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叙事性原因探析

~~词的叙事性原因探析@康建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宁夏银川750021传统观点认为,词的典型特征是抒情,因而很少有人从叙事的角度对词加以研究。由于中国诗歌传统、词产生的渊薮以及词的功能等因素使得词具有强烈的叙事性特征。加强词的叙事性研究,能够拓宽研究视角,加深对词体的全     

论杜甫七律的抒情特征

杜甫诗歌向有"诗史"之称,其诗史性不仅体现在叙事性极强的古风中,也体现在以抒情见长的七律里.杜甫创造性地完成了以抒情反映诗史内容的创作方式,在诗史中仍把抒情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而<秋兴八首>等诗篇则通过抒情的反复咏叹和客观意象主观化,体现了其"篇终接混茫"的美学追求.意象密集和音节错位所造成的鲜明、强烈的艺术效果,也是杜甫七律超越初盛唐七律之处.     

《现代抒情与抒情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散文艺术及其传媒语境研究》评析

《现代抒情与抒情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散文艺术及其传媒语境研究》[1](以下简称《现代抒情》),是青岛大学王金胜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王金胜的研究视野非常广阔,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自我认同”问题有着很深的认识.近几年,他的研究领域又扩展到了现代散文的理论研究.一直以来,散文理论研究,都是文学研究的难点之一.其原因在于,散文的文体意识,与意识形态相对疏离,在表征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性上,不如小说、诗歌等文体那么明显.散文更多地表现出情感的个体性和多样发散性.从抒情性的角度,阐释和理解当代散文,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从抒情性到叙事性:诗歌“知识型构”的转换

叙事性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被称为当代诗歌的一次“审美转向”.本文清理叙事性观念的产生和演变,辨析对它的误解.本文认为叙事性并未改变诗歌的抒情性品质,而是在社会转型中,在对现代性诗歌观念的接续和回应中,实现了诗歌“知识型构”的转换.     

新的审美感知与艺术表现方式——中国现代散文化抒情小说综论

本文选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新的小说艺术体式——散文化抒情小说(注)作为研究对象。在首先把它作为一种准小说流派,追溯其发展轨迹的基础上,重点是把它看作一种边缘交叉文体,一种新的小说艺术体式——抒情——叙事性小说体式,系统分析了它的艺术特征与审美优长,然后附带考察了它的兴衰原因。全文除引言外,正文分为三大部分,计五万三     

平白中的深蕴——浅析于坚叙事性诗歌的诗美特色

于坚的叙事性诗歌具有极强的平民色彩,本文从于坚叙事性诗歌的文本层面及叙述中“叙述者”的姿态上细致入微地阐发其诗歌的诗美特色,以显示其平白中的深蕴。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古诗十九首与中国文学的抒叙传统

诗歌是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主要载体。古诗十九首历来被视为纯抒情诗,但实际上它又具有一定的叙事因素,前人的论述也曾涉及它的叙事特色。把古诗十九首放在中国文学抒情、叙事传统共存互动的视角下观察分析,既可使艺术鉴赏更趋细腻,又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文学史并非"就是一个抒情传统"独存独尊,而是抒情、叙事两大传统双轨并进、共存共荣的认识。     

主体色彩映照下的乐府诗作——鲍照乐府诗风格述论

鲍照所有的乐府诗作均是自我观照,自述情怀之作,诗的主体色彩强烈而浓厚。他刻画的种种人物形象,笔下描绘的种种情事,都是因为人生艰难与不幸的种种经历而起,隐藏在诗歌背后的是“我”,抒发的是诗人自己对人生无穷无尽的感喟。鲍照乐府诗是抒情性诗歌,也是叙事性作品,它们与强烈的主体抒情色彩相联。鲍照乐府诗创作采用了流动的叙事方法,与他亦雅亦俗的乐府诗体相应,诗的语言也兼具雅俗。这些艺术风格极大地影响了后世。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元人宋诗研究的系统省察

元人的宋诗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勾勒宋诗版图;二是界划宋诗流派;三是论评江西诗派;四是论唐宋诗因革;五是编辑宋诗选本。这五个维度既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又互相融通,从不同视域展开、丰富、深化和完善了宋诗学理论的内涵,为此后的宋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人在宋诗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上的贡献。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元祐"批评观

无论是评人论学,还是品诗论文,<四库全书总目>素有简明扼要、持论公允之称.但对于宋代诗歌批评,喜用"元祐"做褒义评价.这种积极评价与文学史上的宋诗批评无直接联系,而是四库馆臣从政治偏向上做出的正向判断.这是由于元祐党人在北宋末年遭到残酷打击后,南宋以来"最爱元祐"的政治倾向影响所至.这对晚清同光体诗人标榜"元祐"为诗歌鼎盛的"三元"之一,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其实,"元祐"并不具备宋诗鼎盛的代表意义,今人沿袭这种说法,是值得重新思索的.     

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     

宋代童蒙教育兴盛的原因及意义

本文通过对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重文文教政策的实施以及文化事业发展状况的分析,阐明了宋代童蒙教育兴盛的社会历史原因,揭示了宋代童蒙教育在普及文化教育,提高社会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促进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通过文化传播,维护宗法制社会和封建统治的历史文化意义。     

论山水审美中士人的主体建构与人格完成

山水诗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灵境界。山水审美参与士人主体的内在建构和心灵完善,是对传统政治人格的极大补充。这一参与建构的过程呈现出历史阶段性：晋宋山水突出了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士人打开了一个相对独立于朝廷、政治的审美境界,为个体人格注入了非功利的审美因素,山水的审美品貌和依托形式也大致确立;唐人山水突出了情理的和谐交融和感性生命的自由舒展,创造出壮阔雄浑的山水兴象和秀逸明净的山水诗境,但中唐的文化转型造成传统人格的萎缩,也使山水境界从荒野林泉转向都市亭园,启迪着宋人的山水新路向;宋人山水突出了对宇宙人生之理的关注,将山水也纳入人文精神的范围,宋学中理学标举的天理本体与苏轼蜀学所提倡的情本体,使士人在山水中定位的理想人格朝不同方向发展,并对明清以后的山水美学与人学产生深刻影响。     

宋代“千家注杜”原因考

在杜甫迈向“千古第一诗人”的道路上,赵宋一代的“圣化”是其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宋代,对于杜甫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上,还突出表现在其人格上。杜甫甚至成为有宋一代时代精神的楷模。在宋代,学杜诗、传杜诗、研究杜诗成为一种风尚,从而形成蔚为壮观的“千家注杜”的局面,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文章从杜诗思想、杜诗艺术、雕版印刷、文化素养等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     

论花间别调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花间别调的出现反映了诗学传统的强大影响力。不同于花间正声的局限于艳情,花间别调以词咏史、描写乡土风物、展现塞外风云、歌颂隐逸,题材相当广泛。在艺术手法上则注重词的叙事性,多向民歌学习,抒情主体性较为明显。究其成因,一方面是文学传统自身沿承、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传统情志观离合的一种体现。可以这么认为,花间别调不仅仅是中唐文人词的进一步延伸,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出现意味着多元化的词体走向,使词没有完全陷入艳体的窠臼。正是在花间正声与花间别调的合力下,词逐渐完成了由晚唐五代向北宋的过渡。     

论宋诗中的晚唐风

“唐音宋调”之谈已成公论。唐、宋诗歌风貌各异,两者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综合社会发展规律与诗歌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来看,宋诗并没有绕过唐诗的影响。宋诗中的晚唐诗风这一特殊文学现象即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体现。从“晚唐体”在当时的盛况及宋初与宋末前后呼应的情形可见晚唐诗风在宋代的接受史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论诗如论禅——严羽"以禅喻诗"方法论辨析

“以禅喻诗”是严羽最重要的论诗方法,引起了数百年的争论。这一方法抉择,是宋末诗学理论话语缺乏更新机制的必然选择,是时人诗禅相喻的时代风尚所造就,也是严羽自负才力,深切体会唐宋诗风的差异,志在宗唐抑宋、定诗宗旨的慧心独具所引致。     

从《静夜思》的两个英译本看唐诗英译的艺术美

唐诗是一种重要的文学载体,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美是艺术家对现实生活进行创造性反映的产物。文学作品中的艺术美大致可分为偏重于再现的叙事类和偏于表现的抒情类两类。《静夜思》是唐诗中经典的抒情类作品,通过《静夜思》对不同版本译文的比较,阐述在唐诗英译中所体现的抒情类艺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