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完善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必须确立构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这一理念,然后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具体的实践模式.改革与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土地换保障",为此,应明确"土地换保障"制度下的保障对象,分类、分层制定具体的保障办法,并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专项基金.     

加快农村土地流转 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土地是农业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土地制度完善与否,土地流转机制是否适应现代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必要性和意义、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如何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提出了几点建议。     

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及其法律对策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权益得不到充分有效保护,其根源就在于法律制度上的缺位.保障农民权益,实现农民权益,必须加强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建设.     

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权利的保障——以宪政为视角

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我国宪法对农村的经济体制、土地制度以及农村基层自治制度进行了基础性的规定。这些规定为我国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提供了宪法保障。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宪法和相关法律在制度安排上也存在着对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方面的不足。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农民的主体地位能否得到确立、农民的各种权利能否得到尊重,是新农村建设得失成败的最终衡量标准。     

农村社会保障缺失下的土地撂荒问题研究

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土地还承担着农民社会保障的功能.随着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农业生产功能和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一是土地的保障功能与生产要素功能的矛盾;二是发挥土地保障功能与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的矛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替代农民对土地的保障依赖是消除农民后顾之忧,促使农民放弃土地承包权,确保土地流转,加强土地集约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撂荒问题.     

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与就业安置及社会福利政策趋向

农民"失地"是为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做出了贡献和牺牲,因为大部分农民是在非自愿的条件下被迫离开土地,既然他们为了公共利益放弃了最基本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那么政府就应该为他们提供合理补偿.如果在城市化进程中,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使农民能够以"土地换身份"、"以土地换职业"、"以土地换保障",让失地农民直接转变为具有一定就业能力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市民,那么,也就不再会存在因城市化而带来的"失地农民"问题了.     

我国农村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劳动对象和经营基础,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是农民权益保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然而在我国土地征用实践中,由于对征用基础的"公共利益"界定不清,导致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农民的权益难以保障,农民利益严重流失.要保护农民的利益,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提高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     

强制性制度变迁到诱致性制度变迁——“普惠制”新农保可持续发展的变迁路径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我国老农保制度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动力,诱致性变迁乏力导致了老农保制度供给不足并锁定在无效率状态。而普惠制新农保的创建是一种强制型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关注的主要是效率目标,其决定因素不是外在压力和财政能力,而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机。普惠式基础养老金保障了新农保的社会性和强制性,有利于缩小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差距,但不能明显提高农村内部养老保障的公平度,且没有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要保障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必须实现强制型制度变迁向诱致型制度变迁的转变,采取措施提升农民的制度需求,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     

耕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路径选择

我国农村在本世纪20~30年代将全面进入老龄化,以耕地为主的农民占农村人口的比重大,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少,养老保障隐患突出。应发挥政府财政支持作用,尽快建立符合我国耕地农民特点并与其他社保制度、财政金融等相关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妥善解决以耕地为主的农民养老保障问题。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问题及其对策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农民的命根子.虽然历来土地征用法规均有保证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的原则要求,但按原用途补偿而不充分考虑农民现实生存和未来保障的现行制度,无法使失地农民生活得到长期和稳定可靠的保障.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构研究

失地农民问题是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但是,在全面、正式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难以充分建立的情况下,土地实际上担负着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功能,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丧失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也由此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如何尽快地为失地农民建立安全而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农村社会稳定的关键,也是促进工业化、城镇化稳健发展的重要环节。     

贫困地区农地保障功能的重构与拓展--以政府为中心的法律制度构建

农地是农业的基础,也是农民乃至整个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农地提供的保障功能应该是多层次的,但是目前贫困地区农地的利用现状极大地制约了农地保障功能的发挥,因此必须在保护农民利益和保护农地的基础上政府有义务和责任通过制度的完善,构建适合当地经济水平的农地利用制度,实现农地保障功能的最大化和合理化.     

当代中国农民利益表达的制约因素分析——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视角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在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实现农民利益表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人大代表结构不合理、代表与农民之间缺乏联系、代表质量得不到保证、人民代表大会会期过短等缺陷与不足制约着当代中国农民的利益表达。     

略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构建

我国农民应该获得社会保障的保护,没有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有关农民的社会保障主要有社会养老保障、社会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应通过完善相关的立法,建立符合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有政府适当补贴和农民适当支出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保有关农民的社会保障切实落到实处。     

农民平等权保障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保护农民的平等权利,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首要的是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我国现行农地制度的不完善,特别是城乡土地产权二元结构对农民土地权利的歧视,使得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在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上存在严重的权能缺失,农民既缺乏维护自己权益的法律保障,又缺乏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实现,需要创新土地制度,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完善权利救济机制.     

论工业化过程中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自然因素与制度因素

工业化开始以后,自然因素和制度因素的作用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会是无止境的.工业化进入到后期以后,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劳动力素质的相对变化、财产的结构性变化、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变化、农业部门资金融通条件的变化、政治权力结构的新变化等各种自然因素的作用会促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转趋缩小,同时政府推行的系统性的农业、农民和农村保护制度(包括面向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直接的资源调配制度、保护农业和农民利益的贸易制度、农业投入支持制度、有利于农业和农民利益的融资制度、针对农业和农民的保险支持制度、维护农业和农民利益的财政制度、保障农民利益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农业和农民利益的政治权力分配制度等)则会进一步推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在工业化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自然因素和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同样既有自然因素的作用,也是系统性制度调整的结果.     

农用地征收导致农村资金外流规模估算研究

中国现阶段的城乡二元化土地制度决定了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要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必须经过国家征地程序,而这一过程就形成了农村资金外流的主要渠道之一。征收农用地的收入不断增加,已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尽管给部分农民带来短期收益,但难以给被征地者带来长期根本保障,且给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影响。长期看,最有效的办法是取消政府土地征收制度,但目前基本可行的则是规范和完善相关征收制度,并采取切实措施允许农民个人参与土地市场交易。     

农村财产制度改革与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构建

对于大多数农户而言,其主要收益性财产是土地、住房和村民共有的村级集体资产。但目前我国农村产权制度很不完善,产权主体不明确,农民对自己的财产不拥有完整的产权,农村产权市场缺失,城乡居民房产实行大小产权一房两策制度等,使得农民的资产未能充分发挥增收动力源的作用。因此,十二五时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推进以保障农民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为目标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构建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当代中国农民的健康权

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1949年以来,中国根据干部、工人和农民三种不同的身份,建立了三种不同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城镇建立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干部和工人享受国家医疗保障,在农村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则在市场化改革中走向解体。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当今中国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借鉴世界各国医疗保险的基本经验,从宪法的高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尊重、保障和实现亿万农民的健康权和社会保障权,是中国医改的战略选择。     

制度缺陷与农民生态权的缺失

生态权是农民与生俱来的权利,是农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作为权利主体,农民参与生态权维护有利于实现环境正义.提高环境效益.然而,由于我国农村环境资源产权关系不清晰、农村环境保护法律边缘化、农民环境信息知情权缺失以及农村民主制度建设不到位等制度的原因,造成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生态权严重缺失,农村生态保护主体严重缺位.因此,需要从立法完善、参与权的确立、信息公开、利益驱动以及公益诉讼等方面切实保障农民参与农村生态保护,重享良好的生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