸如尚书、中书、门下、秘书、御史台等中央行政、监察机关,在夏政权的中央官制中都有所反映。赫连夏的中央官制中,还有一套与魏晋武官制度相似度较高的中央武官系统。除中央官制外,赫连夏并不算完善的地方职官系统则呈现新旧杂糅的特征,但无论是称为州牧,还是称为刺史,赫连夏的地方长官均非虚设,而是有其实际管辖权限。     

制举的发展与唐代选官制度的完善

唐代的制举,作为将"举士"与"选官"相结合的特科,它的逐渐确立和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与唐代铨选制度的完善大体是一致的,更能体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精神和原则.本文通过唐初、高宗武则天时期、玄宗时期及安史之乱以后至文宗大和二年四个阶段的考察,分别论述唐代制举的科目和地位,并结合唐代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分析制举在唐代的动态发展,以及制举在大和二年废止的背景.     

昭穆制新探

昭穆制起源于上古贵族依母系分宗传统,其核心是一夫多妻制下三代之间的本生关系,原则上系于祖母而不系于祖父,但实际三代亲属关系仍系联于父系宗法。其主导机制是夫妻同昭穆,古文献所见祖孙同昭穆、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等特征都由夫妻同昭穆连带而来。体现于宗庙制度,即昭者恒为昭,穆者恒为穆;当太祖位次变动时,则昭列与穆列各自递补。昭穆制的宗法基础是贵族诸妻及其诸子均不分嫡庶,否则昭穆制即发生动摇。后世衍传的昭穆制发生质变,已非原初意义上的昭穆制所能规范。     

民营银行“生前遗嘱”制度的法律构建

"生前遗嘱"制度是次贷危机后针对"大而不倒机构"产生的一项新的风险防范与处置制度。在金融稳定理事会和G20的推动下,该项制度已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可,并在主要金融市场国家的立法中得以确立。该项制度要求金融机构在正常经营期间就制定"恢复与处置计划",以保证发生危机的机构能够迅速恢复健康,为监管机构的处置措施提供基础,实现危机机构的有序处置。民营银行作为金融市场中的"风险自担"主体,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生前遗嘱"制度对其经营发展、风险防控、有序处置等具有重要意义。其内容具体包括明确民营银行"生前遗嘱"的法定目标与监管主体,确立民营银行"生前遗嘱"的制定与更新程序,建立民营银行"生前遗嘱"启动机制,完善民营银行的自救措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