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流转现状及其政策改进——基于江苏、广西、湖北、黑龙江四省(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利用江苏、广西、湖北和黑龙江4省(区)的调查数据评估现行农地流转政策的执行效果,探讨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行农地流转政策。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府促进农地流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日趋活跃,促进了农地集中,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户农地流转满意度较高,农地流转基本遵循"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初步实现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和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但也存在农地流转总体水平不高、农地行政性调整时有发生、农地流转自愿程度下降、农地流转签订合同比例不高、政府引导和管理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因此,通过适时改革农地集体所有制;农地流转既要坚持自愿原则,又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作用;采取明晰农地产权、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对转入土地农户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并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农业职业培训、在加大农业补贴发放强度的同时将农业补贴发放给粮食种植户等可以更好地促进农地流转。     

农户兼业及其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影响

本文兼顾日本和我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兼业标准,提出了划分农户兼业的新标准。文章分析了我国农户兼业的地区差异和阶段性差异两大特征,将农户兼业分为前期成长、中期平稳发展和后期分化3个阶段,并据此推断我国农业生产的兼业化与专业化并存会成为一种常态。文章认为我国农地流转呈现流转规模逐年增长、地区差异明显和流转主体趋向多元等3大特征,并利用Log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分析了农户兼业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简单地认为农户兼业会妨碍农地流转是不妥当的,有些地区兼业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概率并不必然显著低于纯农户和非农户;农户农地转出比重与农户兼业程度呈现U型曲线关系。模型结果显示一些地方农地转出受到了行政干预。文章最后提出5点政策建议。     

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行为影响因素及制度启示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受国家农地政策及相关制度设计导向、地区经济市场发育程度、农户自身的文化情感因素等影响,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促进农地合理、有序流转的制度建设和相关政策措施的建议。     

我国农地流转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及其实现的法制保障

我国农地流转中政府应确立适当引导和分类指导,提供中介服务和市场环境建设,弱化土地上的社会保障等角色定位。目前政府在角色承担上仍存在流转法律法规不健全,流转服务体系未建立,农村金融支持不到位,社会保障措施不完善等偏离现象。应着力解决健全流转的法律法规,明确政府的服务职能,加大流转的金融支持,完善农村的社保体系等问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土地流转与农地滞留

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可分为流转和不流转两种,而流转又分为转入和转出。一般而言,"理性"的农户如果寻求非农就业,那么就会将农地流转出去;如果选择继续农业生产,那么既可能转入农地也可能不流转农地,从而滞留于农地。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基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对农户的流转意愿及实际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新农合显著地改善了参合农户的健康状况并提高了其流转意愿;(2)对于发生农地流转的农户而言,新农合住院乡级、县级、县外三级补偿比例以及年度封顶线等指标尽管影响了其转入倾向,但这些作用并不显著,不能确切地说明该制度导致了农地滞留,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追踪和研究。本研究为更好地促进劳动力转移,减少农民数量,推动人口城镇化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视角。     

如何有针对性地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基于苏、桂、鄂、黑四省(区)99村、896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基于江苏、广西、湖北、黑龙江4省(区)99个样本村、896户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刻画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时空变动规律,并实证分析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3年间,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日趋上升,农户家庭劳动力特征、土地特征、资本特征、土地确权特征以及村庄环境特征中均有变量对农地流转存在显著影响,但全国层面和分省(区)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存在差异,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要促进农地流转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农地流转政策的普适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一方面,要围绕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目标,在明晰农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地承包权、放活农地经营权的基础上,在全国层面上离析出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影响因素,据以制定有普适意义的农地流转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在遵循国家农地流转方针、政策的前提下,认真分析各地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所在,采取契合当地实际的促进农地流转的举措,使中央农地流转政策"落地生根"。     

平台模式下农民合作社与供应链协调研究——以农户主导视角

针对众创平台模式下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供应链协调问题。在农地流转背景下提出了一种农户主导供应链的多阶段斯坦科尔伯格博弈模型,设计了一种集中决策模式和四种分散决策模式,考虑了风险传递、决策优先权、边际成本和风险成本问题,构建了农场主、合作社、小农户和平台以农户数量（或合作比例）、土地流转收益、增产率和期望销售目标等共同影响的利润最大化模型,得到了最优土地流转收益和最大化利润所满足的方程;发现农户数量（或合作比例）、收益分配率、销售目标等因素都会对最优解产生影响。通过数值模拟,发现农场主（或合作社）优先权可以提高农场主（或合作社）利润;在一定条件下,合作社模式可以实现供应链协调;在农场主（或合作社）模式中平台和小农户利润通常是较低的;在供应链协调和小农户利润不降低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有效途径对平台利润差额进行补偿以保证合作社模式持续均衡。     

云南省农户林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自2003年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家庭经营已成为南方集体林区主要的经营形式。但森林培育是规模经济相对显著的部门,如何通过合作和市场交易促进林地经营权流转,优化资源配置,是林业政策设计者必须注意的问题。本文以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云南省各地的实地调查,把握农户林地流转的行为特征,分析影响农户林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户林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心理契约再定义——基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户心理契约分析

本文认为心理契约存在的制度环境过于狭窄,通过对贵州省农户农地流转调查笔者发现农户农地流转同样存在心理契约,并且心理契约受到流转对象背景、民族习俗和租金状况的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心理契约新的定义。     

如何破解农地流转的需求困境?——以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例

当前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的瓶颈并非供给不足,而是缺乏需求.因此,如何创造有效需求是进一步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的关键.本文利用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简称"新型主体")能否成为农地流转的需求引擎.研究发现,新型主体既能通过自身农地需求直接拉动农户出租土地,又能促进农户投资间接带动农户租入土地.但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与务农比较收益有关,非平原地区务农比较收益低,新型主体以直接拉动效应为主,而平原地区务农比较收益高,新型主体以间接带动效应为主.在各类新型主体中,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自身农地需求大而具有显著的直接拉动效应,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互助联合能带动农户之间的农地流转,而农业企业暂不具有显著的农地流转效应.最后,本文发现新型主体可通过促进农地流转提高农地整体利用率,并进一步提高农业产出和农户收入.研究表明,新型主体能成为破解农地流转需求困境,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户收入的有效抓手.     

农地制度、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现有的农地制度备受争议。本文认为,土地经营权流转能促进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它的推广将使现有的土地制度得到完善,从这一视角研究农民收入问题可以填补已有文献的空白。本文借助2000年和2012年的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平均处理效应(ATE)和受处理的平均处理效应(ATT)方法,实证分析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土地流转能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实证结果表明,在平均意义下土地流转能使任意样本农户家庭和已流转土地的农户家庭的收入分别增加19%和33%。本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鼓励和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可能是促进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和完善现有农地制度的一个新途径。     

农户自发性土地流转行为机制研究：仿真、验证与应用

深刻认识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行为对于完善农地流转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而现有研究聚焦于流转结果，缺乏对流转决策过程和行为机制的深入考察。本研究利用仿真模型模拟城镇化和农村老龄化背景下农户开展土地流转的行为规则和动态过程，基于现实数据进行参数校准后的模型所输出的结果得到了样本村实际土地流转数据的验证，其在多个模拟场景下的初步应用为农地流转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直观的参考。本研究揭示了异质性农户自发性土地流转的决策机制和自下而上农村土地集中化的发生机制，为在更为复杂条件下考察土地流转和土地集中的机理和演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基准模型，也为开展农地流转政策实施效果的事前评估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     

现代农村耕地使用权流转的管理机制研究

本文从我国农村耕地流转的现实情况出发,针对土地流转中存在土地流转不规范、市场化程度低、社会保障不足等制约土地流转的问题,从健全管理机制、完善扶持政策以及为土地流转创造综合条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建议.     

农户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意愿和模式选择调查结果分析——基于对浙江省杭、嘉、湖、台、甬的实地调查

本文基于对浙江省杭、嘉、湖、台、甬的实地调查,着重对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和模式选择的五个最主要类变量因子:农户家庭特征、产权稳定性、社会保障(日后保障)、土地流转收益和政府行为进行阐述和模型分析,探究影响农户进行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并据此提出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解决利益分配和监管问题、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等五个方面的建议。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进展

为了实现保护耕地的目标,盘活城乡土地资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我国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政策上从禁止到适度鼓励和引导做了较大改变,也为学术界关于农地流转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本文试图从土地产权、农户个体行为和土地流转市场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梳理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的主脉络。     

奉节县推进土地流转的调查与思考

正如何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在保障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通过加快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带着这一问题,笔者深入乡镇、村组、农户和龙头企业,对土地流转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     

有关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分析与探索

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业规模经济效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心在于改革当前农村土地制度,而土地流转是其改革的主要方向。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目前仍处于较低层次,存在土地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流转收益低、流转过程不规范和土地流转期限短等问题。为此,要平稳、有序地推广土地流转,严格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规范土地流转过程,创新土地流转形式,并积极探索土地流转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新农村动态

"兰西模式"成为黑龙江土地流转样本黑龙江省最近在兰西县扶贫开发现场会上特别推荐了兰西县土地流转的模式,即采用"企业+基地+农户"模式,拉动土地规模流转经营,并对科技、金融及农业装备等生产资料进行集中管理。该省扶贫办要求,今后每个村的土地流转规划面积达到耕地面积50%以上,同时要科学确定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组织形式。     

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障探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城乡统筹进程的加快,土地流转的规模逐渐增大,流转的模式也越来越多样。伴随着这一趋势,土地流转中一些不和谐因素日益突出:如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有关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土地流转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等。正是由于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出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一再受到损害。本文首先总结了农民权益受损的现状,再针对这些现状提出了保障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的对策建议。     

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土地流转研究

新时代的农业现代化要求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实现乡村振兴。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是新时代农业现代化的制度基础。"三权分置"的改革不只是推动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在经营权流转前先要流转农户的承包土地,实现土地的集中和统一规划,积累土地资本。在此过程中流转的是承包地,农户的承包权没有丧失,只是改变承包权益的实现形式,农户通过承包权的股权化,取得货币收益。在土地集中和统一规划基础上进行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其目标是根据发展现代品质农业、提高附加值要求选择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是以土地资本来选择土地的经营者,以推动现代生产要素进入农业和农村。"三权分置"下土地流转的意义要充分评价。如果说农村前一轮的改革实行承包经营体制是释放和激发农民的劳动活力,实现劳动的价值,那么这一轮的"三权分置"的改革则是释放和激发土地活力,实现土地价值,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