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的政治智慧及其现代意义

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以"为政"为主题,论述了为政之根本、执政与道德的关系以及为政者的内在素养等问题,深化了《学而》中"学"的外用价值。《为政》篇涵盖的政治哲学价值千百年来经久不衰,成为后世"治国""修身"与"政治教化"的重要依据。现代背景下重读《为政》篇,孔子内蕴丰富的文字依然可以为今天的为政与做人提供思想启迪;重新挖掘其中的思想精华,对于推动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古今和歌集》编纂思想中的孔子意识

《古今和歌集》序中"人麿既没,和歌不在斯哉"的表述,凸显了其编纂思想中的孔子意识,也是其编纂思想来源于儒家礼乐思想的体现。而先于《古今和歌集》成立的《续日本后纪》中关于和歌复兴的评论,是站在春秋时期诗书礼乐的崩坏和与之相关的孔子行动的历史上创作而成的,给《古今和歌集》的编纂指出了"儒家礼乐思想"的方向,是其孔子意识的先导。     

“《诗》亡然后《春秋》作”申说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表述包含了两个前后相联的意思:其一重点在于"《诗》亡",即何以"《诗》亡"是"《春秋》作"的前奏;其二重点是"《春秋》作",即何以《春秋》继"《诗》亡"而起。这两个问题与早期史鉴思想及儒家教化思想密切相关,并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原儒》对道家思想的批驳与认同

《原儒》批驳道家思想的主要理据是圣王模范与大易准则,主要理路是通过孔子儒家的正统观念的疏导与其经典文本的大道全体的诠释,及天人、心物的具体问题求解。总体看,道家思想先天不足,遭遇体用二分的认知困境;其后学主张维护帝制也迷茫本源,遮蔽儒家的大易融贯新论;但其宇宙论与儒家同一宗祖、齐头并进,为实际影响传统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要思想势力。具体辨析其显学为老学与庄学,前者是开创者,与儒学在心物问题认识上高度一致,而本体理解上有实质差别,导致其本体隐显的阻隔;后者是光大者,其理据未真正自觉到孔子儒学的阳刚本性,但《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之道为孔子儒家的学术思想要领。二者归根于孔子儒学,获得本体支撑与雄壮力量,以免陷于枝用、虚荡。     

《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威仪”与“气志”:孔子《诗》教的人格取向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是新出土的反映孔子《诗》教的重要文献,可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孔子所提出的"必达于礼乐之洍,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的理论把《诗》作为了人格修养的教材,而"威仪"和"气志"则是这种《诗》教人格取向的核心概念。孔子在接受前人关于"气"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气志"概念,并改造传统"威仪"概念与之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教理论。孔子《诗》教中的"气志"和"威仪"是其人格取向的一体两面。"气志"即个体人格修养所锻炼的君子"气志";"威仪"即君子"气志"所呈现的个体"威仪",其内涵十分丰富。孔子《诗》教的这种人格取向将学《诗》者的关注点从礼仪应用引向人格培养,使文学得以从集体仪式转向个体表征,完成了"诗言志"观念的文学转型,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价值。     

鲁迅文学与古典传统--以《狂人日记》为例

鲁迅以"医术并非一件紧要的事"而弃医从文为小说,与罗贯中"传神稗史"和《三国演义》写吴押狱之妻焚华佗《青囊书》,以及古代"上医医国"的思想,有暗合的联系;《狂人日记》"吃人"之论及其艺术上的表现,受孔子"苛政猛于虎"和老、庄"仁义"之"庐""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的思想,以及唐人小说《集异记·崔韬》、《聊斋志异·梦狼》、《幽明录·新鬼》等等的深刻影响。作为鲁迅文学有代表性的作品,《狂人日记》思想与艺术植根于古代思想与文学的事实,证明鲁迅文学与古典传统有密切而又曲折微妙的联系,值得学者更多的注意。     

金景芳的易学

金景芳先生的易学研究继承了孔子《易传》开创的探求义理的学风,形成了自己系统的观点和学术风格,代表了二十世纪义理易学的水平。先生一直认为《周易》的价值在于它所讲的思想,而卜筮不过是它的躯壳。《周易》六十四卦的结构序列说明其哲学是乾坤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系辞》、《彖传》中实际都讲到了辩证法的合二而一。《归藏》与《周易》二易由首坤次乾变为首乾次坤,是老子与孔子思想所自从出的不同,表明了商周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发育成熟程度的差别,《归藏》之占七八不变爻,《周易》之占九六变爻,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先生还对《易传》做了大量的考释工作,认为《周易》经传密不可分,说明了《易传》内容的构成及其与孔子的关系。     

论马王堆帛书《要》篇“观其德义”的易学内涵

根据帛书《要》篇,“观其德义”是孔子易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孔子并由.此将《周易》由卜筮之书转变为德义之书.“德义”为析言,在帛书《易传》中有多层含义.孔子“观其德义”的目的,是在“巫史《易》”之上建立起“君子《易》”的传统.这个“君子《易》”,在追求道德性认知和成就的同时,还积极地吸纳了阴阳哲学的观念;而阴阳哲学反过来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宇宙论背景和深度.在《要》篇中,卦爻辞是孔子“观其德义”的出发点及阐释的重心,由此亦与“巫史《易》”的解说进路区别开来.此外,君子“观其德义”还包含了“成德于己”和“施教于民”两个方面,前者以“君子”为理想人格,后者需要统治者保持谦谨之德.     

孔子＂五十以学《易》＂辨正

历来对“五十以学《易》’的解释都不够圆满、周延,其原因是未能厘清此章言说时间与“五十”之间逻辑关系。经由义理、文势、事证等方面的论证可知,此章应是孔子暮年归鲁后的企求、哀叹之言,应解为“再让我多活几年吧,（这样我）五十岁已经开始学《易》历程,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孔子开始学《易》的时间是五十岁时,与老而好《易》、晚而喜《易》并不同时;其五十岁开始学《易》的促因可从思想与现实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孔子易学态度的转变可表述为从早年斥《易》到五十学《易》再到晚而喜《易》、老而好《易》的大致历程。     

《毛诗正义》的性情思想探析

孔颖达《毛诗正义》广泛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的性情思想,其性情思想主要内容为:性情的本体是"气";"受气"的厚薄不同使人性分为九等,各等善恶不同;统治者应该以身作则来教化人民,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教化得以成功的依据在改变人的性情,使人性由恶趋善、性情中和;教化最有效的手段是诗与乐。     

《解老》 《喻老》的性质及其文体学意义

《解老》与《喻老》是《韩非子》当中两篇可称为"解释体"的文章,尽管其思想内容、文章风格有一定的差异,但其整体上却有着一致性,从性质来说,都是对《老子》的解释之作。《解老》当是韩非求学于荀卿时所作,并非专题性论文,而更像是读《老子》的注解,亦有读书笔记的性质。《喻老》当为韩非后期重读《老子》所作的解说之文。正是这种创作时期的不同,使得二者甚至在文本上也有了一定的差异。这类文章的文体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经说体"的继承与发展上。     

《淮南子》引《易》论《易》考义

《淮南子》诸篇引《易》文字凡十三处,论《易》文字凡两处,皆有取于"德义"或者说《易》之义理,其受孔子易学影响的痕迹是明显的。我们从中看不出任何能说明孔子易学之前曾存在一种以讲阴阳灾异为内容的《周易》"古义"的证据。这些引《易》论《易》的文字并未提供超过传本《易传》的有关象数学或占筮技术的信息。由《淮南子》引《易》所见的与帛书易传《要》篇相关的文字看来,帛书易传于汉初似尚无一个广泛流行的定本,遂至失传。     

再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视域下的《诗》本生成

"诗"在先秦历经"寺人之言""持人性情""抒情言志"等内涵变迁,司马迁所言"古者诗三千余篇"与孔子所言"诗三百"在内涵与外延上有一定差异。在《诗》的历时性流传与结集过程中,分离于乐官系统之外的国子教育已将其经典化为不同于歌、谣、谚且具有儆诫内涵的"德义之府"。周王官及大师对贵族诗作及采献之诗加以修正,包括韵律审定、语言雅化、内容改造等,形成了统一文本及各诸侯国之间赋诗应答的文化基础。孔子之前,不仅学在官府,典籍亦为史官专有,孔子不具"删诗"之客观条件,孔子对周文化极为推崇,也不具对《周颂》十去其九的主观意图。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非孔子"删诗"之证,孔子仅校勘整理了通行《诗》本并据此授徒讲学,因此孔子"选诗"这一表达更为恰当。"孔子删诗"说的形成缘于汉儒对孔子文化地位的认同心理与自身传承经典文化的使命感。     

试论《吕氏春秋》的美育思想

《吕氏春秋》体现出战国晚期儒道美育思想的会通、合流倾向,而道家以尊重人的自然生命为主旨的养生学说是其美育思想的核心。《吕氏春秋》美育思想以"乐"论为中心,在音乐本体论方面主要受道家宇宙本体论影响,具有纯艺术论倾向;在音乐的政治、道德教化功能方面则吸收了儒家礼乐教化的美育观;在音乐的审美心理及其与个体养生的关系等问题上,主要以道家养生学说为主体同时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的"乐"论观,并有进一步发展。     

《易经》、《老子》之"道"的比较

《易经》与《老子》之"道"及其"反"、"复",既有表面上的用词相同、相似之处,又有概念内涵上的相互关联之处,还有其所反映思想上的不同之处。《老子》之"道"为点、是生成的原因,《易经》之"道"为圆、是被生成的结果;《老子》之"道"为水,《易经》圆"道"上的《坎》、《坤》也象水;《易经》中"反"、"复"同义,《老子》中"反"、"复"之义相反。《老子》通过阐述"道"之"反"、"复",反映出与《易经》不同的思想。     

浅析孔子辩证思维的特征

通过对《易》的思维特征及思想内容的分析 ,并将其与原始思维方式相比较 ,可以发现两者都具有原始而朴素的辩证思维的特征。孔子继承了《易》中原始思维的辩证法内核 ,放弃了形式逻辑抽象和推理的思维手段 ,采用联想思维方式与辩证法相结合 ,使中国古代思想界的辩证法思维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论《孟子》对文本之《诗》王道政教意义的赋予

孟子对孔门诗教意义的生发,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诗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孔子至孟子时,《诗》正经历着由与乐舞结合走向分离的过程。把这一背景纳入考量范围就会发现,在《诗》学巨变过程中,孟子在《诗》的政教意义的最终赋予上具有其他诸子难以企及的贡献。孔子之时,诗乐舞尚未分离,《诗》教即是乐教,换而言之,孔子并没有赋予《诗》之文本以独立的政治教化意义;而《诗》三百脱离乐舞之后、其独立教化意义的赋予则多赖孟子之力。而这正是孟子于《诗》教发展的最大贡献,汉人解《诗》无不脱离乐舞而单从《诗》之文本入手,从这一角度上来讲,汉代诗学的经学化进程正是赖此而开;汉代乃至后世的《诗》的经学化阐释路径,也主要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通书》文本的历史真相

对于许多儒家经典文本来说,需要在一个恰当的整体性解释体系中,其文本结构的深层义理才能够得以揭示。《通书》、《中庸》就是这样的经典文本。《通书》与《中庸》在编排次序、义理逻辑结构上存在着严密的对应关系,可以认为《通书》文本完全是依照《中庸》而作。宋儒及后世学者通常认为,《通书》是为了解释《太极图说》或《易传》的思想而作,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揭示出周敦颐作《通书》的本意。《通书》在义理上兼有《易》和《中庸》的思想,而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则是《中庸》,不仅是为了诠释《易》之性理大义,也是为了诠释《中庸》的成德之道,即通过严谨的文本结构隐含地表达儒家成德之道的为学境界次第,再现《中庸》的内在义理。周敦颐首先依据"太极图"发明儒家的性道微言大义,贯通《易》及《中庸》义理,作《太极图说》以诠释《中庸》首章"天命之性",重新建立儒学的本体论及生成论基础;进而作《通书》,以严谨的文本结构诠释《中庸》全部文本,重新建立儒家的成德之教。     

孔子“兴”式教育法与《诗》《易》的义理化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诗经》和《周易》是他教授弟子们的重要内容，但他并不是仅仅要求弟子们记住《诗》《易》的辞句，而是要他们从中体会出“忠恕”之道来。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十分盛行的“兴”式方法，即仅据《诗》《易》中的某一辞句断章取义地引申发挥。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弟子们要紧紧围绕着“忠恕”之道去“兴”。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诗》《易》改造成儒家经典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汉中期以前的儒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