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裴頠“崇有论”研究的误区

裴(頠)认为天地万有,也即"群本",自己就是自己的本体,万有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互补相资的一面,贤人君子如果能够察其"理迹",观其"往复","稽中定务","大建厥极",确立儒家名教的"宗极"地位,那么宇宙的和谐就不难实现.在那么遥远的古代,裴(頠)就看到万物共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即在当今的世界,对于人类的和平繁荣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重审裴頠与贵无论之关系

裴頠对贵无论有着双重态度,一方面为对治西晋元康时期偏执空无的贵无论,他提出了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崇有论体系,但受限于对治情境,这个体系依然存在层次缺失,并因此制约了其理论的深入;另一方面在追求整全真理的意义上,他实质又肯定一种"真正"的贵无论,认为它通于融贯有无的最高哲学。就其批判的现实指向看,裴頠的崇有论旨在针对当时的贵无论,而无意针对王弼贵无论乃至整个魏晋前期的贵无论思潮。进一步就学理看,裴頠的崇有论其实也无法对王弼贵无论乃至后来有所偏执的阮籍贵无论构成真正有效的批判。所以无论从事实或学理角度,崇有论都不适合被整合进魏晋玄学"有无之辩"或"自然与名教之辩"的逻辑闭环之中。如若淡化对思想史特定发展逻辑的强调,崇有论的思想意义或能得到更好揭示。     

走出裴(危页)“崇有论”研究的误区

裴(危页)认为天地万有,也即"群本",自己就是自己的本体,万有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互补相资的一面,贤人君子如果能够察其"理迹",观其"往复","稽中定务","大建厥极",确立儒家名教的"宗极"地位,那么宇宙的和谐就不难实现。在那么遥远的古代,裴(危页)就看到万物共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即在当今的世界,对于人类的和平繁荣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裴頠《崇有论》校释

裴頠字逸民,是晋朝的“名士”,也是一个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在当时各政治派别争夺政权的斗争中,为赵王司马伦所杀。他的著作有《崇有论》和《辩才论》。《辩才论》大概是讨论当时所谓才性问题的,还没有写成,他就被害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崇有论》,《晋书》把它完全载入裴頠的传中。《晋诸公赞》说:“頠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故著崇有二论以折之。才博喻广,学者不能究。”(《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照这个说法,《崇有论》共有两篇。《惠帝起居注》说:“頠著二论以规虚诞之弊,文词精富,为世名论。”(《世说新语·文学》注     

试析裴頠自生而必体有思想与"贵无论"的对立

魏晋玄学家扬弃两汉经学之束缚，转而关注于对于本体论的见解，都以“贵无”为主张。裴颇出于对儒家正统的维持，提出“自生而必体有”的崇有论进行驳斥，主张务实。     

从董仲舒看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思想的特色和功用

董伸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大一统思想的首倡者,中国封建神学唯心主义体系的创立者和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以董仲舒为支点,上溯孔孟下及程朱,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形而上学思想的特点和它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非同寻常的作用.     

庄子与郭象——从《逍遥游》《齐物论》及郭注谈起

文章从《逍遥游》《齐物论》及郭象注释,探讨庄子与郭象思想的差别与联系。庄子以"小大之辨"指点人们从浅近的功利追求脱出,而成就"逍遥游"。此为"无我"的"天地境界"。其形上学为借宇宙论开出的"齐物"论与借认知反省建立的齐"物论"。郭象则通过破解"小大之辨"使人们回归每个个人之"自然性分",以"自得之乐"为"逍遥游"。此为"当下个我"的极度彰显。其形上建构为指认个体任何存在方式与变化样式具至当性的"万有独化"论。郭象在思想脉络上仍属庄学的进一步开展,其"有"论与裴頠的"崇有论"在学理与价值取向上有原则区别。     

裴子野集团与梁武帝之关系

裴子野集团虽不是一个政治集团,但它与梁代的最高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除却旧交友善的关系,裴子野集团中人能得到梁武帝的倍受关注,就其原因而言,主要还是这批人在许多方面都与梁武帝理想中的文人极其相似,主张重学复礼,重质轻文等。同时,他们的史学著作和品行修养也奠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深得社会名流的称赞,也成为梁武帝理想中文人学者的典范。     

柳宗元与河东裴氏交游考论(一)——柳宗元与裴墐

一代文宗柳宗元一生交游广阔。但是,在这些交游之中,有一个向来为世人忽略的视角,那就是柳宗元与河东裴氏家族的交游。据考,柳宗元一生交游的河东裴氏人物近二十人,这其中有姻党、上司、同年、僚友、父执以及国相。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地位、立场、成就与在文学上的地位、创作、理论以及他们的做人原则和生活情趣等等无疑都对柳宗元产生了浸染、发明和推动的作用。研究柳宗元同裴氏家族的交游无疑对解读柳宗元的内心世界和文学作品大有裨益。同时,这对于研究唐代的文学创作、婚姻制度、世族制度以及裴氏文化也同样具有很大的作用。裴是柳宗元的姻党,以他为中心,柳宗元与之交游的圈子里有六人。通过经史互证的方法对柳宗元笔下的这些裴氏人物进行了探析,可以还原几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     

黄檗禅学与裴休、李忱

禅学的发展兴盛是与士大夫知识分子相互作用的结果。黄檗禅学作为晚唐由洪州宗向临济宗转化的一座津梁，这一特点体现得尤为突出。本文对黄檗禅学与身为国宰的裴休及皇帝李忱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剖析，并由此对冉云华先生推崇宗密的观点提出异议     

试析《三国志》裴注中的注音

裴注在正文中为生僻字、多音字注音,采用直音、反切注音,共70例。直音有38例,反切有32例。     

裴頠“宝生存宜”的道德思想

在总体上 ,裴危页虽反对贵无论“有生于无”的思想 ,强调万物为“自生”,但又认为“道”决定万物。在道德上 ,他提出“宝生存宜”的人生价值思想 ,以人的自然为“宜”,肯定人的欲望 ,但反对纵欲 ,强调该把欲望调节在“节中”的位置上 ;重视“风教”(道德教化 ) ,并推扬物质手段在实践操作上的润滑作用 ,这些至今仍不失其合理的意义。但是 ,他肯定带等级性的道德现状 ,其落后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裴铏传奇》之“他者”呈现及原因

《裴铏传奇》小说在主奴关系、性别话语、门第异族、负义失约、隐含作者等方面体现出他者和自我的关系。他者始终被置于自我权力中心之外,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成为工具和牺牲品。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裴铏《传奇》戏剧重写研究

裴铏《传奇》是中晚唐时期一部具有极高艺术造诣的传奇集,它对后世戏剧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书在流传过程中,众多文人墨客对其进行了重写,产生了大量的派生戏剧作品。对裴铏《传奇》戏剧重写的作家作品进行总结,并对重写动机和重写方式进行分析是必要的。     

《三国志》裴注的复调意义

陈寿《三国志》因其简略基本上只提供了历史大事的纲要,裴松之的注补引录诸书呈现出历史情景曾经的复杂与生动。以陈寿志为主,以裴松之以及二百多种著作为宾,在宾主对话中,陈寿志正史的权威性被颠覆、被解构了,而历史本真的头绪纷繁、意向杂乱以及主题阐释的多元性则被复活了。裴松之注补《三国志》主要不是历史学家的态度,而是文化学者或文学家的态度。惟其如此,裴注在文学史与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裴注的开放性思维对后来说话、戏曲等伎艺以及历史小说的发生发展功莫大焉。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从"故事"转换成"情节",裴注的意义更是不容忽视。     

裴鉶的道教情怀与《传奇》的宣教倾向

晚唐作家裴鉶的文言小说集《传奇》是一部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著作,长期以来一直被治小说史者所重视,因为它成了唐代小说的文体共名。其实,这部小说的作者裴鉶是一个具有道教情怀的文人,而他所创作的小说集《传奇》,是一部顺应崇道潮流、宣传道教文化、神仙思想的作品。     

裴铏的道教情怀与《传奇》的宣教倾向

晚唐作家裴铏的文言小说集<传奇>是一部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著作,长期以来一直被治小说史者所重视,因为它成了唐代小说的文体共名.其实,这部小说的作者裴铏是一个具有道教情怀的文人,而他所创作的小说集<传奇>,是一部顺应崇道潮流、宣传道教文化、神仙思想的作品.     

刍议王弼的言意之辨及其贵无论的建立

汉魏之际由于社会人事的需要,形名学得以发展。王弼依托这一理论为基础,对言意之辨进行了新的探讨,并依此援道入儒,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诠释,从而建立起以无为本的贵无理论,为当时已被士人所广泛认可的圣人人格的指向、君主材质的规定以及政治生活中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等现实问题,在本体论的高度上提供了一种理论的支撑,亦并开启了魏晋玄学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