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年代话剧艺术论略

中国的话剧艺术是在本世纪３０ 年代明显走向成熟的, 其成熟的标志主要体现在戏剧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塑造和戏剧语言创新四个方面。从情节的发展意义上说, 以《雷雨》为代表的戏剧创作显示了综合性情节悲剧的多方面特征, 并在多种情节因素的融合方面做出了民族化的改造; 而以《上海屋檐下》为代表的一批作品, 则是以创新性的具有生活实感的结构样式表现了特定时代中国都市下层民众的真实生活, 并在尊重中国观众欣赏习惯的前提下创造了中西合璧的结构形式; 戏剧人物塑造上, 《日出》、《原野》等作品, 开创了中国现代戏剧艺术注重人物内心冲突和心理刻画的性格描写方式; 而在戏剧语言领域, ３０ 年代中国现代戏剧的最大成功在于新的对话机制的建立, 即它的叙事主体和受体都直接表现为剧中人物, 而作者和读者、演员和观众则处于一种内隐的地位。正是在上述几个方面, 体现出了中国本世纪３０ 年代话剧艺术的成熟特征。     

回归民族文化原本 探究中国悲剧精神——百年来“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

“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经历了近代启蒙话语、现代启蒙话语和民族本土话语三种不同话语形态。蒋观云、欧榘甲着眼于“戏剧改良”,从戏剧类型视角提出“中国无悲剧”的问题,偏向于近代社会启蒙话语。王国维第一次把“中国有无悲剧”问题带进悲剧精神层面,鲁迅、胡适受到王国维的影响,从“国人之精神”“国民性”视角分析“大团圆”戏剧结构。熊佛西、朱光潜、钱钟书依据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西方经典悲剧理论,用西方的“绳墨”量度中国古代戏剧,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的悲剧。20世纪30年代以后,戏剧理论研究中的民族话语逐渐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季思、张庚、陈瘦竹等学者悲剧美学、戏剧精神、戏剧形式结构等层面,回归本民族文化立场,基于中国戏剧发展实践,参证西方悲剧美学成果,揭示中国古代悲剧“悲喜相乘”“崇高”“悲愤”等美学特征,肯定中国古代悲剧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由此可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应该基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艺实践,将“悲剧”放置在中华民族长期的社会变迁中,放置在中国人的文艺创造心理机制,放置在中国观众长期养成的文艺欣赏心理机制,参证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悲剧美学成果,方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悲剧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     

论情节在哈代悲剧小说中的重要性——以《同乡人》为例

在古希腊悲剧和哈代悲剧小说的比较研究中,较常见的是以命运观和人物性格为中心进行对比。可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古希腊悲剧的核心是情节;哈代也认为对小说而言,情节或者说结构的重要性胜于人物。因此,以情节为中心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在亚里土多德看来,好的悲剧情节必须要有发现或突转,二者是引发观众怜悯或恐惧的关键要素。哈代的悲剧小说中众多的偶然或巧合与其说是古希腊悲剧中命运观的反映,不如说是哈代巧妙地运用了古希腊悲剧情节中的发现或突转。通过对哈代短篇小说《同乡人》的分析,可以印证此观点。     

莎士比亚悲剧的主要特征——构思完美的情节

根据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阐述的有关悲剧的定义及悲剧的重要要素的观点,主要侧重其中情节这一核心要素来分析莎士比亚悲剧作品的魅力所在.分析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情节的主要构成部分及其特点,如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结构,在复杂情节中倒转始终存在,并伴随着突转和发现;由当亲属之间发生苦难事件时的行动所产生的打动人心的情感,即带给读者的不同于喜剧或其他剧目的一种快感--恐惧与怜悯之情,以及在情节上极具匠心安排的布局,阐述了莎士比亚悲剧作品比较完美地体现并实现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情节是悲剧的灵魂"这一观点,揭示了莎士比亚的悲剧至今仍然备受青睐的缘由.     

论莎士比亚《李尔王》的情节艺术

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使用了双情节的发展形式,这种多层次、多线索展开情节的艺术手法,使剧情更加紧张生动,扣人心弦,同时情节的多样化增加了该剧的悲剧色彩和感染力。剧中两条平行线索相互交织、互为补充,对表达主题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大量自然情节的使用拓宽了文本的视域,使悲剧主题更具普遍性。本文旨在探讨这种独特的情节结构,...     

传承与发展——莎士比亚《李尔王》情节探究

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诗学》中有关戏剧情节的论述，分析了莎士比亚著名悲剧《李尔王》中双情节结构对《诗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所产生的独特的悲剧效果。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在《奥塞罗》中的应用

亚里士多德在《诗艺》中阐述的悲剧理论反映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尤其是《奥塞罗》的创作中,拟从《奥塞罗》的情节布局,即情节的严肃复杂、有机组成和结局效果等方面来看莎翁对亚氏悲剧理论的应用。     

论古希腊悲剧的叙事模式

古希腊悲剧的内在意义模式是引起观众恐惧和怜悯的由福转祸型。它作为一种悲剧精神和原则要求 ,成为古希腊悲剧文本叙事机制内容因素中的主要张力 ;古希腊悲剧的显在功能模式是作为一种隐含作者的歌队叙事。它通过歌队的合唱歌及歌队长的台词 (也包括其他作为隐含作者的人物或其它戏剧要素 ) ,在悲剧的情节结构、场景变化、人物塑造等方面制约戏剧 ,为悲剧的意义模式服务 ,成为古希腊悲剧舞台叙述的基本显在叙事模式     

小人物，大内涵——曹禺悲剧思想之浅谈

曹禺的悲剧开拓中国现代话剧悲剧艺术表现领域的深度。是小人物、灰色人物的悲剧，表现的是平凡人的痛苦。悲剧的情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人的心灵上造成的伤痕。悲剧结局不仅属于他们个人。而且也属于社会。这些小人物、灰色人物的痛苦虽不是关系到国家、人民的利益，却同样十分深刻，这足以引起人们深深地思索。     

黑格尔论动作与性格

黑格尔认为，悲剧的动作、情节由伦理实体或其分化而成的伦理力量决定。悲剧动作或情节的展开要有一个起点。悲剧动怍起点的确定，应以冲突的情境为准：冲突开始的地方就是动作开始的地方。悲剧动作具有完整性、丰富性、深刻性三个特点。动作与情节靠人物展开，人物发出动作、陷入冲突是由于他们各自的性格，性格由情致决定。     

项羽与关中

项羽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在灭秦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充分展示出他的军事天才,但他属于悲剧英雄。这一悲剧的原因与他的关中情节有关,对关中的不仁不义使他失去了立国关中的基础,造成了他的最后失败。     

苦难与反抗的卓然超升──论当代先锋悲剧形态

在全球性悲剧衰微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当代先锋悲剧以整体的思想性、美学性显露出异乎寻常的魅力。剧作家们对被传统悲剧奉为金科玉律的“苦难──反抗”格式大胆调整，予以模糊，降低悲剧冲突的外在力度，通过情节结构及意象原型化、场景仪式化创造出超升苦难与反抗的神话形态，以传达整个民族乃至人类心灵与生存的深层体验，道出“一千个人的声音”。这些追求导致悲剧观念与情绪的畅达粘合，悲剧整体气蕴的贯通，由此形成了具有深刻启示性的中国当代悲剧的“大家气概”、“大家风范”，大大丰富了世界悲剧殿堂的收藏。     

老舍20世纪30年代小说的悲剧意识

老舍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在有关生存状况的描述中,渗透出一种强烈的悲剧意识。由于贫穷而造成的生存困境,绞杀了下层人民固有的美好情感,生命主体潜在着难以言说的痛苦。这些悲剧,表现了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北京市民社会的清醒认识和深刻批判。其生命意识中的悲剧内涵,表现为矛盾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和深刻的启蒙思想。     

黑格尔论动作与性格

黑格尔认为,悲剧的动作、情节由伦理实体或其分化而成的伦理力量决定.悲剧动作或情节的展开要有一个起点.悲剧动作起点的确定,应以冲突的情境为准:冲突开始的地方就是动作开始的地方.悲剧动作具有完整性、丰富性、深刻性三个特点.动作与情节靠人物展开,人物发出动作、陷入冲突是由于他们各自的性格,性格由情致决定.     

“严肃”的《李尔王》——从人物分析到《诗学》之悲剧“严肃性”解读

本文通过对莎士比亚剧作《李尔王》的部分情节进行文本逻辑(包括人物性格逻辑、情节逻辑和语言表达逻辑)、生活经验逻辑等多角度的逻辑推理,对这部悲剧的"严肃性"根基进行建构,并在此基础上对亚里士多德《诗学》悲剧定义体系中的"严肃性"作出理解和分析。即,"严肃性"既是悲剧的创作方法又反过来正是悲剧的思想理念本身。     

《阿史那》:莎士比亚悲剧的互文性中国化书写

民国时期的戏剧《阿史那》是李健吾根据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翻译加改编"的本土化莎士比亚戏剧。这是民国以来一种特殊的中国化莎剧。《阿史那》文本的改编体现出互文性特点。《阿史那》在重写了《奥赛罗》内容,重置了情节的基础上,将中国故事置于该剧的悲剧精神之中,其中既有对中国历史、文化、人性的叩问,又有对权力、阴谋、野心的影射、担忧与批判。《阿史那》对《奥赛罗》中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化基础上的改写,是具有鲜明特点的互文性中国化式的莎氏悲剧。     

赏心乐事还是悲情伤怀?——试论《牡丹亭》的悲剧内涵

传统看法认为汤显祖的《牡丹亭》应该是被划为悲喜剧,实质上《牡丹亭》是一出悲剧.尽管其主要情节寻梦、化魂、圆驾等都带有一定的喜剧的表象,而这些情节正说明了汤显祖以乐现悲的手法.深刻分析情节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看出汤显祖用难以回避的悲剧情绪,来表现那个社会"人"的悲剧.     

乡土世界中的女性悲歌——萧红小说中底层女性的生存悲剧

崛起于30年代的萧红就像一颗灿烂耀眼的新星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大放异彩。在她的文学创作中，是从女性的生育苦难和爱情、婚姻悲剧三方面来展现北方农村底层妇女的生存悲剧，从而阐释出女性在男权话语系统下的卑下地位。而这种别具风格的叙说方式与萧红自身的生命体验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亚里斯多德的悲剧情节(动作)和成分论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把悲剧分成六个成分:情节、性格、思想、言词、形象、歌曲。在他看来,情节是整个悲剧的“灵魂”,性格和思想是在表现情节的时候“附带地”表现出来的;言词、形象和歌曲是表现情节的手段,所以情节是六个成分中最重要的,现存《诗学》中差不多有二分之一的篇幅是论述情节问题的。在希腊语中,情节(muthos)一词从荷马时代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它最初的属意是词、谈话、发出声音的意思;后来逐渐演变为讲述英雄故事和古代传说的意思;在(《诗     

论《苔丝》中动物与植物的妙用

在《苔丝》这部小说中,作者哈代巧妙地以许多动物和植物为媒,从不同角度深化了这部伟大作品的悲剧效果。本文拟从推动悲剧情节的发展、诱发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烘托故事的悲剧氛围以及塑造人物的悲剧性格等四个方面来论述动物与植物在《苔丝》中使苔丝走上悲剧道路的不同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