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与不争论的辩证法

邓小平同志“不搞争论”的观点具有特定的含义。不搞争论是不搞无谓的、无效的、无用的争论 ,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但在应该争论的问题上 ,就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一争到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地把握和实践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争论和不争论的辩证法思想     

统计学发展过程中四次重要的争论及其影响

统计学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几次重大的争论,这些争论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政治算术"与"国势学"的争论,明确了统计学的学科性质;"描述统计学"与"推断统计学"的争论,构筑了统计学的完整体系;"经典统计学"与"贝叶斯统计学"的争论,带来了统计哲学观的新变化;信念统计学与经典统计学、贝叶斯统计学的争论,使统计推断科学化问题的研究日趋深入。正是通过这些争论完善了现代统计学的思想和方法体系。     

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争论的几点思考

2010年,国内爆发了因转基因主粮商业化问题而引起的争论事件。从各参与争论主体的利益出发,分析了争论的原因、争论的实质及争论影响。提出引发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争论的几个主要原因：为了维持原有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道德标准等方面的传统;争论双方价值观和利益倾向存在分歧;人们对转基因作物或食品食用安全和生态安全潜在风险的担心;媒体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新闻炒作等。指出争论的实质是争论主体各方关于利益、权力、资源等的一种博弈过程;争论客观上起到了传播新知识、改变价值观、完善监管制度、促进技术发展等多方面的作用。     

论邓小平“不搞争论”思想的内涵

“不搞争论”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 ,但对这一思想也不可持教条主义的理解。邓小平“不搞争论”的思想是有其特定内涵的。它主要指 :要试验的东西“不搞争论” ;被确定了的政治路线“不搞争论” ;国与国、党与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不搞争论” ;解决国际争端“不搞争论”。     

意识形态斗争对我国性教育的影响

回顾了性教育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考察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启蒙、中断、复苏三个阶段,意识形态争论影响的程度和方式各不相同。     

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批评演进在中国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奥赛罗》传入中国已经100年了。围绕着《奥赛罗》的主题、人物在西方引起了无数的争论,这种争论至今仍在继续着。《奥赛罗》在中国也引起了莎学研究者长期、尖锐的争论,《奥赛罗》批评在中国主要表现为:追随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批评,从人文主义入手肯定《奥赛罗》的进步性;对中国戏剧、戏曲改编《奥赛罗》的批评;嫉妒说与非嫉妒说之间的争论;从文化身份的角度解构《奥赛罗》。     

论邓小平的争论观的主要思想

“不争论”的确是邓小平的争论观中极其重要又极具特色的一项内容 ,但邓小平的争论观却不是“不争论”所能完全概括得了的。邓小平的争论观有着远比“不争论”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容 ,概括起来 ,主要有热情欢迎不同意见、积极支持合理争论、坚决反对不良争论、解决争论既靠说理更靠事实、“要辩论”和“不争论”都必须服务于和服从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个方面     

直译与意译和归化与异化之比较

翻译领域一直存在着直译、意译的争论,后来又演变成为关于归化,异化的争论,这两对概念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本质上的不同。文章从两对概念的争论出发不仅探究了两者在文本选择、传译、目标人群、使用的主要领域和使用动机层面的不同,还简要探讨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抗战初期国共关于游击战问题论争新探

抗战初期,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在抗日游击战问题上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激烈争论。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争论,产生于抗战全面爆发、敌后战场开辟之初,在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形成高潮,1938年下半年进入深化阶段。这场争论,促进了国民党对游击战的认识,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坚定了中国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中国股市制度建设思想争论的演变及其影响(1978-2002)

中国的股票市场在还没有建立之前,就有了社会主义能不能推行股份制的争论。此后,展开了股市制度建设思想的一系列争论。这些争论有其发展与演变的规律性,并对中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     

何干之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研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这是一场事关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论战,众多学者参与,派别林立,观点各异。在“论战”接近尾声时,何干之及时对“论战”进行了总结评述,其研究“论战”的角度和方法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显示了以何干之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论战”的认识,学术价值厚重。     

现代性视野下的"科玄论战"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从现代性的视野下去考察,可以得出如下认识:论战上是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现代化运动发生以来所经历的种种“事变”的一种反思,是就现代化这一世界性进程所引发的“中国问题”而展开的一次哲理对话,同时它也以其对中国哲学发展诸路向的揭示和基本框架的奠定,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真实性问题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与苏俄文学传播中的《文艺报》

20世纪50年代国内就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文艺报》积极介入论争。在真实性问题的论争中，《文艺报》通过译介苏俄文章为国内论争找到关于真实性理论的合法权威根据，进一步使国内认可真实性问题。在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中，《文艺报》通过构筑知识背景，引导国内的论争朝着五十年代文学规范的路子上发展。20世纪50年代《文艺报》通过传播苏俄文学、文论对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元年孙中山的铁路设计与宣传

民国元年是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发展的重要之年。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专心致力于发展实业尤其是铁路事业，不仅广泛宣传铁路的重要性，而且担当重任，积极筹划铁路建设。但由于当时困难重重，他的方案遭到很多质疑，并引起广泛的争论。这些争论进发出的理性之光对当时我国铁路认知的完善和成熟有积极作用。     

试论蒋胡"约法之争"

1928年,国民党按照"以党治国"的原则,建立了五院制政府。1930年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和胡汉民围绕制定约法、国民党政权实行合议制还是实行独裁制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个人独裁还是"以党治国"的问题,斗争虽以蒋介石获胜而告结束,但却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再次大分裂。     

20世纪70年代台湾保钓运动研究

台湾保钓运动作为20世纪70年代世界华人保钓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大的历史背景。同时，整个运动过程也是波澜壮阔的，尤其是保钓后台湾大学的学生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活动，将关注点投向社会，保钓运动对钓鱼岛问题本身、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甚至参与者个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亚太地区预防性外交的发展

冷战结束以后,预防性外交成为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处理安全问题的新方式。随着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的成立,亚太地区各国展开了预防性外交的大讨论。由于各国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围绕预防性外交的基本概念产生了很大的争论。但是通过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在追求共识、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各方通过交流寻找普遍接受的共同原则,正在形成有亚太地区特色的预防性外交理论。     

西蒙与沃尔多之争及其影响

西蒙与沃尔多之争(以下简称"西沃之争")被公认为是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上最具启发性的思想交锋,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蒙与沃尔多围绕公共行政学学科"身份"问题、事实与价值关系问题、价值观问题、思维与表达方式问题、文本的误读问题进行了立场相反的辩论。这场争论不仅促使公共行政从热衷于效率价值的追求转变为更多地民主价值关怀,积极地改变了人们对于规范价值的态度,而且形成了西方公共行政学者社群对于公共行政学学科身份危机的两种不同的救赎之路。     

先秦辩士的论辩艺术

春秋战国时期,好辩是政治、学术活动中的一大特色,辩士在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论辩艺术:行人之辩,委婉多切;策士之辩,辩丽横肆;墨者之辩,逻辑严密;儒者之辩,醇厚简约。构筑他们论辩艺术的基石是丰厚的学养、坚定的信念和精湛的辩术。     

陆游是否“违心作高论”——读钱钟书《谈艺录》札记一则

关于陆游是否学习中晚唐诗人,学界一直存在争议。钱钟书先生认为陆游表面上斥责晚唐但实际上对其学习,是＂违心作高论＂。现试从陆游生平及南宋诗坛情况分析入手,认为陆游确实学习过晚唐诗歌,但是他所批评的＂晚唐＂则是有特定对象,不可一概而论。