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与代臣——兼论昌邑王刘贺与昌邑臣

在西汉初期及中期发生的激烈政局变动中,代王刘恒与昌邑王刘贺,均以诸侯王身份入承大统,由于缺乏皇位法定继承人的权威性,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王国旧臣以维系统治。由于文帝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代臣与汉大臣之间的关系,迅速稳定了其统治,亦为开启“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反观昌邑王刘贺,既不能审时度势,又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之能力,虽然力图效法文帝故事,不仅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反而促使权臣霍光迅速采取行动,加速了被废黜的过程。     

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中多黄金与西汉黄金问题再探讨——兼与刘瑞先生商榷

2016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的发掘成果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墓中出土的大量黄金尤其引人瞩目。刘瑞先生在《海昏侯刘贺墓中多黄金探析》中认为这是原昌邑王府的大量黄金随葬的结果,并进而得出不能因刘贺墓出土大量黄金而认定西汉黄金多被埋入地下的结论。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首先,刘贺墓中的黄金只是其所有黄金的一小部分;其次,西汉确实存在大量黄金,消失的主要原因应是窖藏。     

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

地方行政制度有两方面重要的内容,一是行政区划,二是吏员配备.这就是《周礼》里所说的“体国经野”与“设官分职”两大工作.正史一般都有《地理志》(或郡国志、州郡志)和《职官志》(或百官志),前者是以行政区划为框架,记载有关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因素,后者则是记录各种职官的设置与人员的配备.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行政区划(包括层级、幅员和边界)和吏员配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地理志》所反映的行政区划一般都以一个大致的年代为基础,《职官志》所说的地方政府的吏员配备也只能是原则性的情况.而具体到西汉一代而言,则《汉书·百官公卿表》连郡县两级吏员数量的原则规定也未载,因此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木牍,是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方面的宝贵资料,既有东海郡郡县两级政府极为详尽的吏员配备情况,又因为这些吏员是附着在一定的郡县上的,也就附带阐明了当时的政区地理面貌.此外还有部分吏员的升迁、劳绩记录以及该郡的人口、土地以及财政收支的材料,都有重要的证史、补史作用,本文无法全面论及,只想就一二号木牍内容挑几个例子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西汉前期诸侯王国学术之繁盛及其原因初探

西汉前期,各诸侯王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拥有特权,加之汉朝中央的政治和学术氛围都比较宽松.在这种氛围中浸染,诸侯王国的学术亦呈现出相当繁盛之势,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有汉一代甚至汉代以后的学术文化也有着深远影响.     

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长沙国职官建置论考

文章以走马楼西汉简为研究对象，从长沙王国、侯国以及属县三个层面对长沙国的职官设置及其职能进行初步考察，并就各种职官的职掌、配置以及隶属关系等问题分别予以论述。长沙王国主要以相府、内史府、中尉府三府主事。长沙相在郡守之上，主在辅王。内史主治民，其职权所涉范围甚广。中尉主治安，督盗贼。侯国如便侯、叶侯、都梁侯，与《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可相印证。属县的吏员设置丰富，如临湘县就设有令、丞、尉、左尉、掾、主治计、计丞、令史、狱史、尉史、佐、校长、亭长、狱门啬夫、求盗、牢监等。此外，对新见职官名择要作考证，如具狱狱史、主系啬夫等。     

皇权与势族的较量:从西汉前中期统治格局看刘贺被黜

西汉前中期,皇权与势族之间的较量是形成当时统治格局的主因。皇权致力于打压各级各类势族以巩固统治,受先秦"王权——贵族"社会及其政治传统以及西汉包容势族力量的制度建构等因素影响,西汉的势族始终是抑制皇权的重要社会势力,吕后专政、霍光专权皆为势族影响皇权的典型事例。刘贺被黜是西汉前中期政治格局演进的一个结果,被黜原因既不是刘贺品性问题,也非霍光为刘氏皇权着想,而是汉代皇权与势族政治集团较量过程中双方力量失衡所造成的特殊政治局面。两汉乃至魏晋南北朝的皇权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势族集团及其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亦是决定当时社会性质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的社会亦可称之为"皇权——势族"社会。     

论汉代官吏七十致仕

西汉前期,随着丞相终身制局面的打破,官吏退休制度逐渐进展,但退休后的待遇尚不固定,随意性很强。平帝二年诏令标志着汉代官吏退休享受俸禄制度的正式确立。东汉既循平帝致仕制度,又非完全恪守。汉代官吏退休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年龄,一般到70岁退休,皇帝选留70岁以上“有德尚壮”者;二是官秩,仅限于比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白虎通·致仕》的内容是皇帝意志在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上的反映,具有权威法典的性质。     

宋代武官“带职”制度探析

带御器械、閤职、环卫官作为宋代武官的三种兼带职名,最初主要作为内任供职官,随着政治环境的需要,逐步发展成为外任武官兼带的职名,由此推动了武官“带职”制度的确立.此后,武官“带职”制度的发展不仅对两宋武官制度以及军事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是宋朝“驭武之术”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宋代官制中具有特殊意义.     

赫连氏夏政权职官制度考论

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在制度建设上颇有建树,体现在官制方面,就是建立了一套"胡汉杂糅"、新旧并用的职官制度。赫连夏的中央官制构成中,既继承和保留了三公制、司隶校尉等两汉旧制的因素,也有对三省制等魏晋新制的吸收和利用,诸如尚书、中书、门下、秘书、御史台等中央行政、监察机关,在夏政权的中央官制中都有所反映。赫连夏的中央官制中,还有一套与魏晋武官制度相似度较高的中央武官系统。除中央官制外,赫连夏并不算完善的地方职官系统则呈现新旧杂糅的特征,但无论是称为州牧,还是称为刺史,赫连夏的地方长官均非虚设,而是有其实际管辖权限。     

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

流外官在隋唐时期属于国家职官系列,是“官”身,但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这一成分到赵宋时期逐渐加大,降至明清,则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他们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具有共同性。这一阶层自隋唐以后到明清时期的嬗递与演变,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研究隋唐时期流外官及其相关制度时,既应该注意考察其与吏员之间在政治身份上的渊源,又不能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从《吏学指南》看元代吏员意识

作为元代中期出现的一部吏员初习启蒙读物,《吏学指南》是元代吏员出职制度的产物,也是此段历史的有力佐证。它反映出在元代官员铨选制度下,官府胥吏在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地位的同时,更加形成了独立的自我意识。这种独特的胥吏意识的凸显,在我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中具有一定意义,应该受到必要的关注和认识。     

文吏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冲突与整合——兼论秦汉时期政治文化变迁

秦朝在法家学说指导下构建起来一套政治制度,尊崇文吏政治,要求所有官吏都坚守"为吏之道",与坚守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士人形成尖锐的对立。汉朝建立后,奉行黄老无为政治,在政治组织上层将王朝官僚机器的运行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在低级政治组织领域内仍承袭了秦朝的文吏政治。汉武帝时期,士大夫政治模式的演生,形成了士人与文吏的契合点。在士大夫政治模式下,文吏与士大夫之间的对立与纷争依然存在,士大夫在政治系统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文吏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分歧在官员与吏员之间表现得更为突出,官员更倾向于士人之理想,而吏员则倾向于坚守文吏政治。     

略论夏商西周的共主政治秩序

夏商西周的国家政体表现为一种共主政治秩序。夏商西周三代通过朝觐、职贡、从征、出仕等制度来规范与维系王室与方国、诸侯的关系。这种关系已不同于部落联盟时期各部落之间平等的联盟关系,形成了方国、诸侯按一定秩序臣服于某一共主的政治体系;但是,方国、诸侯并不构成共主辖下的政区,王与方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如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王朝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那样稳固和维系紧密。     

刘贺废黜新考——兼评《昌邑王废黜考》

霍光废黜刘贺的原因,确实是因为专权。但其废黜过程并不像廖文提出的一样,事实上,班固对废黜过程的记载是正确的。刘贺轻易被废是自身的政治斗争经验不足和当时不利于刘氏的政治环境造成的。探讨刘贺被废的实际情况和原因,对西汉历史的研究很有意义。     

政治多元:汉初中央与诸侯王国政治理论的分殊

汉初诸侯王国有着自主选择统治术的独立施政权力,因而构建了各自与中央王朝不同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些王国的政治学理论都认同中央统一的政治体制,从本质上说并非统一中央王朝的异己力量,而是在体制内寻求其生存的合法权。汉初政治学理论的这种差异性,是汉初多元一统政治体制下政治实体多元存在的政治现实的反映,它极大地丰富了汉初政治学理论建构的政治元素,成为日后统一的中国传统政治学体系构成的重要理论渊源。     

清代五城察院职官吏役构成及其选任

清代北京的五城察院，是京城重要的行政管理机构之一。其人员构成，包括巡城御史、司坊官、吏员及杂职等几部分。五城职官吏役不同的身份，使其各有不同的选任方式。清代官吏选任制度的完备，由此也可见一斑。     

高昌王令形制综论

本文认为:高昌王令分为"下令"和"传令"两种形制。"下令"以高昌王名义直接颁下,均有完整文本,见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传令"由王国中央出纳审查机构官员直接宣传,大致均为口令,散见于公文书的辞、奏、符以及一些帐中。高昌王令及相关公文书制度,应始于阚爽首次建立割据政权时期。但根据现有材料,只能从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时期说起。本文以高昌王令形制为切入点,结合吐鲁番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学术史,依次对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阚氏王国、张氏王国、麹氏王国的高昌王令形制及相关公文书制度进行分析和解说,对其与河西政权及中原王朝相关制度的继承、差异、流变进行比较和探讨,指出: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的政治传统与河西北凉政权一脉相承,与后来高昌国的制度设计不是一个概念。高昌一直实行高昌王集权体制,高昌王令构成高昌文书行政至关重要的一环。     

试论宋元的监察制度

宋元时期的监察制度,虽多因袭前代的制度,但在前朝的基础上,经过益损,更趋于完善,组织更加严细,权力更为扩大,在维护封建专制主义集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时期由于监察官兼职过多,监察官吏不重视政治品德,因此,监察组织不能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一、宋代的监察制度。 宋代的监察组织虽沿袭唐制,但在许多方面与唐不完全相同。宋在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台长官是中丞而不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多为兼职,无正员,无实任。如《宋史职官志》记载:御史大夫,“宋初,不除正员,止为加官,检校官带宪衔有至检校御史大夫者,元丰官制行,亦并     

田齐“高祖黄帝”考辨

陈侯因齐敦铭中"高祖黄帝"之语,实是田齐国家战略的宣示,关涉着田齐及战国中期的政治发展,然学术界对这句话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释读却向无认真辨析。本文系统考察此语上下文例,定"祖"为祖述之义,并进一步考明田齐祖述黄帝之旨趣乃在于以征伐王天下。兹是时代背景使然,陈侯因齐作此器铭盖在马陵之役后,其时诸侯争霸政治已发展到最后阶段,魏、秦、齐等大国诸侯皆先后开始了王天下的政治追求,战国政治经历着诸侯争霸向七国争王的转变,"高祖黄帝"正是田齐王天下的战略。但王天下非徒事征伐而已,田齐推动"高祖黄帝"战略的努力始于威王,经宣王之世,而终于涽王之败亡。     

里耶秦简职官文书研究述评

里耶秦简作为秦朝洞庭郡迁陵县地方官署行政文书,其内容广泛涉及到秦代职官尤其是地方职官的设置、称谓、省称、职权、职责、地位及其历史演进等方面,这在里耶秦简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梳理了学界关于"里耶秦简行政机构及职官的设置、称谓、省称、职权职责、职官区别与联系、官吏日常值班"等方面的研究现状。里耶秦简还广泛涉及到秦代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但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很难看到,这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