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仁政”思想

“仁政”是孟子政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仁政”思想非常丰富。“仁政”思想的提出反映了孟子制止野蛮战争和暴政、追求安定社会的美好愿望;虽有空想成分,但其进步性也是不容否认的。     

孟子的“仁政”思想对现代的价值及启示

孟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仁政"思想是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平生孜孜以求的理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孟子的"仁政"思想包括以民为本,反对暴政;减轻刑罚,减少战争;制民之产,使民以时;重视商业,轻徭薄赋等重要内容。研究孟子的"仁政"思想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和现代价值启示。     

孟子“仁政”思想中的和谐性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他在孔子“仁”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说,“仁政”是孟子的政治主张。是其经国治民的基本方针,其“仁政”思想中所蕴含的和谐治国的理念,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孟子仁政思想对孔子德治思想的超越

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仁学德治及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以民贵君轻、保民而王的民本思想为核心的系统的仁民安民、平治天下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学德治思想的极大超越,在儒家思想史乃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具突破性意义.孟子的民本仁政说与现代民主既有本质上相悖的内涵又有许多相通的精神,经剔除糟粕、扬弃改造,其对促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具启迪与警示意义,也终将显示出其对孔子德治思想之超越.     

孟子仁政思想的诠释

孟子一方面强调主观面的道德实践,有推扩四端之心,求放心等论点,另一方面对于客观面的政教规模,也相当重视。 孟子仁心与政刑并重,或者说,孟子将“仁心善德”与规矩义的“政刑”进行调和。他的调节方法,不是二元式的并立,或主次式的排比。孟子以仁心为本、以政刑相成。若以体用论的方式来看待,则是以仁心为体,以政刑为用。 孟子对于仁心寄予更多的重视,可以由他与梁惠王的对话里得解。孟子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１］孟子其实是希望梁惠王能“施仁”,而不只是效法援用过往先王的“仁政”规模而已,…     

梁启超的法治思想

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可以从下列几方面探讨 :一法治的意义 ,二法律的性质 ,三法律的制定 ,四法律的实施     

梁启超进化论思想研究

本文论述梁启超思想中的“进化论”,决定其在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梁启超的“进化论”思想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不同阶段的内在差异恰恰体现出中国思想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进程。     

西汉议禅思潮及王莽禅汉的儒家仁政礼治文化背景

王莽禅汉,是西汉后期泛滥开来的"天下不私一姓"禅让思潮的直接结果.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走向实用,灾异天谴说与五德始终说弥漫,从而成为禅让思潮此起彼伏的思想根源.王莽选择禅让,屏弃居摄与篡逆,是受先秦儒家仁政礼治思想的深刻影响.王莽因藉思潮,促成禅让,开启王权专制制度下禅让政治的先河.     

孔孟仁政思想的差异

在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中,就思想内容说是道德重于政治,就价值取向说是政治先于道德。孔子思想中政治与道德的这种分梳决定了孔子的仁政思想具有历史的可能性。孟子思想中道德的主体性消解了政治的独立性,道德的平面展开即是政治。但是从道德到政治的平面推展却无法逾越道德与政治之间主观与客观、绝对之善与有限之善的差异,因而孟子的仁政思想无法在现实中得到落实。     

论儒家的德治思想

儒家对以德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独到的贡献。儒家创始人孔子总结夏殷周三代的治国经验 ,首先提出为政以德的思想。孟子加以补充发挥 ,提出仁政德治的思想。从此 ,以德治国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治国思想。     

梁启超公债思想探微

梁启超的公债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梁启超的公债思想体现在他对公债的某些认识上,如公债是一种有价证券、公债的种种用途、公债发行的必要性、发行准备、偿债基金法的偿还方法等。     

梁启超的社会教育思想刍议

梁启超认为社会教育能起到开启民智和"新民"的作用,并认识到报刊、图书、图书馆和学会的社会教育功能,还重视社会教育的大众化问题.     

试析梁启超的社会保障思想

社会保障思想是梁启超思想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基于对近代中国灾荒和贫困各种现象的深刻认识,梁启超提出了以民生为本的社会保障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又能给当代中国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以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现代性与梁启超的佛学思想

近代佛学复兴是传统中国对现代性问题挑战的一种回应。梁启超以佛教的理性化、入世化、科学化、多元化因应现代性挑战,将佛教纳入了现代性的新框架中;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过度现代性导致的精神危机,于是他又拒斥现代性,研究以佛教为主的宗教哲学与人生哲学来陶冶心性。现代性的挑战,一方面给佛教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促成了佛教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又给佛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威胁到了佛教的生存。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作为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宣言之一,《新史学》除了呼吁“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外,还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撰述的性质和目的;激烈抨击中国传统史学。 对于前者,梁启超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把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特别强调指出: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     

梁启超民族凝聚力思想研究

梁启超的思想启迪了一个时代,特别是他团结、自强、爱国的民族凝聚力思想更是深入人心,给人以深深的启示: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国家统一、民族富强是民族凝聚力的强大基石,经济基础是一个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坚强后盾,爱国团结、自尊自强是民族凝聚力不竭的力量源泉。     

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既与他本人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关系 ,也与西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潮对他的直接影响有关系。同时 ,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反映。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固然多变 ,但其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吸收、借鉴西方新学理等特点却始终不变     

章太炎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比较

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风潮中有两种民族主义思想,一是以章太炎为主要代表,主张以文化别种族,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虽然为辛亥革命的总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这种具有种族复仇倾向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又对辛亥革命的进程与结局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摆脱了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强调民族国家观念,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奋斗的大民族主义,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     

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述论

在清末这样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新闻自由思想无疑是诸多思想中的一种。梁启超以其办报之多、专论之多、见解之深刻,是当时新闻自由思想界当然的集大成者。因此,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就显得格外重要,另外,除了其本身的重要性外,弄清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还可以透视当时的新闻自由思想界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针对目前学界对这方面关注力度不够的现状,本文通过对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的研究,试图增进我们对这方面较为深入的了解。     

略论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嬗演轨迹

晚清巨子梁启超在继承前人新闻理论基础之上,在自己长达27年的报业生涯中提出了许多新闻思想,其思想是随着新闻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这一过程充满着一个“变”字,而变中又有不变。据此,可结合梁的政治思想及其经历梳理出梁的新闻思想的嬗演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