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历史——再谈影视史学

本文是作者于1996年发表的《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一文的姊妹篇。作者是想通过影视史学来展示当今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新景观。文章以历史影片《鸦片战争》为主要个案,从史学理论的视角再谈影视史学。     

影视史学的演变与发展

影视史学是在现代科技发展和历史学本身变革的交相催产下产生的一门新学科.它的出现为历史学领域注入了新的气息和活力,也成为史学研究新的领域.影视史学概念的问世不仅表明影视等视听媒体可以用来表现历史,而且也表明影视史学和传统的书写史学可以比肩发展.     

影视史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影视史学是历史学与现代影视以互补与反馈为基础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新学科。它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艺术性,科学性要求影视史学求真,艺术性要求影视史学创造;影视史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永远是两条渐近线,这两条渐近线只能无限接近,而不能完全重合。     

再论史学观

史学观谈的是历史学的工作如何开展,历史观谈的是历史活动如何进行,历史观与历史学的关系是间接的,史学观同历史学的关系是直接的。史学观既可以被看成是对历史观的理解方式,又可以被看成是对历史学的理解方式。史学观作为历史观的理解基础,必须始终保证历史学的理解本质不被任何非理解力量所浸蚀和破坏。使历史学成为一种现实批判的思想活动,成为一种具有思想价值的现实批判     

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

史学批评 ,是史学的自我审视和总结 ,即对史学实践活动及其理论形态的反思认识。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史学批评的正常开展 ,有利于推动史学发展、促进史学规范的构建乃至史坛学风的建设。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

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近来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现状及其重要性出发,阐述了20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的密切联系,指出中外史学交流史为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论证了中外史学交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工作的积极意义。深入开展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应是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史学危机与史学意识

“史学危机”呼声的出现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反应和初步调整。两次“史学危机”高潮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对史学意识的刺激作用也有差异 ,同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突破单纯批评的角度 ,对史学危机进行研究 ,是发掘它与史学意识内在关联的重要前提。     

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

史学的特点在于它并不是由它的构成所决定的.相反,每一构成它的成分的本质和它们所组成的结构的本质取决于史学在一种文化的整体中所处的位置与所扮演的角色.即使这些构成成分的性质改变了,史学在整体上的性质也不会随之改变.史学由一个旧的道德视角转向一个新的框架体系时产生的冲突实际上是"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的对立".在这一冲突之前,历史研究在西方是属于认知的领域,在东方则是一套规范体系.一个半世纪以来东亚史学尽管接受了现代西方认知型史学的方法,但它的规范性和公立性却依然故我,在根本上保留了其规范型的特征.规范制约了形式,而形式排除了认知的可能性.规范型史学在经过"元史学"的反思后,必将为通向认知型史学的新的阶段扫清障碍.     

兰克史学与史学专业化

19世纪德国伟大的史学家兰克利用学科分化的有利时机推动了史学专业化的步伐。兰克对于史学专业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确立了史学研究的对象 ,奠定了鉴别史料的原则 ,明确了历史写作者写作时应持的原则 ,特别是对于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更是兰克对于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兰克史学对世界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兰克史学在今天仍不失其积极意义。     

民间写史与学院史学:对立中的共谋

民间写史以叙说历史的新方式、解读历史的新视角、审视历史的新观念吸引了大批读者。民间写手注重讲故事的写法,暗合了学院史学领域对于历史叙事的复兴。历史通俗化是民间写手和专业史家都能参与的一项事业,也是一项共同的责任。对于历史应当怎样书写这一问题的回答,民间写史与学院史学之间并无原则性的冲突,它们都主张尊重历史真实,坚持正确史观。作为一种历史的民间书写与学院史学之间的对立只是历史的表象,它们在历史叙述与历史分析的问题上,在历史通俗化的目标和历史书写的标准上尽管不能重合,但至少是有共同语言的,通过对话,由对立走向共谋,是二者共同的历史任务。     

近代史学期刊的分类、特点及其影响

史学期刊是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事物,对近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发展过程以20世纪20年代初期史地类期刊的兴起为标志,此后又有了历史语言类期刊的产生,再至20世纪30年代史学类刊物的开始大量创办,最终导致了专门史类史学期刊的产生,这一过程表现出近代史学发展不断专业化的发展趋向。由此可知,自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中国学人不断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转型,这一转型从理论到实践,迟至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实现。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上)--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

民族主义文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17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分析民族主义文学的共性,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下)--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

民族主义史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 17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 ,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 ,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 ,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 ,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 ,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 ,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 ,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 ,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 ,分析民族主义史学的共性 ,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 ,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五十年来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

五十年来,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成绩斐然,在资料、观念、研究视角以及西方当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引入方面都颇具特色。本文分三个时期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成就和特点作了评述。指出,在60年代以前,其研究仍属40年代大陆风格的延续;至70年代中期后,始进入较大发展时期,研究队伍扩大,视野日见开阔,方法上亦一破过去偏重文献考证的路数,趋向于多元化;90年代以后,除研究广度有显著推进外,更因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的变动而显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特点。     

《周易》与民族历史思维

研究历史思维对认识民族史学的特点和创新史学十分重要。《周易》的整体思维、丰富的历史意识、通变的运动思维及凝结其中的忧患意识、重民观念等,对民族史学特点形成和民族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华民族史学“究天人之际”的自觉、总结历史盛衰的修史大旨、创新精神和在学术上吸纳兼融的开阔胸襟,都与《周易》有着直接的联系。     

叙事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以修昔底德的写作策略为例

本文以修昔底德研究为个案,分别从史学理论界、史学史界和普通史学家群体等三个层次,分析引入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进而揭示叙事理论对史学界的影响,以及现代史学史上理论与实践的特殊关系。     

人类学视角的引入对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从20世纪新史学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与交流,中国学者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并形成了21世纪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之一。从编史学的角度入手,结合当前中国史学界在这一对话中的努力,以及学者们的实际研究成果,可以从理论上来论述人类学方法以及视角的引入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包括观念的更新,方法的改变以及研究领域的扩展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编史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北朝史学的发展及特质

北朝史学处于各民族由对抗走向融合,国家由分裂趋于统一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在史官建置、修史机构创设、史学理论探讨、史学著述水平等方面都有发展与创新,具有自己的特质,成为凸显学术文化的亮点。而长期战乱、南北对峙造成的文化荒芜及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世族庶族矛盾的错综复杂斗争等,又对北朝史学的健康发展多有制约,打上了鲜明的政治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