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1933—1935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软"、"硬"电影之争。这次论争在左翼电影批评家与软性电影论者之间展开,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本质、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倾向性、批评的基准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政治立场、文学与艺术观念以及电影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场论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软性电影理论与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及新感觉派的文艺观都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依据。     

“粉色浪潮”——拉丁美洲左翼政党的兴衰

上个世纪末,在国际局势变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及外生经济冲击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许多拉美国家的左翼政党掌握了政权,迎来了被称作"粉色浪潮"的左翼运动高潮。然而,近两年来,由于经济不景气和左翼政党任期内的政策失误与腐败等问题,拉美主要国家的左翼执政党正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可能导致"粉色浪潮"的消退。由于中国在拉美有大量的投资和贷款,"粉色浪潮"的消退可能导致中国的经济利益严重受损,亟需调整经济与外交政策予以应对。     

论“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的融合与碰撞

"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五四"文学发轫之初,就夹杂着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受"五四"文学的影响,左翼文学也常常带有鲜明的"五四"启蒙意识。但"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本质的差异,使得两者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冲突。这种碰撞冲突的关系在蒋光慈、柔石、丁玲等作品中有很好的表现。从"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的融合矛盾的复杂关系可以看出延安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复杂性的一面。     

从身体到精神的解放——解析博亚尔的戏剧诗学

著名的巴西左翼戏剧理论家奥古斯多·博亚尔创立的“被压迫者诗学”继承了自皮斯卡托、布莱希特以来西方左翼戏剧理论传统,在意识形态上接受了西方“新左派”的影响,在戏剧美学上融合了后现代理念。它是一种建立在左翼一贯的反叛精神与革命性基础之上的行动的、解放的诗学;追求被压迫者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全面解放;强烈的左翼色彩,使它具备了独特的戏剧美学价值和意识形态意义。     

“生活世界”与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阻碍交往的诸多因素反思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一、"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理论假设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今天的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了。在"纯净"了"语言"、"主体间性"、"生活世界"、"交往"、"理解"这些概念之后,哈贝马斯在澄明的、通透的,同时又是人类共同的、普世的、可以通约的理性(知识)的基础之上,创建了一个令人明知不可达到但又无限心向往之的交往乌托邦。     

1933年的左翼“新人”:周文的地缘小说(上)

周文的地缘小说是在鲁迅影响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是通过1933年出现一批左翼青年作家的地缘小说创作显示其独立价值和意义的,反映了新文学向中国社会更广泛区域的延伸,是左翼小说的"独立"发展要求的体现,周文战争小说建立起了对边缘省份底层社会人生形态特有的文学感受和表现方式。     

文艺与意识形态交错纠缠的开始——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与胡风事件

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无论是对于五四新文学还是旧形式的认识和评估，胡风和左翼同仁均表现出了如下差异：胡风的理论偏激和失当主要属于认识或理论视野的局限，而左翼同仁的理论偏差则主要来自意识形态的策略操作。双方所代表的“大众化”理解和“现代性”逻辑都可以从毛泽东的论述当中找到根据。胡风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创获仍然围绕着“主观战斗精神”这一核心。“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拉开了胡风事件从“文艺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序幕。     

左翼学案:周扬与“两个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时间最长的一桩学案。从1934年周扬提倡"国防文学",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胡风彻底平反,"两个口号"论争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发展进程中一再成为文艺运动的聚集点,因这次论争而导致的"周扬派"与"鲁迅派"的分化在左翼文艺运动和建国后的文学史上演绎了说不尽的恩怨沧桑。周扬是这一学案的主要当事人,从左联解散,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历次文艺运动,他的命运沉浮始终与"两个口号"论争息息相关。虽说周扬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左翼文艺运动史",但实际上,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都深陷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纠纷而不能自拔。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要么是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用政治批判方式解决文艺问题,要么是从宗派观念的角度纠缠于历史的或个人的是是非非,这两种途径都无法真正解决"两个口号"论争的矛盾冲突。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个人恩怨的消解,从文艺理论上确立"两个口号"论争的对话与潜对话状态,是解决"周扬派"与"鲁迅派"历史矛盾的正确途径,也只有从文学理论意义上寻求对话的基点,才能使"两个口号"论争的理论遗产转化为建设性的文学资源。     

1933年的左翼“新人”:周文的地缘小说(下)

从周文30年代小说的变化可以看出,这批左翼"新人"在起点上更为统一的地缘小说创作并没有发展起来,这与茅盾的创作和批评的影响直接相关,更有他们自身的局限,可见胡风30年代对"客观主义"批评的左翼文学发展意义,他们的地缘小说创作更需要通过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得到真正发展。     

马克思主义影响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整体上的理论自觉意识是在20世纪30年代表现出来的,这与马克思主义影响直接相关。20世纪30年代较为完整的批评理论首先出现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文学批评家中,突出表现就是建立起整体阐释框架和＂历时性＂观照方式的＂作家论＂。左翼文学批评直接带动了20世纪30年代文学批评整体上的发展,具有说服力的是1936年完成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庄子注》所言的是“性”本体吗?

郭象关心万物的"性",他给予"性"以"分"、"当"、"极"的规定性。但是"性"只是理性思维下的产物,它作为理性的规律性要求是很难达到本体的。为了消解这种主体与"性分"之间的知性关系,必须上升到更高的程度之上。     

“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中的两座历史丰碑

“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之上 ,都是围绕“生产力”、“社会全面发展与全面进步”、“人民利益”等根本内容展开 ,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论成果 ,都研究和解决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中的两座历史丰碑。     

胡秋原与苏汶在1932

胡秋原与左翼作家虽然都抵制“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等,但出发点不同。胡秋原反对“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左翼则认为“向进步的方向勇敢迈进,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才是文学现实存在的惟一正确形态。这样,双方实际上都同时成了对方的否定对象。胡秋原对左翼的批评更多是有的放矢,且不乏真知灼见。苏汶同样反对文学一味的政治工具化,主张创作自由,一些见解还更具独到之处。     

"俄苏体验"与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

中国作家的“俄苏体验”作为现代革命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丰富了左翼文艺界的革命想象、异域感受;反衬了民众的生存境遇;影响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促使1928年中国文坛发生了“革命文学论争”;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与理论建设。这就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     

澳大利亚学者迈克尔·怀尔丁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迈克尔·怀尔丁的学术活动主要围绕创作、文论和出版3个中心进行。作为"新左翼"的代表人物,怀尔丁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现在他的文艺批评中,分别表现为跨越差别的丛林友谊、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解构主流精英话语的历史宏大叙事。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新左翼"无法撼动澳大利亚"右倾"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末逐渐式微。尽管怀尔丁的社会主义思想本质上有矛盾性,但他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从“左联五烈士”向“龙华二十四烈士”的还原——兼谈所谓《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叙述矛盾”

中共党史上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牺牲者是在反对王明而集会时被告密,从而遭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故对事件真相的揭露和对暴政的抗议长时间受到来自国共双方当权者的禁锢阻挠;而二十四烈士之中的柔石等五位是左翼作家,鲁迅和"左联"冒着生命危险悼念同志和朋友被害,揭露事实真相,使"左联五烈士事件"造成的影响远大于"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这并非鲁迅和"左联"有意掩盖"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真相,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向外界揭露真相的唯一途径。     

论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群的“国家”话语问题

"东北作家群"是中国左翼文学中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在东北地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多民族文化相互交织的文化景观下,东北广袤的黑土地孕育了特殊的民族心理与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和浓郁的地域色彩;另一方面,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家破人亡的惨状,东北作家群体裹挟着家仇国恨的激愤,他们富有情绪化的创作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鲜明的国家意识,稍显稚嫩但却深切而真实,形成一种"国家话语"的另类书写模式。正是这种"另类"模式吹响了国家话语书写的时代号角,不仅对同时期左翼文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自身也蕴含着独特的审美价值。     

浅谈中国画的“留白”艺术

“留白”在历代中国画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留白”不是简单的空白，是精心安排下的空白，是构成中国画形式美的重要因素，是建立在中国美学基础之上的审美观念的产物。本文从中国画的“气韵”、“虚实”、“意境”与“惜墨如金”四个角度对中国画的“留白”作了分析。     

冲突：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

20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建立了新的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话语空间。尽管此时“左”倾话语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权威话语 ,但在任何社会中 ,话语不可能只是一种声音 ,一种完全和谐一致的声音。“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对于“左”倾话语的批评就昭示了这一来自异端的抗议。左翼文学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是政治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冲突 ,不同于权力政治或实践政治的对抗和冲突 ,然而这一冲突共同支撑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时空 ,双方在客观上形成张力 ,防范着不被同化 ,也防范着走向极端 ,对文学的多样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程度范畴形式化的语法手段:固定格式

程度范畴的形式化手段分属于词汇、语法和语用等不同的语言层面,固定格式是程度范畴形式化的语法手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运用过程中,程度范畴形式化的固定格式主要是通过十六种形式来体现的:"还要"/"更要"/"都(要)"+A;A+数词/量词/数量词(组)/("得"+不定量形容词);副词+A+"(也)没有"/"不过"+"了"; A+"着呢"; A+"之极"/"之至"/"至极";A1+"得"+"不能再"+A2;A1+A2+"了";A1+"得"+A2;A+"得"+("都")+V/VP;A+"似"/"像"/"如"+N;A+"得"+"什么似的";A+"了去了";哪……也没有……A……;A,"以"+N+"为甚"/"为最";指示代词+A/AP;"完全"类副词+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