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还是缩小：差异化人际信任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

信任与风险感知的关系研究已成为风险感知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已有研究虽然探讨了不同类型信任对风险感知的影响,但是缺乏深入探讨人际信任对风险感知的影响。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深刻改变人际信任,并形塑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基于"2017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调查数据,在已有文献基础上,针对雾霾问题提出风险感知维度、人际信任类型,构建差异化人际信任对风险感知影响机制假设模型,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和结构方程等方法,验证人际信任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人际信任分为三类:亲近人信任、周围人信任和陌生人信任。亲近人信任和周围人信任不仅对风险感知产生正向效应,而且通过人际交流对风险感知产生间接效应。陌生人信任会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负向效应。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差异化人际信任对风险感知影响的内在机理,更重要的是为构建信任机制和信息机制,引导理性、科学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提供指导和借鉴意义。     

公平感知、支出压力和政治信任与社会冲突的逻辑关系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结构方程建模

根据CGSS2010年的数据,以公平感知、支出压力、政治信任为外因潜在变量,以政治功效感、冲突感知与群体性事件为内因潜在变量,研究中国社会冲突影响因素及其与冲突行为的逻辑关系。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后发现:社会公平感知越高,社会冲突感知越强烈;家庭消费支出压力感受越高,对社会冲突感知就越弱;政治信任感越高,社会冲突感知越强烈;政治功效感越高,参与群体性活动的可能性越低。而通过对双变量的相关分析则发现:地方政府信任感越低,周边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高;家庭消费支出压力越大,参与群体性事件角色的可能性越高。     

"风险社会"三论及其应用价值

风险社会理论将风险置于社会变迁的宏观考察中,开辟了从风险转型研究当代社会重大变迁的新视角.它之所以能够对当代社会做出独到的研究,正是由于其将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行动者因素和结构因素、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等都纳入研究视野,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将风险视为主观与客观的综合体.风险社会既是一种理论建构的概念范畴,也是一种基于风险的社会建构基础之上的主客观综合体.当前尤其要注重研究风险的社会建构机制.从建构论的视角来解释,当代社会并不是风险增加了,而是我们对风险的察觉和认知程度大大增加了,人们感知风险的增多,是由于社会文化与个体心理的相互作用、共同建构的结果.风险的社会建构存在着一种社会放大效应.     

应对社会风险 构建和谐社会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在的社会形态已经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征现，西方社会学家的风险理论为我们认识当代我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提供了研究视域，如何应对来自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自然的风险，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控制和治理风险，把风险降到最低程度，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政治知识成长中的"信任"因素研究——实证层面的解析

"信任"社会资本不仅对一国的繁荣与竞争力有重要的影响,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本文以南京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通过对信任与公民政治知识之间关联性的方差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深入探讨人际信任、公民对媒体的信任以及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对公民政治知识的成长究竟有多大以及何种程度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地剖析与研究,阐明提升"信任"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推进公民政治知识成长的重要意义与可行性途径。     

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与建构——基于三城市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状况调查的分析

现代风险的特点之一就是"主观建构性"。从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来看,食品安全风险兼具客观实在性和主观建构性的综合特征,大多属于一种复合性风险。基于三城市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状况调查的分析发现,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存在着主观建构因素和人为放大效应,对多重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既存在着一致性也存在着分化性特征,对食品安全责任归咎存在着加重政府责任而相对弱化个人和企业责任的现象。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特点和建构特性将使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既面临极大挑战也面临创新机遇。政府应在科学全面地把握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公众养成科学理性的风险意识,同时弱化风险的人为建构和放大效应。     

社会风险化解中的政府持续

中国社会风险的高发来自诸多要素的作用。当传统的社会结构被政治发展撕裂时,风险往往同时出现在政治与社会之中;当社会风险只能依靠政治手段方能化解时,国家功能的全面行使则可能消弭社会自我修复的可能性。社会风险因此往往与政治风险联系起来,甚至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危机。但是从逻辑上看,社会风险本身蕴涵着社会成长的内在要求,政府在化解社会风险时不能迷信于压力机制的秩序控制,而应适时调整社会政策以促进政府持续和社会成长,从而从基础上化解社会风险。     

感知风险对在线旅游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分析

旅游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互联网购物平台的虚拟性和远程性强化了消费者感知风险,它也成为影响旅游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聚焦消费者感知风险,运用SPSS 19.0及AMOS 21.0软件,构建以5个维度的感知风险为自变量、购买意愿为因变量、信任为调节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变量间相关关系.结果发现:感知风险对信任的影响差异较大,仅经济风险感知与信任呈显著负相关;感知风险对购买意愿总效应皆呈负相关;信任作为中介变量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有效地降低了感知风险对购买意愿的负向影响.     

风险的社会建构:过程机制与放大效应

从建构论的视角来看,风险的社会建构存在着一种社会放大效应.真实信息匮乏催生了无端的焦虑,社会信任缺失加强了"一坏百坏"的污名心理.信息是风险放大的关键因素,找到放大的节点,将真实信息通过不同渠道频繁重复、详细而准确地描述,可有效地预警和化解风险.     

风险社会政治秩序观初探

由社会理论家贝克发展起来的风险社会理论,是对工业革命以来工具理性独大的现代性进行反思的结果,现代风险具有决策决定性、难以认知性和全球性等特质.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传统政治秩序陷入以下困境:片面强调工具理性和进步的政治秩序观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专家治理的信任危机以及随时可能引发的"政治爆炸".重构风险社会政治秩序观应转变发展模式,构建风险管理型政府和自下而上的亚政治以及重建公众对专家治理的信任等.     

转基因技术的公众接纳与风险感知、制度信任

作为现代技术支柱之一的转基因技术,社会公众态度不一。在湖北、浙江、重庆等省市实地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制度信任直接决定转基因技术的公众接纳程度;且制度信任通过影响风险感知间接影响转基因技术的公众接纳。为了改善转基因技术的公众接纳程度,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构建充分可靠的转基因技术信息传播平台,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二是重构制度信任,促进专家—公众双向沟通机制的良性运行;三是加强管理,提高监督水平,引导公众的风险感知。     

论重大疫情中疾病的道德意义、风险与调控

现代生物医学弱化了疾病与患者个体道德之间的关联性,但并没有弱化疾病与社会政治道德的关联性。人们倾向于将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药品滥用等与管理者的错误决策和不道德联系在一起,社会性的疾病可能引发公民对相关政治立场、公共决策、人物的群体性攻击。在传染源不明、治疗手段不成熟的情况下,公众对疫病的风险认知极易处在被放大的状态,容易将其归因于社会的政治道德或某些政治人物的非道德品性和不称职,进而产生巨大的社会风险。须通过一定的社会道德调控手段化解疫情中的各种道德问题,防止因风险放大而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起良好信任关系,构建起抗疫的"共同体"力量。     

浅析课堂风险交往

风险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人们往往对风险有所忽略。本文试着在对课堂风险交往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危机教育与课堂风险交往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分析其特点,试图建构课堂中的风险交往,使学生对风险信息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并能够根据风险信息选择正确的应对方式。     

转型期社会风险预警与干预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经济转机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腐败、失业、贫富差距、公共安全、人口安全、社会信任、社会心理状况等社会风险的威胁与挑战。为了把社会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加强对社会风险预警与干预机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加快社会风险预警与干预机制的建设,转换公民角色,建立起科学的"风险"意识和健康的社会心理。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论析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当代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然而,我国社会风险治理主体单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因素致使我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通过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来实现共同治理。当前,在信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党群合作,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府合作,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社会合作治理格局,是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选择。     

卢曼的风险理论及其风险

卢曼的风险理论作为对风险本质论与风险建构论的综合,一方面将风险界定为系统在当下选择所开启的未来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运用"二阶观察"法分析了社会建构风险的机制,成为风险研究的重要学说.不过,卢曼的风险理论虽然有其贡献,但也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卢曼对风险的研究其实是其系统理论在风险领域的一次套用分析,以证明系统理论对各个社会领域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另一方面卢曼的风险理论也是对西德当时发生的一系列环保运动的反应,他关于风险/危险概念的区分目的就是为了揭示潜藏在这些社会运动背后的资本、权力逻辑.这使得卢曼的风险理论带有浓厚的现实色彩.     

现代社会秩序的政治建构:基于信任的民主

现代社会秩序的政治建构受制于民主和信任建设中的交织关系,体现为如何化解委托代理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促使政治思想家们不断探索解决路径,形成了维持社会秩序的霍布斯模式、洛克—熊彼特模式、托克维尔—帕特南模式以及蒂利模式等。基于信任的民主不仅需要加强关于政府官员的能力和素质的制度化建设,还需要培育社会资本和加强公民共同体建设,更需要强化政府和民间互动的策略性和有效性,促发信赖确证、条件满足和风险化解,以维护社会秩序。     

构建复合型的消防风险治理模式

本文以风险社会理论为核心框架,分析了我国的消防安全环境面临着人口规模大与密度高、居民的文化与科学素质低、信息传播速度快、社会信任程度偏低、治理结构不合理、城市住宅结构失衡及消防安全意识薄弱和消防知识欠缺等危害消防安全因素的挑战.从消防风险预警、控制到消除的整个过程来看,一个健康、安全的社会需要动员模式、治理模式和协商模式的协调配合.动员模式的有效性决定了其对于应对风险现实的意义,治理模式的多元参与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建立风险预测网络,而协商模式则是一种强调公共参与和讨论、做出合理决策的模式,它虽然不适合风险现实的及时处理,但是时于完善和建构安全社会更有意义.     

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下的安全风险及其治理

基建迭代,安全风险有变,治理方略有别.本文在公共管理和风险治理主题下,遵循"风险呈现—风险属性—治理挑战—治理回应"的逻辑主线,探讨国家布局数字新基建后安全风险的新变化及其治理问题.研究发现,数字新基建下,数字化安全风险激增,社会安全风险复发,政治安全风险上升,风险边界扩大、影响外溢;传统风险向新兴风险转移,目标风险与次生风险博弈,客观风险与感知风险交织,风险治理将面临"科林格里奇困境""按下葫芦浮起瓢""多安全才安全"等多重挑战.因此,数字新基建下,要积极适应新兴风险,随着风险的持续呈现和认识深化适时调整治理方略;要正视风险多元化,将原来只关注目标风险的治理框架改进为综合权衡目标风险和次生风险的治理框架;要重视感知风险,通过多层次风险沟通策略,凝聚风险共识,推动风险共担.     

风险、现代性与当代社会发展——当代西方风险理论主要流派评析

关于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景象及其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影响的争论是当前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在现代性这一当今诸多学科共享的问题背景下,依据对风险与现代性关系的不同理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层面的风险研究主要有四大流派,即风险社会理论、风险文化理论、风险的复杂自系统理论和风险的"治理性"理论。在全球化的情景和建构和谐社会的语境中,借鉴这些从风险视角透视现代化发展方向和未来的理论,从创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高度,反思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风险问题是发展研究不可忽视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