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青衫湿几许无限愁容迁须磨－－谈谪贬时期的白居易对《源氏物语．须磨卷》的影响

紫式部的名著<源氏物语>被誉为日本文学的高峰.据统计,<源氏物语>中引用中国典籍者凡185处,涉及著作20余种,其中涉及白居易的诗40余篇,引用106处,其中江州司马时期的作品引用得颇多.本文对照被贬时期的白居易和物语<须磨>卷中的源氏形象,从被贬缘由、被贬后的心情、携带物、居室、用具、衣服、被贬后的待遇、诗文的引用、退隐后的思想认识、赦免契机等方面,指出了物语<须磨>卷对江州司马时期白居易形象的有关摄取所在,探讨了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及日本文人对中国文学良好的吸收状况.     

中国古代抒情诗文对地理空间的运用

空间感知是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空间感知在文学艺术中有丰富的表达,它们是文学情怀与地理意识的合作产品。我国地域辽阔,自古以来,辽阔的地理空间特征向文学注入了丰富的内容,带给我国古典文学一种特殊的抒发形式。特定情感与空间景物相契合成为中国古代诗文抒情的基本范式之一。中国古代抒情诗文中对地理空间的运用主要有两种,即巨大感和阻隔感。     

江山与风月,最忆是杭州——论白居易的杭州诗

白居易对杭州有着极为深厚的情感,杭州甚至成为其生活的精神家园。杭州的山水抚慰其精神的同时也滋养了其诗歌创作。在白居易的杭州诗中,杭州具有了一种诗性美、蕴藉美,杭州诗也呈现出一定的雅化状态。杭州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文学地域、一个重要意象,杭州从地理走向文学,白居易功不可没。     

白居易前后期诗风转变原因新探

白居易前后期诗风转变原因新探马永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元和十年贬谪江州后诗风明显改变，后期创作与其前期诗论观有所矛盾。有人认为原因在他晚年缺乏进取心，信佛奉道，消沉遁世。又有人说，他早期诗歌太近于功利，他的优秀诗章大多产生于贬谪江州之后。本文试图就白居...     

古希腊神话的地理叙事

地理基础是影响文学活动的重要因素,古希腊神话与地理紧密相关,文本内部的叙事逻辑与文本外部的传播踪迹均以此统摄：在内表现为神话想象以地理基准为据,在外表现为影响辐射以地理图式为形。而文学地理学批评中的“地理叙事”,是烛照以“地理”为阐释动力与传播路径之对象的星星之火。以“地理叙事”解读古希腊神话,其内逻辑与外形态被置于四重视域：哲学本体视域中的概念地理、地理文本视域中的权力空间、地域美学视域中的海洋精神与地理传播视域中的精神动力。“地理叙事”是寻踪古希腊神话成文、立形与传播的入口,也是对该术语的效力试炼与理论调补。在坚守本体不偏、阐释不古的原则下,“地理叙事”对古希腊神话研究予以理论激活,展现了古希腊神话作为世界文学的精神坐标的地位,同时赋予了文学地理学批评以理论温度。     

元和政坛与白居易诗歌李杨故事的主题流变

盛世回忆在唐宪宗朝具有政治符号的作用:宪宗即位之初,李绛等人凭借盛世回忆与唐宪宗产生政治默契,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其文学表现;元和初年,谏官政治不断走向高潮,《新乐府》即是该阶段的文学产物;元和后期,随着宪宗对崔群等人的情感疏离,盛世回忆作为政治权力的功能减弱,盛世回忆因之转化成了个人感伤的作品,即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宝乐叟》。从回忆、权力、文学三者关系,可以重新梳理白居易诗歌李杨故事的主题之变,进一步考察白居易拔擢、被贬的文化原因。     

《白氏六帖事类集》与白居易诗文创作的关系——兼论其对于点校《白氏长庆集》 的价值

隋唐以来,随着科举考试和士子创作的需要,私撰类书大量涌现,尤以文人私纂小型类书的流行最为突出。这其中就以中唐著名文人白居易所撰《白氏六帖事类集》最为著名。《白氏六帖事类集》的主体部分是白居易在准备科举考试期间的读书笔记,代表了白居易早期的知识构成,也是白居易诗文创作的素材库,所以此部类书对于理解白居易的诗文和《白氏长庆集》的整理和校注都有很大价值。     

诗文双璧传千秋——白居易反战诗文简论

白居易的讽喻诗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和艺术体系的结晶体。反战诗文则是他诗文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品牌。他三次上奏请求朝廷罢兵勿战，留下上千言文字；还明确写了“戒边功”的反战诗，他的反战诗文是中国反战文学史上的双璧。     

大乐必和:白居易音乐美学思想探析

白居易认为真正的大乐应该是和悦、安稳之乐。他的这一思想渗透于其音乐诗文的全部,涉及到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白居易在音乐与政治、音乐与人情、音乐与自然等方面有深刻的见解,将“和”的内涵开掘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将儒家的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其空间表征

20世纪30年代文学受制于当时中国的京海社会结构和时代动荡,一方面以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反现代性的浪漫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等视角,绘写同一时空中国乡村世界的不同政治与文化、文学与审美的地理空间,塑造了不同的乡村和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对北京与上海代表的都市中国,从政治、革命、性别和文化视域,揭示和形塑都市中国的文化地理空间及其色调,使摩登的上海与古都北京既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的不同内涵,又使不同政治与审美立场的作家笔下的同一都市,具有复杂多态的空间意义及其表征符号。文学叙事中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其实呈现和蕴含非同一性的多个中国的形象及价值空间特征。     

抗日战争与中国文学地理变迁

抗日战争使中国文学地理发生了两个向度的变迁,一是文学中心的广泛流布;二是形成了色彩迥然不同的文学区域。这些变迁的文学史意义主要在于扩大了新文学的生存空间和传播领域,改善了文学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为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自足的空间,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多样化发展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中古史家采摭诗文入传与文学文本经典化进程

采摭诗文入传是史书中常见的传记文本的书写方法。自《史》《汉》以来,存在着一个逐渐定型的过程。史家采摭诗文入传是文学文本经典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史家的采摭往往确立了文学文本的经典地位,并以之为媒介继续传播。采摭诗文入传的意义在于:诗文入传构成传主形象书写的一个组成部分,此点自《史》《汉》以来莫不如是;诗文发挥文章的政教意义;诗文作为文学文本往往确定传主的文学家身份;采摭诗文入传发挥了保存一代文章的特殊功能。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重新划分——战时中国文学地理研究之一

抗战时期,中国三大区域社会制度及其所属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中占有主导地位,并决定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基本格局与表现特征。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地理建构在中国战时政治地理之上,是以各个区域不同的社会制度为基石,同时涵纳其他地理因子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呈现方式。战时中国文学地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逐渐发展成型,各文学区域的主体艺术表征由各种文学成分相互作用综合而成。研究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对于正视该时期文学艺术所具有的多样性特征和地理区位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及今人的研究方法

<正> 刘勰的《文心雕龙》,现在通行的说法是部文学理论著作,三十年代则称为“开吾国文学批评之先河”,意思差不多,都是指文学批评或文学论著。但它在古代属于集部中“诗文评”项下。按经、史、子、集的传统,应该是广义诗文评著,与今日之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概念并不完全相合。书目内容的性质同研究的方法关系极大。所以,为了深入地更好地研究这部“体大虑周”的著作,我以为先搞清楚刘勰此书中的文学观念的内容是必要的。刘勰的文学概念是广义的言文,这是没有问题的。其原因不只秦汉时没有很纯粹的文学     

刘宋文学研究评述

对刘宋文学现代意义的研究肇端于20世纪前后,由于文学界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发展,学者对刘宋文学的关注由诗文扩展到小说等多种文体,由文人作品转向民间作品等多个层面。其后关注研究的学者增多,至21世纪前后,研究达到了高潮。刘宋文学研究的特点体现在,文献的蒐集与文学研究互相推动,形成了刘宋文学研究的繁荣;研究不均衡,就作家而言,选题过于集中在重点作家、作品,对次要作家关注不够,而就文体而言,刘宋作家及诗文、小说作品现存较多,现有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存在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尚无学者对刘宋文学进行整体的把握与研究。     

试论地域、地域文化与文学

地域文学研究领域中理论和操作层面的诸多问题有待研讨。首先是地域的概念及其理解 ,地域是一个空间的、文化的概念 ,因此必须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空间形态和文化形态 ,这是理解地域和地域文化的基点 ;地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因而涉及到时间和传统 ;地域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 ,因此必定要有某种可资比较的参照物或参照系 ;地域又是一个立体的概念 ,自然地理或自然经济地理之类可能是其最外在最表层的东西 ,再深一层如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 ,而处于核心的、深层 (内在 )的则是心理、价值观念。在进行研究时 ,必须把它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上的认识和理解从根本上纠正了目前地域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其次 ,应进一步讨论地域的划分 ,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划既不相同 ,又密切相关 ,行政区划有时也可转化为文化区划。第三 ,地域与文学之关系值得深入探讨 ,尤其是对地域文学研究中的具体操作问题 ,这里第一次提出“地域文学场”概念 ,对解决地域文学研究中的具体问题有一些启示和帮助     

白居易治水动因及机缘论考

文章续《论白居易与水利建设》一文,从天道无常、守土有责、得道多助及心怀仁爱等方面,考察分析了白居易治水的动因及机缘,发现乐天青年时期的灾荒遭际,使其对民生有了深切同情;中唐时期江淮水利的长足发展,让他在苏杭治水有势可借;当然,最可宝贵的是乐天有志治水,为此他的行动得到了各方帮助.这一切促成诗人在惨淡的中晚唐,居然倾其所能终将自己的禹功蓝图变成了现实.诗人的赤子之心、爱民情怀永远鲜活,他的水利事迹和诗文一样会永远不朽.     

青衫泪映时代潮——试比较马致远与蒋士铨的琵琶行戏

从文学史可知,中唐诗人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及其被贬期间创作的名作《琵琶行》经常是后世文人借以发挥感慨自己身世的平台。元明清以来的戏曲创作者经常发挥其舞台和戏曲优势,联成情节,加以虚构而搭建冲突框架,更绘声绘色地传达了自己。马致远的《青衫泪》和蒋士铨的《四弦秋》是这方面各有特色的成功之作,比较起来也非常有意味。     

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的地理学关系思考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主要关注空间的美学价值,这种研究理念和观照域对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的研究是一种拓展,也是华文诗学发展的自身需求。如果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置身于有意义的地理空间中,并以动态的眼光观照诗人的籍贯或占籍、诗人的区域流动、诗人的心理地理、作品的描写地理和传播地理等,那么这对于打破较为静态、单向、平面的研究无疑是有启发性的。通过地理学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其不同于中国大陆诗歌的规律:诗人籍贯地理与活动地理之间的普遍差异性,诗歌描写地理与诗人活动地理之间的明显参差性,诗歌创作地理与传播地理之间的巨大反差性。     

孔融作品用典的文学史意义

孔融作为建安文学前期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明显地体现出从汉代文学向魏晋文学转变的特征。这些特征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孔融诗文中的用典彰显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一是在用典的数量与范围上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二是在用典的方式上更加灵活多变,用典的方法有了进一步拓展;三是把文人的用典从传统的引用向真正的用典在实质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