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民“国民化”:民国时期边政学的一个核心议题

民国时期的边政学者重新界定了边民概念,将其理解为“边疆少数民族”,并从主权、领土和中华民族角度论证了边民的国民身份。在此基础上,他们批判了历史上边民在边疆社会身份体系中所处的“私民”或“奴隶”地位,强调要保障边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同时主张通过扶持边疆教育来塑造边民的国民意识。这些观点汇聚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边民国民化”议题,反映出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边民观念的转变趋势。其间所形成的丰富成果,在研究视角、历史叙事、议题选择、分析方法等方面对今天的边民研究仍具有启发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维护西藏边疆领土安全的协同行动——以民国后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为中心的考察

自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后,关于中华民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就不断地深入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国人对“中华民族”观达成一致的认同。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后期,由于英国政府借中英结盟抗击法西斯之机以及印度政府独立初期的大国梦,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人民、反民主的国内战争,使国际影响力下降等因素构成了英国和印度在西藏边疆地区蚕食中国领土、教唆西藏地方民族分裂等危害中国边疆安全的主要原因。国民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针对英国和印度两国政府在西藏边疆地区的侵略行为,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共同采取了抵抗侵略、外交抗议、回击民族分裂等措施,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职业教育政策研究——以西北边疆为例

随着边疆战略地位日益提升,出于开发与建设边疆、抗战建国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和实施了诸多边疆职业教育政策。其内容主要关注于设立学校,培养师资、保障生源,完善体制和筹措经费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社会影响。在其影响下,西北边疆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完善,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喇嘛职业教育。受多重政治力量博弈的影响,边疆职业教育发展具有复杂性,它客观上完善了边疆文化体系与教育体系,其局限性在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中应引以为鉴。     

中越边境边民互市中的族群互动与国家认同——以云南地西北边民互市点为例

当前中越边境沿线的边民互市点,超越了简单的经济和集市范畴,具有广泛和重要的政治、社会、文化内含。搞好边民互市点的建设和管理,对促进我国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族群互动、增强国家认同、维护边疆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跨境谋生:现象与策略——以广西那坡县那孟屯中越边民跨国谋生个案为例

中国西南边疆有着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特点,跨国族群之间借助地缘的便利,持续着亲密的血缘、亲缘交往,从而塑造了两国边民之间特殊的共享社会资源、和睦共处的生动画面。以那坡县那孟屯边民跨境谋生个案为例,以文化策略为视角,运用经济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不同时代边民的谋生方式进行描述和分析。以此探讨边民如何借助身边有限的文化资源,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提升为一种文化策略的发生,最后演化为传统知识并运用到现实生活之中。     

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实践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

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实践,是新时代以来党推动边疆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成功实践的系统论述和经验总结,具有共同性、开放性、可持续性等地域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三个共同体”构成了边疆地区现代化实践的三重演进逻辑。研究表明,坚持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措施;坚持把统筹安全和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指导;坚持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新疆成功实践的主要表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实践为世界各国解决边疆问题提供了一条可选择、可复制的现代化道路。     

经济史、等级与再分配——20世纪中国边疆土地制度的人类学研究综述

土地制度改革是20世纪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中相当重要的一项内容。土地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与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等问题关系密切。土地制度研究对中国的重要性源于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特别是边疆地区与东部地区处于不同的历史情境,因此研究中国现代性的历程时,边疆土地制度研究显得尤为必要。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的边疆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土地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可以按照三个不同的脉络进行梳理,即经济史视野中的边疆土地制度研究、封建社会研究中的土地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土地制度研究。今天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边疆土地制度时,必须关注国家、市场和地方封建社会遗产之间的共存,以此作为反思中国现代性构成的路径,这是费孝通“多元一体”理论的应有之意。     

基督教与川康边疆建设 ——以边疆服务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四川西康民族地区开展的一系列事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川康边疆的建设和发展。小学的兴建,改善了川康边民的教育环境,促进了边疆教育事业的发展;医院的开办,使边民首次接触了西医,促进了西医业在该地的兴起;农场的创建,扩展了该地农牧业的饲养范围,为川康民族地区培养了一批生计干事,更新了边民的农耕观念。同时,边疆服务运动在边民的信仰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以上措施在客观上积极促进了川康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     

边界、边民与国家——跨国民族研究的三个面向

边界、边民与国家是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出现之后,世界范围的近现代国家边界逐渐形成,如今任何国家都以国家边界为治权界限.边民的出现是由于国家边界的出现而出现的,跨国民族往往属于边民的一部分,而其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即国家边界的存在.因此,跨国民族研究主要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面向,即边界、边民与国家.当代国家无一不是追求边界、边民与国家的有机统一,跨国民族在国家未来发展走向中, “和平跨居”是最好的选项.     

公安田野调查:公安学研究与人类学方法的一次交叉尝试——兼对田野工作在公安学相关领域应用的初步探讨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学科的标志性研究方法.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通过长时段、深入性地观察与访谈,呈现研究对象的真实状况,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为抽象新概念和建构新理论做准备.在公安学相关领域中,公安学相关研究者可以采用田野调查方法以揭示真实世界中的公安工作实践,从多个维度考察公安机关运作逻辑及公安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内在机制,尽量完整地呈现公安工作实践的真实过程.公安学相关研究主题借鉴人类学研究方法既有助于激活公安学相关领域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又有利于提升公安学相关研究的理论建构能力.我们提出并讨论了人类学与公安学进行学科交叉、可能性及重要意义.公安学与人类学进行学科交叉是一个有待公安学学界同仁开发与拓展的新学科交叉领域.未来的研究议题需着重关注公安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和研究主题.     

生境、情感与边民社会网络:中越跨国婚姻研究实践与反思——以云南马关县金厂村为例

跨国婚姻作为历史上一种边境地区人群的常态化通婚形式,因民族国家边界管理方式的存在而演变成为边境地区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中国大陆学者在跨国婚姻的动因、身份困境与管理机制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但仍未能形成一种具有社会文化整体观观照的研究范式。其核心原因是未能将边地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国外学术界关于跨国婚姻的研究及边地社会整体性的社会网络纳入到综合讨论之中,因此显示出了个案研究丰富,而研究深度、广度稍显不足的状况。所以,我们需要结合实证研究,综合三种研究视角推进跨国婚姻研究。     

多元共生视野下的藏彝走廊族群关系——以大理邓川坝为例

位于藏彝走廊云南段的大理邓川坝,汉、白、回等族群共同生息繁衍,和睦共处,演化至今成为区域民族团结的典范.文化调试与族际互动构成了邓川坝族群关系的历史与变迁的两条主线,并显现出环境共居、文化共享、经济互联及社会互嵌的共生特点.     

找准路子是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关键——以内蒙古边境小镇恩和俄罗斯族民俗家庭游为例

我国人口较少民族近十年的发展情况表明,找准路子是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关键.在国家和上级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的俄罗斯族和华俄后裔依靠发展俄罗斯民俗家庭旅游、乡村游,成功找到了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子,为其他具有自身特殊性的人口较少民族谋求发展路子提供了借鉴样本.人口较少民族虽情况各异,只要找准切入点、选准突破口,凭借各自的资源禀赋条件,就能找到适合自身实际的可持续发展路子.     

官治、 自治与土司治:民国时期云南腾龙边区的保甲制度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云南省政府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保甲制度,并将保甲与自治合一办理.滇省最具实力的土司多位于滇缅交界的腾龙边区.官方力图以现代化、统一化的区、乡镇、保、甲(闾、邻)的层级体系重组土司区域原有的行政区划,打破传统的组织架构,进而真正实现乃至强化其对边区基层社会的控制.具备强大生命力的土司制度却一仍其旧,虽有行政权力的冲击,但其组织大厦并未因之而轰然倒塌.土司名义上成为设治局统属下的区长,可其权势依然十分强大,乡镇保甲长等职务多被土司公署所垄断.设治局下的乡镇保甲之新建制,“管教养卫”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自治更是徒有其表.概而言之,尽管实际情形与推行保甲制度的预定目标之间尚存有巨大差距,但地方政权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已日趋增强.与之相对应,土司的权力也逐渐显露出萎缩的态势,基层社会业已强烈地感受到政府所施加的影响.     

作为研究视角的“社”信仰——以广西龙江流域村落历史及祭祀习俗为个案

本文在回顾近代以来与“社”这一概念相关的研究的基础上,从广西龙江流域宜州市一个普通村庄的历史叙述及当地“做社”祭祀习俗切入,分析村落“社”信仰生命力的来源,认为“社”源自于自然崇拜,承载着道德规范的力量,建构起信仰与禁忌相互依存的社会观念.与“社”相关的信仰与祭祀习俗在历史与当下的多重内涵,及其存续方式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足以使之成为切入民间社会研究的重要视角,在田野实践上构成一种方法论.     

象征人类学视野下黎族丧葬仪式研究——以海南省三亚市梅村为例

丧葬习俗不仅是民俗现象,而且是集多种社会功能于一体的重要文化仪式.文章在较详细民族志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深描”手法对黎族独特丧葬仪式进行阐述,试图借助“过渡仪式”理论分析仪式主体人的行为和心理结构,旨在探索黎族丧葬活动的结构转换及其象征意义.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分析

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实现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然成为当前国家亟需解决的难题.边疆民族地区不仅是中国的“窗口”,而且是国家稳定与繁荣的关键性、战略性区位之一.与国内其他区域农村相比,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具有人口分布差别化、宗教信仰复杂化、语言文字本土化、民族文化多样化的特征,致使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更具挑战性.只有树立了共生共存的边疆农村治理理念,才能实现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的现代化.     

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居民"五个认同"提升路径研究——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四

对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靖西市、那坡县、东兴市居民的抽样调研结果表明,跨境婚姻家庭主妇的国籍和户籍问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对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认识的不足、基层治理能力等是影响调研对象"五个认同"的重要因素.及时有效解决嫁入中越边境的越南妇女的入籍问题、坚定不移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度、深入推进族际文化交流以提升族际认同、教育引导群众正确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突出增强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引领力等是提升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居民"五个认同"认同度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