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与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以江汉平原曙光村为考察对象

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激活和重组了农村的各种利益关系,最为明显的是土地流转的日益频繁。伴随着土地流转的大量发生,村庄出现明显的经济社会分层,主要包括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和贫弱阶层。这里的阶层分化不仅仅是职业意义上的,而且与基层治理主体直接相关。其中,半工半农阶层与"中农"阶层的形成和互补,构成了当前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通过这两个阶层的流动性与互补性,并且最终以"中农"阶层为载体,中国农村的发展就找到了最有力的支持力量。     

土地改革后苏南土地交换、租佃和买卖的历史考察

苏南在土地改革后不久 ,部分地区曾出现了土地租佃、买卖、抵押、包种、赠送等土地关系变动情况。由于当时地主、二流子被禁止出租和买卖土地 ,富农、中农担心二次土地改革 ,他们一般不敢买进土地 ,贫农、雇农没有能力买进但也不愿卖出土地 ,因此 ,土地改革后土地买卖现象并不普遍。     

革命乡村阶级结构与土地关系之嬗变——以晋绥边区西坪村为例

战争与革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绥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变迁的两个重要变量。革命乡村西坪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富农阶层地位下降,中、贫农阶层扩大,贫农地位显著上升。地权分配发生变化,土地占有更加分散,土地经营以自种地为主,租佃走向衰亡。通过抗战前后的对比,西坪村阶级结构与土地关系变化显著,向着利于中农的方向发展。     

20世纪上半期的地权变更与阶层流动——以浙江新登为例

20世纪上半期,地权变更造成土地所有权在业户之间的频繁转移。受分家析产及土地继承关系的制约,地权配置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延续性,而比重较高的公堂土地因其配置不均,也对地权结构产生了直接影响。土地产权既没有向富农阶层单向集中,导致更为严重的贫富分化,也未明显转向中农阶层,引发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中农化”。相反,土地产权整体上向贫农阶层倾斜,但由于贫农户数及比重增加,浙江新登社会阶层结构出现“贫农化”趋势。同时,由于户均土地面积下降,贫农阶层趋于“穷困化”。     

试论土地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团结中农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从土地斗争一开始,就对整个中农阶级采取了团结政策。尽管其中也有过偏差和失误,但还是最终团结了广大中农阶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正确划分中农的阶级成分是团结中农的前提条件;必须给中农以看得见的经济、政治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必须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和“单纯贫雇农路线”两种错误倾向;对富农阶级的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团结中农的效果;必须动态地观察中农问题,根据中农阶级的发展变化制定相应的政策;必须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考察中农问题的主要出发点。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农经济"——以1942年张闻天兴县14村调查为中心的研究

1942年中共领导人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调查团以土地问题为主题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兴县二区14村进行了为期近5个月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该地区农村在经济形态上属于典型的"中农化"小农经济区,即在地权分配与土地经营模式两个方面明显地呈现出以中农为主体的自有自耕性征.尽管在中共革命影响下,农村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及运行模式发生了一定变化,但主要经济形态依然是传统的"中农化"的自耕农型小农经济,惟"中农化"走向更加明显而已.     

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中农现象——基于赣北Z村实地调查

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土地加速流转的背景下,耕种一定规模土地、并作为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中农,因其与土地等资源密切关联,成为维持农村秩序的重要力量,形成了当前乡村社会特有的中农现象.从中农的产生、特点及其与土地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农对村庄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对土地使用效率、村庄治理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土地占有关系刍论

在民国时期的华北乡村社会,土地占有关系与以前相比较并没有明显的集中化趋势,而是趋于相对分散;乡村土地资源主要拥有者并非地主、富农等乡村上层,而是处于乡村社会中间阶层的中农。这种土地占有关系的出现,与灾荒对乡村上层土地扩张的制约、乡村上层的分家析产、匪乱对富裕者的冲击、传统伦理道德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     

农村新兴中农阶层与“三农”问题新解

在农村人口流动、职业分疏和阶层分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我国"三农"问题出现了新的形态,表现为农村持续和谐稳定与国家政策如何在农村有效贯彻实施、农民各阶层关系如何整合、农业增产增收与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等方面。解决这些问题,除需要国家的制度、资源和政策输入外,还需要调动农村内部主体的积极性。由于农村新兴中农阶层的主要利益关系在土地上、主要社会关系在村庄里,以及收入水平在农村属于中等,他们在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能够接应外部输入的制度、资源和政策,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解决问题的村庄主体。     

毛泽东对土地斗争中团结中农的杰出贡献

中农问题是我党在土地斗争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了团结中农的重要性,在土地斗争实践中对中农阶级进行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明确了中农的阶级属性,区分了富农与富裕中农,提出了团结中农的两个基本条件和完整的团结中农政策,为团结中农作出了杰出贡献.     

论金朝女真族农业平民经济状况的特殊表现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民族政权,由于这个原因,女真族农业平民与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的农业平民相比,经济状况明显不同,至少可以有三点特殊表现:一、可以通过国家分配的途径,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和奴婢,但赋税负担却很轻,徭役也只以兵役为主;二、中后期出现"贫困化"的原因,亦非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兼并和赋税沉重,而是因为中原生产方式的冲击和掠夺战争的结束导致的劳动力和土地的缺失,使传统生产方式无法继续进行造成的;三、国家对其"贫困化"的解决办法,也不是常见的限制土地兼并和减轻赋税,而是针对"贫困化"的特殊原因,实施了禁止其出卖奴婢、限制其出租土地、给予赐田等三项维持传统生产方式必备条件的措施.     

农民阶层分化、产权偏好差异与土地流转意愿——基于江苏省泰州市387户农户的实证分析

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现象日益明显,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土地产权具有不同的偏好,进而对土地流转意愿产生影响.土地占有权中的剩余控制权偏好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土地收益权中的生产性收益权、保障性收益权、剩余收益权偏好会弱化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而流转性收益权则会增强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土地处分权中的转让权偏好会对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产生积极影响,而抵押权、继承权偏好则会产生消极影响.农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保障程度也对土地流转意愿产生影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需要重视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满足不同阶层农民异质化的制度需求,同时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提高社会保障程度.     

农民阶层分化与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产权偏好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农民群体逐渐分化为不同职业的农民阶层,由于职业选择的不同以及生活环境的变化,农民在经济收入、产权偏好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导致他们对土地流转意愿与决策行为的选择也出现分化,因此,研究由于农民职业分化导致的产权偏好不同及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不同阶层农民的收入、教育程度、职业等的不同,导致他们对土地产权的偏好也不尽相同.对于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阶层,他们更看重承包权的稳定性、继承权等;而对于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来源的阶层,则比较着重土地的转让权和抵押权.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强化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增强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提供多样化制度供给,完善土地产权结构;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民国时期农村土地租佃中的“二东君”——以洞庭湖区为例

民国时期的资料表明,洞庭湖区农村土地租佃关系中常规的地主——佃户模式之外,还存在"地主——二东君——佃户"的特殊模式。二东君多为农村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较高,关系广泛者。其在土地租佃中代替佃户交纳押租,负有督促佃户及时纳租等责任,并获取一定报酬。二东君既为土地的出租与承租拓展了空间,丰富了土地租佃制度的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范围。但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天灾人祸频仍、农村社会经济恶化以及革命风雨的到来,二东君制度遇到了困难和危机,给土地的出租与承租带来了不便。     

客体视角下土地经营权出租政策与法规范关系的协调

“土地经营权出租”的立法表达凸显了权利租赁的形式外观,使“三权分置”政策疏离于法规范本体,进而引发了土地经营权租赁法律制度的适用问题。根据权利客体的层次理论,土地经营权并非租赁法律关系的适格客体;制度演进的逻辑表明土地经营权出租是政策性权利属性介入农地租赁流转制度的特殊立法表达;考察土地经营权租赁的运行状况,比较自然资源使用权出租制度,土地经营权出租的权利义务均指向承包地。确定承包地为土地经营权租赁关系的客体,可以巩固其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取向;在类推适用房屋租赁规则时,应以农地利用的特殊需求协调《承包法》与《民法典》的适用关系,以表彰农地利用的独特价值,维护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市场秩序。     

纪念“五四”继续反对封建思想

一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对中国人民的思想长期起着禁锢作用,正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影响极深。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土地私有制,少数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出租牟利;而广大农民没有土地或者缺少土地,终年勤劳,不得温饱。如遇荒歉,即鬻儿卖女,流落他乡。即使是中农,在封建势力虎视眈眈的威逼下,风雨飘摇,动荡不安,随时都有破产的危险。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是儒家思想(包括法家在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极为森严,稍有违反,就是大逆不道,人人得而诛之。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科学地归结为: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政权、族权、神权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至于女人,除这三种以外,还得受夫权的支配。“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     

转型期我国城市空间隔离探析

城市空间隔离的实质是社会阶层分化在居住空间上的反映。从根本上讲,市场经济的强势"嵌入"是阶层型社区产生和居住隔离复苏的根源;住房政策和制度催生了城市社区的阶层化发展;城市土地供应制度的转变对居住隔离产生助推作用;城市社会空间的隔离也是人们自我选择的结果。     

六朝"民田"的产权及交易方式

六朝"民田"系指官方承认的或者说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私人占有的耕地和废田,其所有权、收益权归属"田主"所有,可以世代继承.六朝有以所有权不变为前提,将民田委托他人经营的情况,时人认为所得收益应在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进行一定的分配.由民田抛荒而成的"废田",若经官方组织或明令允许,使用权和收益权可暂时或长期地归属开垦者所有,但所有权未作变更.六朝政府对"废田"实行这种产权政策,有利于鼓励开垦废田,较快恢复农业生产,为国家提供赋税.买卖是六朝民田私有产权让渡的主要形式,从"买地券"可以推知当时土地交易时买卖双方对产权认识的完整观念.官僚、贵族的土地购买活动对六朝土地产权的集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清代前期保定地区 庶民中小地主的发展

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始终在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上,存在着缙绅与庶民的严格等级划分。所谓庶民地主系指地主阶级中非身份性的阶层,其中尤以中小地主居多。清代前期,保定地区的土地关系中,庶民中小地主滋生发展的社会现象十分突出,清楚地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经济、政治发生深刻变化的基本特点。本文对此试加论述。     

试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中农的“左”倾错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时候是如此。”犤１犦因此，中农是党在农村必须团结和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它是关系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农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过失误，有错有纠。本文就其主要错误、对错误的纠正及错误的原因作初步探讨。一、对中农的“左”倾错误及纠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中，党对中农政策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