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框架与理论资源:胡风左翼文学批评再认识(一)

胡风批评理论建立在"三根理论支柱"之上,汲取了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理论资源,又受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启示;同时,又是在与"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自然主义"倾向的对立和斗争中形成的,建立在对左翼文学创作的切实感受与认识之上,是通过他的左翼文学批评发展起来的。     

“大师的批评”之另一面——论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局限性

30、40年代的沈从文,是京派小说的“大师”级人物。沈从文在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写下大量的批评文字。作为“大师的批评”,沈从文的批评文字的确有独到之处,但其局限是非常明显的:个人艺术趣味对其文学批评的制约;对左翼文学现象作简单化排斥、抵制所反映出的批评家学术立场的缺失;对理论的轻视与排斥所表现出的轻理智主义倾向。     

法国文学取向的中国新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一）

文学革命倡导与新文学独立发展之间有不同的历史要求,新文学需要向文学审美形态转化与深化,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形态建设具有首要的意义。“诗”与“散文”的分裂,是19世纪法国文学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诗”与“散文”及其关系的认识,是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审美建设的重要内涵。从中可见,陈独秀仅仅建立起了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学通道,更体现新文学独立发展意义的穆木天与沈雁冰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却起到明显不同的作用：穆木天为‘嗷文化”的新文学注入了‘恃”的内涵,这有助于新文学向文学审美形态的转化,沈雁冰则更表现出对文学革命倡导观的延续和套用,在他的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中,“散文”与“诗”是截然对立而难以相容的。     

对“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形成标志的再认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信把城市斗争看得比农村斗争更重要,没有明确地把小块红色政权与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所以不是"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形成的标志;1938年11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报告,把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先占领农村,后夺取城市,明确地当作革命道路问题提了出来,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最终形成。     

毛泽东在“多事之秋”的沉着应对与 理论思考——纪念“一论”“再论”发表六十周年

毛泽东认为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巨大动荡。为了应对这一严峻挑战,他主导《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社论,表达了中共对待个人崇拜的正确态度,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1933—1935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软"、"硬"电影之争。这次论争在左翼电影批评家与软性电影论者之间展开,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本质、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倾向性、批评的基准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政治立场、文学与艺术观念以及电影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场论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软性电影理论与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及新感觉派的文艺观都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依据。     

马克思主义影响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整体上的理论自觉意识是在20世纪30年代表现出来的,这与马克思主义影响直接相关。20世纪30年代较为完整的批评理论首先出现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文学批评家中,突出表现就是建立起整体阐释框架和＂历时性＂观照方式的＂作家论＂。左翼文学批评直接带动了20世纪30年代文学批评整体上的发展,具有说服力的是1936年完成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关于“本质”理论认识的过程及其重大意义——兼论十七大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深化

“本质”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尤为重要，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系统考察“本质”理论认识与实践的历史，不仅有利于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和自觉性，而且对于理解十七大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再次深化及其建设的战略部署、对于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过劳死的四大成因（二）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过劳死”正在悄悄蔓延，并逐渐危害着我们的健康。本期“健康与保健”与您一同继续关注这种问题!     

“布鲁斯-方言”批评理论与“黑人性”表述

当代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家休斯顿·A.贝克的"布鲁斯-方言"批评理论以黑人的布鲁斯和方言土语解构了西方主流批评话语及其文本模式,拓宽了人们对文学批评及文化的视野,并彰显出黑人文学独具特色的言说方式和"黑人性"特征,为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和文本解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和有效模式。     

“五四”精神的坚守：丁玲文学批评综论

丁玲的文学批评活动贯穿几乎整个20世纪,经历由认同批评到政治化批评,再到自由民主批评等发展阶段。由于丁玲身上永难磨灭的“五四”精神印记,她的文学批评即便在充满政治化大批判的极“左”年代也始终葆有鲜明的人道情怀、现实关注及独立自主与诗性发现的“五四”精神。这既是现实形势发展和文学创作演变在批评中的反映,更体现了丁玲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执著坚守,给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以深刻启示。     

刘若愚的“形上理论”与文学批评史上的“道流”之说

刘若愚的中国形上理论,实际上是古代"文从道流"之说的一种现代说法。该说从"体用"角度来思考文学艺术问题,由此带动作家论、语言观与境界论的深刻变革,并将中国艺术经验上升到普遍的艺术哲学的高度。只有联系宋学体用论资源,只有从现象学走向存在论来思考文艺自性,才能够澄清形上理论的中国文化内涵及其世界性意义。由于学界包括刘若愚未能充分注意到这两点,故而使得所谓形上理论常常被误解成"以西释中"的注脚,其价值也被严重低估了。     

关于“国民文学”的倡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二）

从创造社的内部差异可以看到,与法国19世纪诗歌传统相联系建立起＂诗＂的观念的,是创造社京都作家,这里有着郑伯奇与成仿吾文学批评观的深刻差异,由此出现1924年＂国民文学＂的倡导,以及翌年以穆木天为主在《语丝》上与钱玄同的论争,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诗＂与＂散文＂观念的碰撞。从中可见,＂诗＂的观念,对＂诗＂与＂散文＂之不同的认识,在进入＂五四＂后的新文学独立发展中是艰难的。     

浅析“三言·序”中冯梦龙的小说批评理论

明代后期文学家冯梦龙广泛收集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经过加工编撰而成《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他的小说批评理论主要见于为“三言”所做的三篇序言。在“三言”序言中,冯梦龙归纳总结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流变历程,指出了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强调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特点,探讨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并注重小说的教化作...     

“历史”的变革与“主体”的浮现——“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再认识

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历史叙事在新时期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下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历史”本身的虚构性和文本性特征使得作家无意于再建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放弃了对历史客观真实性的追求,从而在文本中渲染了一种非理性主义色彩;同时,作家注重自我对历史的认识和体验,在小说创作实践中关注个体的命运和价值,表征了一种经验理性的反思倾向。     

论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成因与治理路径——基于“结构洞”理论视角

参与者众多的无直接利益冲突很难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做出合理的解释,而“结构洞”理论可以从社会关系网络角度对大多数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从“结构洞”理论视角看,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原因是各社会群体间缺失联接的桥梁,无法正常沟通和互动。民众遇到问题时,在政府部门之外不能获得相关的信息,找不到解决的途径,产生的矛盾无法由社会自身来化解,只能压向政府。增加普通大众的“结构洞”数目,搭建起各群体间的“桥”是预防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有效途径。搭建群体间的“桥”可以从制度改革、创新城市规划和促进社会交往等方面入手。     

对“三个代表”精神实质的再认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 ,它有其产生的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是与时俱进地保持党的先进性。紧紧抓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 ,是全面贯彻、长期坚持、深化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途径。     

文学研究的“钟摆”与“制动”

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文学内部研究强调文学审美特性,外部研究重视文学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二者的对立可以说是审美性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要解决文学研究的＂钟摆＂现象,必须解决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文学语境的虚拟性使它自身得以与文学外部的文化语境相疏离,使它们之间产生一种奇特的距离感;文学语境的审美性使得它与文学内部研究保持本质性的联系。文学语境作为介于文学内部语境和文学外部文化语境之间的特殊场域,使得文学内外有机地衔接起来。     

“率性”、“纯真”后的缺失——“80后”写作思潮再论

世纪初,“80后”写作已经从《萌芽》1999年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正式出炉的“新概念族”,扩展成了一场普泛性的青少年写作热潮。经过几年的演练后,已逐渐由当初含混、青涩的少年写作逐渐成为了一道颇具市场效应的大众文化景观。然而,缺少人生历练和知识准备的不足,又总使他们的写作呈现出了狭窄、重复、雷同的类型化弊端和忧郁、沉闷的少年强说愁基调。而传媒与书商为了“共同体”利益,越演越烈的热炒,则严严遮蔽了“80后”写作的致命硬伤。因此,对主流评论界而言,对“80后”写作的及时引导与批评,已经不能再沉默与缺位了。     

新时代高校“三全育人”的理论蕴含与深化路径

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创新的重要命题,“三全育人”指向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凸显新思政观、全局意识和治理思维,历经从离散片面到系统科学、从低频表达到固定范畴、从概念设想到体制机制等多条嬗变轨迹,其理论内涵蕴于思想政治教育时空维度构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之中。深化新时代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在主体互动中推进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