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乡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变迁--广西龙胜金竹寨壮族生活方式变迁研究之二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 ,金竹壮族消费结构经历了两次转型性的变迁 :2 0世纪 5 0年代土地改革后 ,消费结构由生存危机型向生存保障型转化 ;2 0世纪 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后 ,又由生存保障型向温饱型转化 ,并逐渐向小康型过渡。随着家庭经济收入的增加 ,金竹壮族消费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在未来 5— 8年内完成由温饱向小康的转型。目前阻碍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的主要因素是传统消费习惯中的不合理消费行为 ,需要加以引导和调节     

武陵山区古代少数民族社会治理与结构变迁——以老司城遗址为中心的分析

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治理少数民族社会的一种职官体制,是从羁縻制度转化而来,这一转化不仅是政治一体化逐渐强化和内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区域社会结构过程。本文以土家族地区老司城遗址为中心,从身份等级、宗族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变化来分析这一变迁脉络:一方面,"国家"采取多种治策如朝贡、册封和军事征调等不断加强对民族区域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民族区域社会在与中央权力的互动过程中则建构起自身"地方"自治的权利架构和统治秩序。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基本模式和要素都受"国家"因素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区域社会"地方"对"国家"的认同不断加强,民族区域社会的内在体系建构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     

治理视域中传统节俗的社会功能探析——以桂西南壮族乡村“三月三”为例

桂西南壮族乡村的"三月三"节俗以其包含的节日模式、道德评价、文化认同及交往交流等要素在维系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将乡村治理寓于节俗活动之中,关注节俗民生、重塑孝道价值、整合精品民俗等,"三月三"节俗才能以更丰富的形式、更高的品质助推乡村社会走向善治。     

中国乡村的城镇化进程

中国乡村的城镇化进程体现在货物、资金、人员和信息的流动,这些流动已经在过去的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所有这些变化都没有离开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的迁徙的机动性.     

试论壮族消费生活方式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壮族地区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和经济收入 的增加,壮族的消费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消费形式的消费量增加了,新的消费形式不 断被引进,表明壮族的消费生活方式多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与现代化相矛盾的畸形 消费行为,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加以正确引导。     

现代化对壮族语言文化变迁的影响

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变迁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转变,逐渐消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人口流动的加剧,逐渐瓦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传承的群众基础;社会阶层的分化,逐渐解开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维系的情感纽带;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普及,日益改变了壮族语言文化的生存土壤;现代化所滋生的工具合理性,日益使壮族语言文化发展受经济原则支配.另一方面,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当代壮族劳动生活方式的变迁

劳动生活方式是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对经济分化和职业分化、劳动生活、劳动生活中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采用三个侧面的描述和分析 ,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壮族劳动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     

社会资本视域下民族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本文借助社会资本理论探究民族作为社会资本的价值,通过社会资本与民族对话的展开,解读少数民族乡村共同体中民族作为社会资本的生成及载体价值,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背景下,探求民族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有机整合与少数民族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理论路径。     

社会治理视阈下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实践路径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西北地区城镇化建设进入了全新的转型期。一方面,在国家“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向西开放等规化与举措的推动下,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迅速。另一方面,因利益等因素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潜在的新型城镇化问题依旧存在。本文在介绍西北地区城镇化概况基础上,总结了西北地区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存在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偏低、利益非均衡化、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从发挥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的社会保障作用、用文化认同引领农民市民化过程、多管齐下解决新城镇市民就业等几方面提出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实践路径。     

论壮族乡村人口外流与传统农业耕作文化变迁——以壮乡伏台为例

改革开放后,壮族农村社会卷入了外出务工的浪潮中,大量青壮年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直接影响了壮族农村的社会文化和生产生活,尤其体现在壮乡传统农业耕作实践与耕种文化诸多方面的变迁上,包括农业内卷化状态的改善,劳动工具使用的变革,及以耕作歌消逝、农业祭祀仪式消亡和传统节庆习俗没落等为呈现的耕作文化变迁.     

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变迁论

壮汉双语教育模式是指在教育教学中壮汉两种教学语言的具体结合方式.广西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发展历经壮汉双语单文模式、壮语文主导模式、壮汉双语同步教学模式和汉语文主导模式等形态,其教育目标呈现出从汉语言文化教育→壮语言文化教育→培养壮汉兼通人才→开发双语教育多重功能的不同内涵及时代特征.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发展变迁既受到语言环境变化等外在客观因素的制约,也有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认同、语言态度等内在主观因素的影响.目前,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中出现了多种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并存的良好格局.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变迁的研究,可以给我国民汉双语教育规划提供有益的启示.     

特色村寨建设、民族文化旅游与反贫困路径选择

民族村寨旅游作为文化旅游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它的兴起与发展在拉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威胁,在当前保护与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时代背景下,特色村寨建设对民族文化保护、人居环境改善、产业体系构建等方面所提出的内在要求,促使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与思考民族村寨旅游中存在的问题,并探寻推动民族村寨旅游进一步发展的对策,从而更好地与特色村寨建设主旨相结合.     

“边疆”再探:概念、类型与治理路径

“边疆”的本质属性涉及人口及其密度,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从“边疆”的人类社会属性上讲,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则是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根据边疆社会属性的两大维度——安全与发展程度的高低,通过2×2矩阵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纯粹型、控制型、相对型和中心型.在此基础上,总结抽象出边疆治理的基本路径:安全优先模式、发展导向模式、“钟摆”模式和安全发展并重模式.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壮族民间造物的设计观念解析

壮族民间造物观念可以分为实用为本观念、因地制宜观念、因材施技观念、因人设计观念以及融入传统文化的观念.壮族民间造物观念对现代设计实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